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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学与唐宋古文主流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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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理学与古文在发展中各自形成系统,宋代古文终究有着属于自己的主流体系,理学家的古文创作显然也并不能构成宋代古文的主流。但是,从根本点上看,宋代的古文毕竟缘起于儒学复兴运动,与理学的兴起同出一源,宋代理学家对文学的独特看法及其实践活动,对古文创作领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和渗透,随着南宋理学地位的提高,两者甚至形成汇融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宋代古文为主体上溯唐代韩柳而成的所谓唐宋八大家古文体系的确立,实与理学精神的影响乃至理学家涉足文坛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宋代古文复兴运动从肇端至确立,历时较长,并由文人古文与理学古文两股力量长期积聚融会而成。从柳开、王禹 到穆修,是为文人古文的前驱,而号称“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则是理学古文的先声。这两股古文复兴潮流到庆历年间,经范仲淹至欧阳修而汇融并达致新的高潮,宋代古文运动于是乎正式确立,并以其浩大的声势构成宋代文坛的主流。由于宋代崇德归儒的统治政策与时代风气,造成政治文化一体化的特点,政治领袖与学术领袖逐渐统一起来,欧阳修作为北宋中叶集政治领袖与文化领袖于一身的第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不仅以自身的鲜明主张与大量创作树立起复兴古文的大纛,而且通过知贡举,有意识地选录天下英才,作为其后辈的王安石、苏轼等宋代文坛巨擘都是经其大力提拔和培养而“出人头地”,从而导引出宋代文学史上大家辈出、群星璀璨的极盛时期。《宋史·文苑传序》通论宋代文学盛况时说“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所例举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苏氏,恰恰正是宋代古文主流的柱石与标志。

以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三苏为代表的宋代古文大家,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宋六家”。以“宋六家”为标志的宋代古文运动的蓬勃兴起,固然是针对五代宋初弥漫文坛的以“五代体”和“西昆体”为代表的靡弱文风,以“古文”替代“时文”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与“五代体”和“西昆体”相伴的是儒家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的衰乱,复兴古文的实质正是为了重振儒学权威,因此,以振兴儒学为内核的宋代古文运动便自然与同样以振兴儒学为内核的唐代古文运动产生了直接的联结。在唐代,以韩愈、柳宗元为核心的古文运动,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正表现为以儒学复兴为精神内核并改革文体文风的文化的整体进程。韩愈自诩“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辞” (《答陈生书》), 可见其毕生致力的复兴古道与古文两者本是一体关系,正是因此,韩愈在文坛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乃因其所创建的儒家道统的巨大影响所奠定。柳宗元在复兴古文方面与韩愈志同道合,而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则较韩愈更为明确,径直声称“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所谓“文以明道”遂成为唐代古文运动乃至后世所有文学复古论者的理论核心与创作纲领。

