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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嘌唱”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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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嘌唱”作为宋代非常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屡见宋人记载,理应是研究中国词曲史和中国音乐史都必须关注的对象,可惜的是,它却失载于《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中国音乐词典》等重要工具书,专论嘌唱的文章,也似乎还未曾有过。在当代,我所见到的论到嘌唱的文字有两处,一处是马兴荣等先生主编的《中国词学大辞典》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第466页中有“嘌唱、叫声、小唱”三者合一的一个条目,其中大约有一百多字论到嘌唱,认为嘌唱“指就原有歌曲婉转其声,或‘多添了字’(见《乐府指迷》)演为新声”,此条目限于字数,未免模糊笼统,语焉未详。另一处是于天池先生的《宋元说唱伎艺脞说》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一文,其中有八百字左右的篇幅论述了嘌唱的内容和性质,多有可取,但于先生把“嘌唱”与“小唱”以及“唱小曲令词”三者并列,则有可商。本文综合有关文献资料,拟就“嘌唱”的性质、特征和演变做简要论说,不妥之处,祈方家赐正。

从现存有关文献来看,北宋人似无关于“嘌唱”的记载,但这并不等于说北宋没有“嘌唱”伎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就记载北宋徽宗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时,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在汴京瓦肆中活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记载金灭北宋时,曾搜取宋朝宫廷和达官贵人之家的歌舞伎艺人才,其种类计有“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金斗、弹筝、琵琶、吹笙等一百五十余家”。由南宋人的记载可知,至少在北宋末年,“嘌唱”已经与杂剧、说话等伎艺一起,成为瓦肆勾栏和上流社会中一门很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了。

那么,“嘌唱”究竟当作何解,它又是怎样的一门伎艺?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已有探考,他说

凡今世歌曲,比歌郑、卫又为淫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嘌”之读如“瓢”。《玉篇》“嘌”字读如“飘”,引《诗》曰“匪车嘌兮”,言“嘌,无节度也”。元不音“瓢”。《广韵》“嘌”读如“杓”,疾吹也,亦不音“瓢”。 由程氏所考,可知三点

第一,关于“嘌”字的读音和含义宋人将“‘嘌’之读如‘瓢’”,为阳平声;其含义为“无节度也”、“疾吹也”(按“匪车嘌兮”为《诗经·桧风·匪车》中诗句;“嘌,无节度也”,为毛传解释)。

第二,关于“嘌唱”的性质是一种通俗化的在歌唱时有较大自由度的“淫靡”之音。

第三,关于“嘌唱”的演唱特征“即旧声而加泛滟”。“旧声”是什么?“泛滟”又是什么?照我的理解,这里的“旧声”,应当是指“加泛滟”之前的旧有(原有)之声,它可能有一些前朝旧曲,但更多的则是“比歌郑、卫又为淫靡”的流行歌曲。这里的“泛”,指有声无词的“泛声”;“滟”本作“艳”,是汉魏时期大曲的序曲,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谓“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此处应指增加的作为引子的乐句。合起来,此处“泛滟”,应当是指在“旧声”的基础上加进了一些虚声或作为引子的乐句。联系“嘌”字“无节度”和“疾吹”等释义,可知“嘌唱”的演唱给人一种急管繁弦、纵情恣肆的“淫靡”之感,这或许正是当时流行歌曲的特征吧。

对于“嘌唱”的这种演唱特征,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中也曾经记载说

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 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乐器伴奏,显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即添加“泛艳”),显得纵情恣肆,声乐结合起来,自然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活泼恣纵的“淫靡”之感,但它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以至于“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即为一类),成为在瓦肆勾栏和街头巷尾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

“嘌唱”作为一种歌唱伎艺,它的“驱驾虚声,纵弄宫调”,除了增添“泛声”,耍一些花腔以外,有时还要添进实字,增加一些乐句。如《都城纪胜》谈到“叫声”时说“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若加以嘌唱为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谓之‘下影带’,无影带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只敲盏者谓之‘打拍’。”这是在“叫声”的基础上加“嘌唱”之腔作“引子”,而使“叫声”成为嘌唱之曲。王骥德《曲律》卷一“论调名第三”说“杨用修谓‘艳’在曲前,即今‘引子’;‘趋’在曲后,即今尾声是也。”如果说“以嘌唱为引子”既有可能有声有词,也有可能有声无词的话,那么,“次用四句就入者”就一定是有声有词的四个乐句了。另如沈义父《乐府指迷》“腔以古雅为主”条亦云“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这也是“嘌唱”可加实字的一例。由此可见,于天池先生认为“泛艳,浮光貌。‘即旧声而加泛艳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旧曲调上加上花腔装饰”,这个解释,是不太确切的,至少,于先生只注意到了嘌唱“即旧声而加泛艳者”中“泛”的内容,而忽略了“艳”的内容。至于仅仅只释“泛艳”为“浮光貌”,就更欠妥当了。

