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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词心”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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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史》本传载,秦观“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但是,正如传中所言,“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著名的前辈欣赏的还是他的文学才能。苏轼赏其赋,王安石赏其诗,而秦观最擅者还是词。《四库全书总目·淮海词提要》认为“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以秦词胜于苏词,虽未必皆得人人首肯,但秦本人的词胜于诗文,则并无争议。

秦观的词,颇负时誉。陈师道《后山诗话》在认为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同时,论定“当今词手,惟秦七黄九”。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曾对秦词的“本色”有所阐发,即“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因此能“元丰间盛行于淮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三更进而引晁补之语“鲁直词不是当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并为之判断“二公在当时,品题不同如此。”而《能改斋漫录》更引 晁 氏语“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明确分出了秦、黄的高下。晁与陈师道同出苏门,有词集《晁氏琴趣外篇》,在作词上较陈氏内行,所说也更为“到位”。所以,秦观的词是真正“当行”“本色”之作。苏轼尽管以秦观词的气格为病,用“山抹微云秦学士”戏之,但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看,东坡以所作词示晁补之、张耒,曰“何如少游?”就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秦观词的地位究竟如何了。

如果说苏门文士及宋代其他论家对秦观词的评价,还只是着眼于词的体性特点而肯定秦词;至清人所论,在充分肯定其词本色、婉美、辞情相称、含蓄、以韵胜,并以之为婉约词主要代表的同时,又有以寄托、沉郁言之者,且评价颇高。而在近代的评价中,有一说别具深意,但未见深入探讨者,此即对少游“词心”的独到发现。鉴于此,特为拈出并作阐发,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在所有对秦观词的评论中,我认为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词心”说最为重要,最能发秦词之秘。《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 ① 《白雨斋词话》卷六引冯煦所论

乔笙巢云“少游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诽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又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俊,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此与庄中白之言颇相合,淮海何幸,有此知己。 ②

卷八曰

东坡、稼轩、白石、玉田,高者易见,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难见。而少游、美成尤难见。美成意余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领略。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谓卓识。 ③

以冯煦之见,词心应本于才,却又高于才。他认为,秦观本具“绝尘之才”,贬谪的经历成就了他闲雅而情深、怨悱而不乱之词,使之所现的词心超越了他人的词才。其次,词心颇类于《庄子·天道》所说的“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是“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具有显著的独特性,能自悟而不能传人。我国古代以心为五脏之首,为人体器官之主宰。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而以“词心”论秦观,亦不妨以“生之本、神之变”相求,即淮海词的生命之本、神理之变,体现为特有的“词心”。冯煦认为,有此词心,秦观词高于苏轼、柳永。陈廷焯虽未许秦观为最高,而“义蕴言中,韵流弦外”二语,却可看作他在肯定冯煦词心说的同时,又依稀由外而内地道出了“词心”有待抉发之意。

其实,冯煦所说的词心,一在于真切的深情,二在于难以移易的独特性。“一南荒,遽丧灵宝”,是说秦观遭贬而使心灵大变,神情大损(旧题班固《汉武帝内传》云“灵者,神也,宝者,精也”),而其词的“寄慨”、“有情思”、“一往而深”、“怨悱不乱”,且为“后主而后,一人而已”,都在于真情、深情。而“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则谓其词系内心真情的外现,无此情即无此词,非技巧之可传,才能之可养,具有鲜明的个性。对于词心出于真情,况周颐有独到的体会。《蕙风词话》卷一论曰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 ④

“词心”出于“万不得已”之情,可见况氏对于真情实感的强调。尽管我国历来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但即使对于“诗言志”这一诗论“开山纲领”的阐释,任何论者都不能无视感情问题。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后汉何休《解诂》亦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分别强调的是“哀乐之心”和“有所怨恨”。后来唐人孔颖达为《诗大序》作《正义》,以情释“志”,表达了官方的权威意见“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刘勰《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本,故以《原道》、《征圣》、《宗经》开头,但《征圣》有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宗经》亦云“义既极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情采》篇更认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白居易的诗论以强调理性节制著称,其《与元九书》仍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且将诗定义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言志”之诗既如此,“缘情”的词当然更以情为本。