宋代古文的复兴,一开始就与唐代古文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入宋之初的柳开,作为宋代古文的先驱人物,就被称为“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周、孔,非先生孰能哉。” (张景《柳公行状》) ,正可见出其为古文所具有的“拯五代之横流”与“续韩、孟而助周、孔”的两方面意义,而由其“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更可见出柳开首倡古文与唐代古文运动的直接关联。其后,作为宋代古文运动领袖人物的欧阳修,自谓“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 ,显然与韩、柳“文以明道”说如出一辙。对于前代文章家,欧阳修最为推重韩愈,认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 (《读李翱文》) ,其本人更是以继承韩愈道德文章为己任。苏轼《六一居士集序》即认为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子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 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即从儒家道统与古文创作两方面清理出欧阳修承韩愈而上溯孔孟的渊源关系。本来,宋初古文先驱已甚为推重韩愈,但韩文在整个宋代主流文坛产生全面影响,无疑是由欧阳修的大力推扬所致。据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云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为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由此可见,宋代古文运动的真正兴盛,实与欧阳修整理刊行韩愈文集有着密切关系,而欧阳修作为当时文坛领袖,即有意识地将宋代古文与韩愈古文加以联结,在力图将韩愈古文作为宋人创作范式的过程中,自身在宋代古文运动中也就取得了如同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那样的地位。王安石在《上欧阳永叔书》中称欧阳修“以道德为天下所望”,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则称颂欧阳修是有宋一代的“蓄道德而能文章者”,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更是直接认定“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支撑古文运动的儒家道统的构建,实际上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特性。唐代中期,士大夫鉴于安史之乱后的沉痛反思,认为朝政之紊乱乃“儒道之不举”所致,因而韩愈创建的儒家道统实具鲜明的时代特色,大体说来,传统儒学偏重章句,而至“韩子原道首揭仁义”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 ,将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原理紧密结合起来,并对儒家之道作出新的阐释,为当时广大庶族文人要求凭借道德修养与才能学问跻身卿相的政治愿望提供了理论根据,成为适应新兴庶族政治集团现实斗争需要而建立的思想体系,正是因此,“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新唐书·韩愈传赞》) 。欧阳修对韩愈道统学说以及其开创的古文运动的承续,也同样是宋代那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要求所造就。宋代一方面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复杂而深刻,同时又是封建国家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的时期,为了与政治集权统治相适应地加强思想意识统治,并重整在动乱中遭到很大破坏的封建社会纲纪伦常,宋统治的一项基本方法就是提倡尊孔读经并通过科举取士,真宗后的宰相就几乎全是“以儒学起家”者。这样,宋文化的特点最重要的就不仅是儒学复兴,而且在于对儒家思想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发现,知识分子已不再只是儒家经义的阐释者,而同时成为其思想和主张的实践者,学术领袖和政治领袖逐渐同一起来。欧阳修作为北宋中叶第一个集政治领袖与文化领袖于一身的人物,其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及儒学道统也就必然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实用性特点。他所谓的“道”就是传统的儒家之道,所谓“文章”亦具有如同“六经所载”那样的明确目的,然而,欧阳修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可见,其强调文以载道的最终目标实在是“切于事实”亦即为现实服务。在《答李诩第二书》中,欧阳修再次表明“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极力将传统的“六经”牵合当时的“人事之切于世者”,因此,他批评“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的现象,认为应当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即使论道,也不必拘守经义,更不应空谈,充分显露出宋学疑古出新的本质精神。可以说,欧阳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精神鼓舞下,加上自身的特殊地位,聚合并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使宋代的思想运动与古文运动得以进一步大规模展开。就古文领域而言,“宋六家”中除欧阳修本人以外的其他五家即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皆受到欧阳修的大力提拔而走上文坛,甚或直接出自其门下,宋代古文运动便由此走向峰巅极致。于是,以欧阳修为核心,上承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下启以“宋六家”为标志的宋代古文之极盛,唐宋古文运动实际上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唐宋古文体系的形成,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幅极为壮观的画卷。在时间上跨越唐宋两代,长达三百余年,在空间上兼容文学与哲学,对宋以后思想史亦有重要影响。其中主要作家递相祖述,对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形成共识,在观念上强调“文以明道”,在实践上走向为时为事的现实之路。明代唐宋派古文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序》云

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乎?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叙、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 茅氏作为明代唐宋派代表人物,针对七子“文必秦汉”而倡扬唐宋,但其所推扬韩、柳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其所含具的“六经”、“古六艺”之道。对于宋代古文,茅坤认为,“宋六家”古文创作艺术风格固然各不相同,但由对韩愈的承续为契机,以“通经博古”为趣尚,归结于“孔子所删六艺之遗则”,则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在“六艺”这一点上,“宋六家”与韩、柳结为整体,所谓“唐宋八大家”之名也在明代唐宋派的鼓吹之中而确定下来。最早将八人文章合为一集的是明代人朱右,其所编《八先生文集》,实为“八家”之名肇始,只是该书早已散失未传。唐顺之纂辑《文编》虽不局限于八家,但于唐宋亦仅取八家。其后,茅坤即本朱右、唐顺之编选准则而成《唐宋八大家文钞》,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经过清代桐城派的称扬,唐宋八大家古文更由文坛扩展到民间,成为一切为文者的典范,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一个绵延不绝的以“文以载道”为宗旨的文学主流。

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体系,就其发展的趋势而言,固然与思想史上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体系分道扬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前期作家,恰恰正是理学赖以生长的思想源头,从这样的意义上看,两者实又具有了同源性。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实为宋代理学最早的思想源头,他不仅首先构建了儒家道统世系,而且改变了唐以前孟子与诸子无分高下的观念,将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者,并认为圣人之道在孟子后即已失传,使孟子在儒家道统中具有了与孔子同等的地位。韩愈创建的儒家道统,被后来理学家所继承,韩愈“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 (《原性》) 的人性论,以及对儒家经典《大学》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观念的阐扬,皆被后来的理学家所吸收或扬弃,甚至成为宋明理学许多重要理论的出发点。韩愈的学生同时也是唐代古文运动中的重要一员的李翱著有《复性书》,他在韩愈提高孟子地位的基础上又在孔子与孟子之间加上子思,并将《中庸》提高到与《大学》同等的地位,这就开了后来理学家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为儒家经典“四书”之先河,特别是李翱进而提出了韩愈所忽略的“格物致知”问题,认为复性之方就在于“格物致知”,其思想的深刻性、敏锐性与后世的理学家尤为接近。