“嘌唱”与当时比较高雅的“小唱”相对,是一种通俗的演唱伎艺,对于它的俚俗之风,

宋代一些崇雅卑俗的词人曾表示出一种鄙视态 度,如沈义父《乐府指迷》说“吾辈只当以古雅为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以清真及诸家目前好腔为先可也。”作为一种通俗的演唱伎艺,它最初可能只是流行在市井勾栏中的一种演唱方式,但因为其通俗性,深受市民喜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渐与“小唱”、“说唱”等伎艺分庭抗礼,成为一种专门的演唱伎艺,而且有了专门的“嘌唱”演员。如北宋时著名的“嘌唱”演员,有《东京梦华录》卷五所记之“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南宋时,有周密《武林旧事》卷十(下)所记之“嘌唱赚色施二娘、时春春、时住住、何总怜、童二、严偏头、白大鼻、葛四、徐胜胜、耿四、朱安安、陈伴伴、余元元、钱演奴”等。由此可见“嘌唱”在宋代流行的盛况。

有了专门的“嘌唱”伎艺和演员,当然也就有一些适合嘌唱的专门歌曲。这些歌曲,或“即旧声而加泛滟”以成之新声,或根据其演唱特征专作嘌唱之曲,即沈义父劝人“不必作”的“嘌唱之腔”。尽管沈义父这样的文人雅士反对“嘌唱之腔”,但媚俗之风,其势难挡,好之者或不在少数。如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银花”条载,南宋时华文阁学士高文虎侍妾银花“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余曲”,这“五百余曲”中的“嘌唱”之曲,当然有“即旧声而加泛艳”以成新声者,但更多的恐怕是文人或艺人所作的“嘌唱之腔”,即前文所引耐得翁所说的“上鼓面”唱的“令曲小词”。

在宋代,不仅“嘌唱”主要为“上鼓面唱令曲小词”,有时“小唱”亦能歌“令曲小词”。如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有云

更有小唱,唱叫执板慢曲、曲破,大率轻起重杀,匠谓之“浅斟低唱”,若舞四十六大曲,皆为一体;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与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

吴氏在这里说得很明白在一般情况下,“小唱”演唱的是比较高雅的“慢曲、曲破”;但是,当它唱“令曲小词”的时候,就必须要“声音软美”,不能“与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这与“嘌唱”的歌令曲小词“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哈好相反。由此可知,宋代的令曲小词,是“小唱”和“嘌唱”的歌唱对象,尤其是“嘌唱”所歌唱的主要对象,只不过小唱唱“令曲小词”时,要求用雅调,嘌唱则多用俗腔。于天池先生把“令曲小词”与“小唱”、“嘌唱”并列起来,作为一种歌唱伎艺,窃以为是不妥的。

“嘌唱”最初在市井勾栏中受到广大市民的追捧,后来逐渐流行到上流社会。如《都城纪胜》所云嘌唱“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耐得翁这里所说的“宅院”,当指达官贵人之家的高宅大院。像高文虎那样专门养一位善小唱、嘌唱的歌伎在家,当不在少数,耐得翁所谓“今宅院往往有之”,即可见风气之盛。“嘌唱”不仅由市井勾栏唱进贵族高宅大院,而且还唱入宫廷,效技御前。《武林旧事》卷七载,乾道三年(1167)三月圣驾春游,曾“看小内侍抛彩球、蹴秋千。又至射厅看百戏,依例宣赐。回至清妍亭看荼蘼,就登御舟绕堤闲游。亦有小舟数十只供应杂艺、嘌唱、鼓板、蔬果,与湖中一般”。既然“嘌唱”伎艺已经堂而皇之地作为御前供奉,还有谁敢鄙弃它“本只街市”的俚俗身份呢?

“嘌唱”是什么时候雅化的?我以为是它在北宋中后期“上鼓面唱令曲小词” (见前引耐得翁语) 的时候。当“嘌唱”初兴,相对于“执拍板唱慢曲、曲破”的“小唱”来说,当然比较通俗,如果说 “小唱”在当时主要唱传统雅曲,“嘌唱”便主要唱流行俗曲,即“令曲小词”,但因为其通俗流行,影响广大,所以很快有了专门的演员在市井勾栏中从事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演唱,于是有了雅化提高的要求和条件,“上鼓面唱令曲小词”,便是一种雅化的表现。耐得翁所谓“上鼓面”,指的是以鼓板等器乐合奏,在宋代主要用鼓、拍板、笛三种乐器,吴曾《能改斋漫录》“禁蕃曲毡笠”条所载“崇宁、大观以来,内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断’”,便记的是当时鼓板器乐合奏的情形。于天池先生以为“小唱是按传统用拍板节乐,嘌唱则用鼓控制节奏”,显然是对“上鼓面”理解得过于狭隘了。“嘌唱”要能够“上鼓面”,以众多器乐伴奏,它这时所唱的“令曲小词”,就远非一般的“叫果子唱耍曲儿”可比了。“嘌唱”雅化提高后,不仅与“小唱”分庭抗礼,而且逐渐胜过小唱。当然,二者也相互影响,到宋末元初,最终合流成元人所说的“小唱”了。对于“嘌唱”相当于元人所说之“小唱”,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考述。窃以为,弄清“嘌唱”与“小唱”的真实面目,对于考察词曲文学的演变发展,尤其是词曲文学的雅俗转化与融合等,有很重要的意义。

(本文资料有赖暨南大学赵维江、史小军、张海沙等博士代为查核,谨致衷心谢忱。2003年10月15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