秦观的词,从宋人起,就颇多以情相取者。李清照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认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而秦观就属于“知之者”之一,但又认为“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且不论她的评价高低如何,“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确实是抓住了根本的。秦词的“情”,同朝人已指出其性质,如楼钥《黄太史书少游海康诗题跋》有载“祭酒芮公赋《莺花亭》诗,其中一绝云‘人言多技亦多穷,随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尝诵而悲之……” ⑤ “一生怀抱百忧中”七字,可谓很好的概括。当然,秦词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中所说“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对秦词的“穷”“忧”,冯煦特地指出“一谪南荒,遽丧灵宝”,以至“所为词寄慨身世”,成就其特殊的“词心”。至于“专主情致”,则应包括那些屡被人道及的“艳语”。两者之中,尤其是前者,更应是“万不得已”者。

“风雨江山外”的“万不得已”者,即少游特殊的“词心”。冯煦认为秦观是“后主而后,一人而已”,就是着眼于“寄慨身世”,而对于真情的肯定,中西皆莫能外,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引言中曾说过,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是人的感情和思想。我们也不妨将秦观的“词心”看作构成宋代词史感情和思想、灵魂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冯煦、陈廷焯论秦观之以“词心”相取,应是对他“这一个”的肯定。

秦观的祖父曾在南康为官,叔秦定亦曾任会稽尉、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又知濠州,但因秦观十五岁就丧父,虽与母一起随祖、叔生活,衣食无虞,其感情深处却很难说没有留下丧父的阴影。由于宋代推行重文抑武政策,文人多有远大志向,秦观也不例外。尽管他熟读经史,又习兵书,长于为文,熙、丰间多次试进士,皆不中。熙宁末年,他谒苏轼于彭城,写《黄楼赋》,以文才见赏于苏。元丰二年,苏轼徙知湖州,恰因他赴会稽探望祖、叔,陪同苏轼行至吴兴,使苏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至苏轼坐乌台诗案,后贬黄州,他不避嫌疑,多有问候。元丰五年,他因苏轼之劝而再应试,不中。虽得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并得王氏对其诗文的赞誉,却直到元丰八年,才考中进士,开始登上仕途。

秦观在淹留场屋几二十年之后,一旦为官,即卷入了党争之中。神宗死,年幼的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新党被逐出朝,旧党重新执政。可是,朝中很快就分为洛、蜀两党,秦观是苏门中人,自被目为蜀党,屡遭洛党排斥。后得范纯仁推荐,才得充馆职,次年进京,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不久,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又因洛党人士反对,连带引起对苏轼兄弟的攻讦,被免去正字。至元祐八年,秦观再度被升为正字,继又充编修官,参与修《神宗实录》。不久,高太后死,哲宗亲政,重任新党,旧党失势。在秦观出为杭州通判的赴任途中,就因御史刘拯告其与黄庭坚增损《神宗实录》之罪,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在处州三年,虽无过失,仍以写佛书获罪,再贬郴州。在郴州一年,编管横州,然后再徙雷州。这样,他从浙江到湖南,再到广西,终至天涯之地。新继位的徽宗在元符三年下赦令,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与之见了一面。随即秦观也被放还,北行至藤州时,溘然逝于光化亭,终年仅五十二岁。

青少年时代的秦观,性格“豪隽”、“慷慨”、“强志盛气”,但二十年场屋之困,已使之英气渐销。登上仕途给了他希望,尽管如《王直方诗话》所载“少游为黄本,钱穆父为户部,皆居于东华门之堆垛场。少游春日尝以诗遗穆父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⑥ 但《诗话总龟》仍有此载“秦少游晚出左掖门,有诗云‘金雀觚棱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远到。” ⑦ 而这正说明了秦观此时的豪气尚存。《王直方诗话》对秦观意气盛衰的变化,曾举其所作诗以明之

秦少游始作蔡州教授,意谓朝夕便当入馆,步青云之上,故作《东风解冻诗》云“更作舟楫外,从此百川通。”已而久不召用,作《送张和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满青云;为谢黄叔度,鬓毛今白纷。”谓山谷也。说者以为意气之盛衰一何容易。 ⑧