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集政治领袖与文化领袖于一身,更是直接推进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他不仅继承了韩愈之文,倡导“非韩不学”,而且发扬了韩愈之道,主张“知古明道”。在对儒家经典的态度上,欧阳修出于时代的需要,在继承韩愈重新阐发儒家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疑经观念,所著《易童子问》就大胆提出有的儒家经典并非出自孔子之手,对汉儒之注疏尤表不满,这实际上已经构定了宋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点。当然,欧阳修之所以成为宋学的重要奠基人并非偶然,考察庆历时期的知识群体,即体现了共同的精神特徵。如范仲淹不仅作为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而且“泛通六经,尤长于《易》” (《宋元学案·高平学案》) ,其“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 (《宋史·范纯仁传》) ,实已成为宋学建立阶段的组织者,后来的理学家张载更是在其直接启导下而走上治学之路。庆历时期的著名讲学家胡瑗、孙复、石介,以“三先生”之称被后来理学家所尊奉,同时也是宋代古文兴盛的一个重要源头。三先生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真切简易”、“得经之意为多”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 ,并教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以达到“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 (薛季宣《又与朱编修书》) ,直接启发了二程的内省之 学。可以说,正是庆历知识群体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宋学由汉唐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正如皮锡瑞指出,经学“至庆历始一大变”,“视汉儒之学若土梗” (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22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而欧阳修则是庆历知识群体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与范仲淹及“三先生”交往密切,在学术上桴鼓相应,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推扬,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培养、提拔了一大批后起之秀,促成了宋学的进一步繁荣之势。正因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使得欧阳修成为宋学建构与发展进程中的真正的奠基者,其后宋学由发展而分流,形成包括理学在内的诸多派别,也正是以欧阳修为核心的庆历儒学流别派分的结果。实际上,欧阳修的儒学与文学恰相表里,其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正以儒学复兴为精神内核,在这一意义上看,北宋古文运动的兴起显然贯穿着宋学乃至理学的精神因子,而唐宋古文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从韩愈开创到欧阳修之时,则完全与理学的思想源头与精神历程呈现为一体关系。

欧阳修之后,几乎与古文的极盛同步,宋学亦由一统而走向分流。古文大家王安石兼为政治家、思想家,为适应在政治上实施新法的需要而创立“新学”,同时,由苏氏父子组成的古文家集团,政治上属于保守派阵营,在学术上则创立“蜀学”与王安石对峙,于是,在古文运动范围内并肩作战的古文家在学术领域开始了分道扬镳,从早期宋学中分流而出,为宋学建立起旨趣和方法各异的学派。除此之外,由司马光创立的“温公学派”,由周敦颐创立的“濂学”,由二程创立的“洛学”,由张载创立的“关学”,都是当时宋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学派,其中濂、洛、关学作为宋学的核心体现,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奉为宋明理学之正宗及其正式建立的标志。如果说,王安石“新学”与苏轼“蜀学”的对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革新派与保守派政治斗争的性质,那么,在政治上同属保守派的苏轼与二程之间形成更为激烈的“洛蜀之争”,则显然更多地体现为学术观点的分歧。自此,宋学中的理学派与非理学派壁垒分明,而古文与理学亦由共同思想源头中分离并各成体系。

尽管自欧阳修之后古文家与理学家由分立阵营而自成体系,但一方面,二者毕竟有着共同的思想源头,古文家与理学家都是宋学的构成主体,具体的学术观点与治学方法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建构新儒学这一总体目标上的一致,实际上有关道德性命之类的论题正是古文家与理学家共同的理论起点与终极关怀;另一方面,古文家与理学家的分道是以学术论争为契机的,古文家兼为哲学家,在宋学的范围内,与理学家一道发表自己的观点,创立自己的学派,他们之间的论争客观上也造成不同观点的交流乃至互相影响,实际上从宋学总体范围看,所谓“新学”、“蜀学”与“濂洛之学”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观点往往是异同互见的。在这样的角度看,完全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积淀而成为宋学核心体现的理学,其基本精神实亦含具于宋学其他派别的学说之中,也可以说,由古文家创立的宋学中非理学学派,在其哲学基本观点乃至借以表达其观点的古文作品中,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渗透着理学的基本精神。

在以“宋六家”为代表的宋代古文家中,欧阳修作为理学的思想源头乃至先驱人物,与理学形成的密切关系固不待言,即以在学术上创立了与理学界限分明的学派的其余五家为例,也不难发现其思想与学说中所渗透的理学基本精神。如创立“新学”的王安石,在诗文创作上成就卓著,欧阳修《赠王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以李白、韩愈比拟其文学成就,但王安石答诗《奉酬永叔见赠》却云“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表明志在传孟子道义而并不追求文学成就高下之心迹。在论文时,王安石更是极力倡导宗经明道,在《答吴孝宗书》中云“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在《上邵学士书》中既径言“文贯乎道”,又针对宋初文坛弊病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清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在强调实用性的基础上,更以“顾于理”为文学之要义,在重道轻文的基本点上与理学家本无二致。其实,金人赵秉文即曾认为“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之学不谈” (《性道教说》) ,今人侯外庐进而指出“宋明理学,应该于此寻源。 尽管理学家如程朱如何反对王安石,但是探索学术思想史者,不能不客观叙述历史事实的发展先后。至于王安石的理学不为统治者所重视而为程朱理学所代替,那是另一回事,应作别论”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卷四上册第43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径直将王氏“新学”称为“新义式的理学”,并认定为“道德心传式的理学”的二程“洛学”之直接先导。

与王安石相比,曾巩虽未在宋代学坛上开宗立派,但王安石却是因曾巩将之向欧阳修荐举而声名显赫的。曾巩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人,推宗欧文“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 (《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而其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亦称赞“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 (《宋史·曾巩传》) 。可见,曾巩作为欧、王之间的重要纽带,立言自亦在欧、王之间。曾巩为文,极重“载道”、“明理”,其于《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云“尝自谓于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焉,周游当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肤、随波流、搴枝叶而已”,于《南齐书目录序》中又云“其明必足以明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视“理”、“道”为文学第一要义,其所作文即以穷尽事理、纯古洁净为最主要特征。宋代理学家论文,于古文家颇为不满,对苏氏父子攻讦最多,对欧、王亦多微词,却独有取于曾巩,朱熹《跋曾南丰帖》即明言“爱其词严而理正”,并自云“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又云“南丰文却通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为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向慕之缘由,显然在于“词严而理正”、“文字依傍道理”,由此亦可见曾巩之文与理学家思想的肸蚃相通。

三苏建立“蜀学”,在北宋时就与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形成尖锐对立与激烈争论,历来论家多视“洛蜀之争”为理学家与文士的观念冲突,如《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载程氏后学朱熹之论云“东坡与伊川是争论什么?只看这处,曲直自显然可见,何用别商量?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妄,无所不为,便是”,又载“问‘东坡与韩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韩公,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皆粗。’又问‘欧公如何?’曰‘浅!’久之,又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要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明确地将苏轼及欧阳修都归纳到“以文人自立”的范围。但是,成长于崇德归儒学术氛围中的宋代知识分子大多不甘只作一个纯粹的文士,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为文仅仅是立身之余事,而毕生致力的无疑是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欧阳修如是,苏氏父子更是如此。程、苏之争其实并非简单的文士与理学之争甚或党派之争,而是有着深层的学术思想分歧,与程氏创立自成体系的哲学一样,苏氏在宇宙观、人生观等哲学根本问题上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苏洵为文,即以“六经百家之说”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实,他的《六经论》包括《易论》、《礼论》、《乐论》、《诗论》、《书论》、《春秋论》,另有《洪范论》、《太玄论》,皆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苏轼在哲学方面的代表作是《东坡易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推阐理势,言简义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可见《东坡易传》属于宋代“易学”中“义理”一脉,实与胡瑗乃至程颐的“易学”相近,如其云“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与程颐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之论,都以“道”为最高精神实体,其实并无多少区别,只是苏轼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没有现成的道可以求取,只能从事物中一件一件地体察,与程氏悬诸超自然之道形成了观点上的冲突。故而当时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就曾说过“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 (《答傅彬老简》) ,可见苏氏学术根柢自在“性命”之学,而“议论文章”不过是“与世周旋”的产物。苏辙之学与父兄相近,在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中,尤多探讨“心”、“性”、“情”、“命”之类宋学中普遍关心的问题。苏辙认为“自仲尼之亡,六经 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又说“夫圣人之为经,惟其于《礼》、《春秋》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 (《进论五首·诗论》) ,创造性地将“六经之道”与“人情”牵合,对儒家道统的传递采取“宽容”态度,显然启示着一种新儒学的实现方式。再者,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杂糅佛、道,这也是程、朱攻讦苏学的一个重要借口。然而,苏学吸取佛、道,其目的在于打通三教隔阂而融糅于儒学本体,如苏辙在《历代论四·梁武帝》中就认为,佛法“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又说“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因而“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也哉”,主张儒家“礼乐”、“政刑”可以通过佛、老传法的方式来实现,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万物并育”、“天下化”这一正是周、孔所希冀的终极目标。而这种以儒为本、吸取佛道的方法,其实正是宋代理学思想体系建构的重要特点,如程颢用静坐的方法让学者解决“心口不相应”问题,正是佛家的禅定方式,陆九渊心学主张明乎本心,亦显与禅宗顿悟一脉相承。朱熹就不止一次地说陆九渊的“江西之学只是禅”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 ,在鹅湖之会上,朱揭陆为禅,陆揭朱为道,恰恰暴露了两大主流派系理学所含具的佛、道思想成分。实际上,宋代学者正是通过广泛吸收佛、道思想,借助佛、道哲学思维方式来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因此,苏学杂融佛、道,既可看作宋学的共通特点,也自然与理学基本精神并不相悖。南宋人员兴宗评论王学、苏学与程学之异同云“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务鸣其善鸣者也”,又说“考其渊源,皆有所长,不可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数,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数,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认为“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置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 (《苏氏程氏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 。宋学由诸多分立派别而构成整体,员氏指出各派“皆有所长,不可废也”,并主张“通三而贯一”、“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恰恰揭示了其精神本质在深层的沟连与贯通。