从中可见秦观其人情绪的易于因境遇而涨落。

秦观有豪气,却由于受苏轼知遇之恩,他身不由主地被卷入了党争之中,非但是“久不召用”,而且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遂使性情大变。

被贬处州时,他作了《千秋岁》词,流露出很深的悲慨。再贬而过衡阳,将此词抄呈太守孔毅甫,孔以之过悲而恐其将不久于人世。大约作于绍圣四年春郴州旅舍的《踏莎行》是秦观的又一名作。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其四、五两句曰“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这“凄厉”二字,实又点出了他情感世界的剧变。可当他尚未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那种类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内省中解脱时,他又遭遇了新事。《曲洧旧闻》有此载“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道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抵死求,有名为累子还忧。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涕泪雨集。” ⑨ “有名为累”的感触,一经点醒,少游竟不能化解,反而触动伤心事,为之大恸,此时之性格、情绪确较早年大不相同,其递降的历程清晰可见。

冯煦大概是能本着“了解之同情”作论世知人之语,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

后来王国维《人间词话》进一步比较秦、晏,认为“小山矜贵有余”,实际是看到了秦观这一“伤心人”毕竟不同于贵公子出身的晏几道。恐怕这也与李清照以秦观“终乏富贵态”之说暗合。

为什么只将“古之伤心人”许之于秦观,而同样因党争而被贬的苏轼、黄庭坚,为什么不当“伤心人”之称呢?这里恐怕有两个原因。

其一,就政治境遇造就的身世之感而言,由于秦观与苏黄思想素养的不同,进而影响了性格、感情,并扩大了差距,使其迁谪之词充满了哀情苦思。

其二,就个人经历的“艳情”而言,由于秦观久困场屋,非但不能同苏轼的早达相比,而且是“苏门四学士”中最晚中进士的,因此,他寄迹青楼,又颇为用情,故而在词中留下了不少伤心语。

这两者,使秦观具有难以移易的独特性,加之“一往而深”的感情,遂造就其特有的“词心”。

下面分而论之。

先论第一点。

苏轼少年得志,他《沁园春》词中的“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正是当时胸襟的写照。但除了嘉祐、治平间初入仕途时期外,他两次在朝,两次外任,后来一贬再贬。在他意气风发、积极从政之时,从治世的角度出发,他一心崇儒,攘斥佛老,曾在《韩非论》中斥老庄哲学为“猖狂浮游之说”,在《大悲阁记》中批评禅宗“废学而徒思”。但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他深尝了环境险恶、生活困顿的滋味,遂常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又去天庆观修道家养生术,自此对禅宗和老庄思想大感兴趣。在后来生活的种种坎坷中,他多能以佛道思想看穿忧患,以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作自我调节,应付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应该说,从苏轼三次被贬所作的《到黄州谢表》、《到惠州谢表》、《到昌化军谢表》来看,所表达的感情一次比一次沉痛、悲伤。但他确又是努力以庄禅思想来销释,这种自我调节、化解,在他的许多诗文中都可见之。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一有此说“坡公海外笔力,益老健宏放,无忧患迁谪意。”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一则很有趣的记载“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 ⑩ 以苏轼美食家的秉性,却如此能屈能伸,在他人恐怕是难以做到。

再看黄庭坚。黄庭坚一生中曾遭两次文字之祸一是因修《神宗实录》事,同秦观一样获罪,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二是因作《承天院塔记》被诬以“幸灾谤国”,除名编管宜州。十年之中,一直在流放中度过。但据《黄山谷年谱》卷首的《豫章先生传》所载当他听闻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命下,左右皆泣,公色自若,投床大鼾”。至黔后,“以登阅文墨自娱,若无迁谪意”。而获宜州谪命,身向瘴乡之时,他还在《过洞庭、青草湖》一诗中写道“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忆昔上岳阳,一饭从人讨。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獠。”一方面想昔日,以自己的处境尚强于杜甫而自慰,另一方面想未来,并不因与土著相逐而烦恼。他的一首《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下片写道“忧能损性休朝暮,忆我当筵醉时句,渡水穿云心已许。晚年光景,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可见处境虽难仍不失乐观。之所以能够如此,与他的庄禅修养大有关系。黄庭坚不同于苏轼的以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自我抑制悲观情绪,化解矛盾,超越现实;而是以不变应万变,庄子《大宗师》“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思想,禅宗“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的原则,真正化成了他的处世哲学。有此真正的庄禅修养,他才能以坦然的态度度过十年的流放生涯。

对秦观与苏、黄的比较,《冷斋夜话》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11

这里的对比可看出,苏轼虽经众多磨难,庄禅思想使他能看穿忧患,随缘自适,却未销尽其早年“奋厉有当世志”的“奋厉”本色,故能“有英特迈往之气”;黄庭坚安时处顺、无念无住的庄禅修养使他的诗自然流露出坦夷、闲暇的情调;而秦观却因难以摆脱现实中的诸多烦恼,“钟情”而所作诗“凄怆”“酸楚”。

在面对人生忧患时,秦观无疑不具备苏、黄豁达、泰然的态度,他的“考试成绩”差得很远。但是,正是这种“钟情”的资质、特性,使之成为“情种”,具备他人所难到的“词心”,从而也使他的词作能比苏、黄更见以情动人,且逾于同时代的其他词人。我们不妨沿着他的被贬路线看看他的心路历程与灵魂悸动。

被汲古阁本《淮海词》题作《洛阳怀古》的《望海潮》,实非写洛阳,而是为汴京而写的感旧之作。此词作于绍圣元年(1094)春,系新党再起、旧党失势之时,秦观被贬而即将离京。词云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溪,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起三句写初春景色,“暗换年华”四字,语带双关,兼及政局之变。从第四句到第十四句,上下片贯通,皆写旧游之欢,尤其西园夜饮的文酒之会,更为作者所恋恋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兰苑未空,行人渐老”,时空的飞跃、转换,带出“重来是事堪嗟”,今昔对照显然。最后的倚楼所见和归心之去,传递出的是无奈的情绪。无奈尽管无奈,毕竟此时尚未尝迁谪之苦,所以词中流露出的主要还是感慨和怅惘。

被贬处州时,他的《千秋岁》词在回忆当年欢会时,抒发了很深的感慨和忧愁,已从去年的惆怅转为悲怆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当他再贬而经过衡阳时,呈此词给太守孔毅甫,孔深以其过悲而担忧,并为之劝解。《独醒杂志》记云“秦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语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果卒。” 12 (按,这里的“作《千秋岁》词”,应是录处州之作。)以孔毅甫眼中所见,可看出秦观两遭贬谪后的身心变化。

待到再贬郴州,秦观作了《踏莎行》词,虽将《千秋岁》的直抒换为比兴,没有“愁如海”之类的字眼,内心深处却依然郁结难解。此词的上片营造出一个凄迷的暮春境界,而起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三句,连下“失”、“迷”、“无”三字,透出了词人心中的渺茫之感,黄苏《蓼园词选》认为“雾失月迷,总是被谗写照。”可谓深获其心。至如王国维所说的从“凄婉”到“凄厉”,更是敏感地指出了他内心感情、精神境界的递降。

到郴州贬所约一年,又有《阮郎归》之作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此词作于除夕之时,换头二句虽淡犹浓,令人想起迁谪者的形单影只与平常人合家守岁的强烈对比。且大雁南飞只至衡阳,郴州更在衡阳之南,连传书都不能。难怪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一仅以“伤心”二字评之。

当是作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雷州贬所的《江城子》写道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当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五月下赦令,迁谪者多内徙。苏轼量移廉州,过雷州,与秦观会面。少游作此词时,苏年六十四,秦年五十二,“两衰翁”之说,于苏或不为过,于己则可见贬谪岁月之摧残至深了。“别后悠悠”三句,堪称“大音希声”,而欲说还休的深衷,怕与多年来的罪人生涯不无关系,仅“惨愁容”三字就可见出作者这些年精神上所受之折磨了。