由此可见,将宋代古文创作推向极盛并成为北宋文坛主流作家的“宋六家”,他们之间的师承聚合及其与唐代韩、柳联结而构成唐宋古文运动整体的过程中,始终依倚着儒学复兴思潮乃至新儒学的建构方式,深层地渗透着作为宋学核心体现的理学的基本精神。

当然,作为一个完整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体系,是由明代唐宋派文人最终建立并使之在文学史上确立重要地位的,宋代文人自身并未形成建构这一古文体系的自觉意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理学家文道观的渐趋淡薄,对文学的渐趋宽容,甚至讲求辞章,努力参与到文坛主流,南宋理学家已一改北宋理学家那样鄙薄古文的态度,在客观评价北宋古文家杰出成就的基础上,甚而主张应以其为古文创作的典范。如朱熹虽然强调“文”是“道之枝叶”,但对“文”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在发挥“道”的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仍有清醒认识,因此高度评价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为一代大手笔,指出“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文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 (《朱子全书》卷六十五) ,又说“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但采他好处,以为议论足矣”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在此,如果加上对王安石的评论,则已是所谓“唐宋八大家”之先声了。

与朱熹同时泛称司马光、范仲淹、李觏及苏门六君子之文相比,理学家吕祖谦编《古文关键》一 书,专选韩、柳、欧、三苏、曾及张耒八家文,则显然尤为接近“唐宋八大家”之说了。《古文关键》分上、下两卷,上卷选韩愈文十三篇,柳宗元文八篇,欧阳修文十一篇,下卷选苏洵文六篇,苏轼文十四篇,苏辙文二篇,曾巩文四篇,张耒文二篇。这里所选八家文,明人标举的“唐宋八大家”中有七家入选,所选文章数量亦与各家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大致相当,而之所以未选王安石之文,当与南宋初批评新法的风气有关。在南宋之时,先是苏文解禁,于是韩、柳、欧、苏在文坛的地位凸现出来,如王十朋即说过“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 (《杂说》) ,理学家所选定的古文典范,正代表着文坛的普遍趋向。其后随着对王安石偏见的淡化,理学家进而在所标举的古文八家中进王安石而退张耒,于是与明人标举的“唐宋八大家”完全一致的名单实际上已经开列出来。据罗大经《鹤林玉露》云“江西自欧阳子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老苏所谓执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不可尚已”,可见,论宋文于欧阳修之后列王安石、曾巩及三苏,朱熹已经如此,再加上对韩、柳文的推崇,八家之名实已呼之欲出。

因此,可以认为,明人建构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体系,在南宋理学家手中已具雏型,由于南宋以后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作为理学宗师的朱熹之论必然对文坛产生巨大影响,而首先专选八家文的吕祖谦《古文关键》广为流行,成为文坛范本,更对“八大家”之名有着直接的启迪。从这一意义上看,在北宋后期即与理学分流自立的唐宋古文体系,却恰恰是由理学家所初建,在理学基本精神的始终贯穿以及理学家对古文领域的积极参与之中逐渐确立起来。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