秦观的迁谪之词,多系自己“万不得已”之情的倾诉,这确与苏轼有很大的不同。苏轼被贬,固然也发出“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 的感叹,但毕竟能以任天而动的态度对待忧患,从“门前流水尚能西”悟出“谁道人生无再少”的哲理,将自己的精神境界作了“休将白发唱《黄鸡》” (《浣溪沙》) 的提升;又能从大自然的风雨中作出对人生挫折的了悟,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自勉。他还借王巩的歌女之语,写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 。在赞美歌女性格的同时,也表现出自己旷达的情怀。苏轼并非短于情,而是善于以理化情,使自己得到解脱。这样的以词表达理趣与哲思,可见苏轼开阔的心胸,也可使读者得到教益,况且哲学的境界也差可看成文学的最高层次;但是,就词“缘情”的本位而言,就文学作品所具备的兴发感动之力而言,秦观的迁谪之词,却能以其特有的“词心”之真情发露,得到了特有的认可,冯煦等人所论,足以证之。 三 再论第二点。

苏轼兄弟嘉祐进士,黄庭坚治平进士,张耒熙宁进士,均当二十多岁,晁补之元丰初进士,亦仅二十七岁。只有秦观久困场屋,直到元丰八年三十七岁时才中了进士。这一个十年以上的“时间差”,不仅在秦观心中留下了仕途蹭蹬的隐隐伤痕,而且一如词坛先辈温庭筠、柳永那样,他也有不少因失意而寄迹青楼的“艳迹”。

秦观自己在《送刘贡父舍人》诗中说“观也本诸生,早与世参商。方枘不量凿,交亲指为狂。”这一“狂”字,应是秦观很准确的自画像。据《侯鲭录》载“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闻而笑之。” 13 可见苏、秦都并不讳言自己的“风流”,而实际上当然秦观更甚。《王直方诗话》有云“参寥言旧有一诗寄少游。少游和云‘楼阁过朝雨,参差动霁光。衣冠分禁路,云气绕宫墙。乱絮迷春阔,嫣花困日长。平康何处是?十里带垂杨。’孙莘老读此诗至句末,云‘这小子又贱相发也。’” 14 可见时人对他的“贱相”颇为了解。《侯鲭录》又载“少游《题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远,还我旧登临。’又云‘公子歌钟里,何曾识渺茫。唯应斗帐梦,曾入水云乡。’又云‘晓浦烟笼树,晴江水拍空。烦君添小艇,画我作渔翁。’又云‘岛外云峰晚,沙边水树明。想当挥洒就,侍女一时惊。’”15 从中颇见他的山水情、江湖心。而实际上,他是很迷恋城市生活的,与妓女的交往应是重要的原因。其词《梦扬州》自称“酬妙舞清歌”,不少作品都是寄迹青楼,与歌妓相恋的自况,足可证之。《苕溪渔隐丛话》对陶渊明及秦观的自作挽辞有所比较,并发表了不同于苏轼的见解“渊明自作挽辞,秦太虚亦效之。余谓渊明之辞了达,太虚之辞哀怨。……东坡谓太虚‘齐死生,了物我,戏出此语’,其言过矣。此言惟渊明可以当之;若太虚者,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16这“情钟世味,意恋生理”八字,可谓知人之言。而这人世之味、生活之理,是应包括城市生活、青楼情味在内的。

陈师道所撰的《淮海居士字序》曾记秦观语“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明人张《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认为,他的策论“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而实际上,只能是书生空论,他无法实现宏伟的志向,只能得杜牧“赢得青楼薄幸名”一面。他的《满庭芳》(晓色云开)下片“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玉辔红缨。渐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头旧恨,十年梦、屈指堪惊。”就是这种杜牧式扬州生活的自我写照。

今传《淮海词》中约有一半属爱情题材。其中如《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逝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都可见感情真挚、萦念甚深的特色。前者先写独倚危亭思念离别已久的女子,回忆分手时的情景,“怆然暗惊”一句,陡然回到现实,使别恨骤增。换头三句写当时与“娉婷”的欢情,可惜好景不长,“素弦声断”数句,不是直接言情,却得幽约怨悱之致,而飞花、残雨,是凄迷的心绪化为形象,结尾情从景出,悠然不尽。词中的“恨”、“念”、“怆然”、“惊”、“怎奈”、“那堪”诸语,可见出这是“万不得已”的情感自然、真实的流露,不是“词心”,又是什么?后者的“蓬莱旧事”指与一歌妓相恋之事,对这一恋情,少游实难忘怀。《草堂诗余隽》卷四眉批写道“回首处斜阳远眺,情何殷也!伤情处黄昏独坐,情难遣矣!”很准确地道出了少游内心情感的殷切、伤痛、难以排遣。又评曰“少游叙旧事有寒鸦流水之语,已令人赏目赏心。至下襟袖啼痕,只为秦楼薄幸,情思迫切。”“赏目赏心”是言其美感作用,“情思迫切”四字则又是落在情上,而这些感情倘非“万不得已”,又何必作此倾诉?这不是“词心”的自然流露又是什么?

又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的下片,写别后情怀“玉佩丁冬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由别后想重逢,又为因追逐名利、与心上人分别而矛盾、痛苦,不堪回首往事,终又移情于当时的明月。只要我们以心灵贴近心灵,就不难体会他“古之伤心人”的情怀。秦观写此词时,系由蔡州教授任调入京供职秘书省,为功名利禄而不得不与情人分手,词中真实地表现了难分难舍的情感,谁能不是感动多于责备呢?

在词史上,往往将柳永与秦观并称,但倘对照二人,秦观确无柳永所作的那种色情意味和“词语尘下”的面貌。即如涉及对女性作正面描写的,也并非仅止外貌、体态,不是只重自己的观感,而常是设为对方之想,仍重在思念之情。如《南歌子》

香墨弯弯画,燕脂淡淡匀。揉蓝衫子杏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绛唇。 人去空流水,花飞半掩门。乱山何处觅行云?又是一钩新月照黄昏。

另一首《南歌子》

玉漏迢迢尽,银潢淡淡横。梦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邻鸡催起怕天明。 臂上妆犹在,襟间泪尚盈。水边灯火渐人行,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

写与情人的离别,兼及自己与对方,己之伤离见之于“怕天明”而厌鸡声,而换头二句的妆印与啼痕,又传递出对方更大的痛苦,最后的以景结情使离情别绪摇漾不绝。就写离别的词而言,后来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周邦彦的《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了。由于他能“以我心换你心”,故而“始知相忆深”,颇能为对方设想,表现女子的相思之情。如《减字木兰花》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这种想对方之所想的立场移易,又见出特别的体贴,“代言”的意味流露出“词心”的推己及人。

秦观的不少爱情词,常如周济所说,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二者酝酿交融,感人尤深。如《风流子》(东风吹碧草),作于由汴京贬往杭州之时。上片有云“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表现出离京欲行时纷乱的心情。下片写道

青门同携手,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搂。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

宦游的失意既如此,被贬南行,又不得不与情人分手,“回首西楼”之时,自是生出绵绵长恨,难怪见春色而情烦恼、寸心乱了。黄苏《蓼园词选》虽以寄托说错认词旨为“念京中旧友”,却又能很正确地指出其“情致浓深,声调清越”的特点,并认为“真能奕奕动人者矣”。至如绍圣三年(1096)自处州贬徙郴州、途经潇湘时所作的《阮郎归》,论者以为可能是抒发与长沙义妓分别之情。词云

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红妆饮罢少踟躇,有人偷向隅。 挥玉箸,洒真珠,梨花春雨余。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

下片先写女子的悲伤,最后关合自己,断肠而又无肠可断,其意翻进而折转,将迁谪之人身不由己的痛苦,既失去自由又失去爱情的强烈感受,表现得非常动人。诚如明人杨慎批《草堂诗余》所说“此等情绪,煞甚伤心。秦七太深刻矣!”

陈师道《淮海居士字序》曾记秦观将己字从太虚改为少游之由他原期望自己能“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但后来发生了变化“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17这种由进而退、由平天下而归乡里的变化,实际上表明了秦观已从少不更事到了解世情,可是他终因党争之累,连归老邑里的愿望都未能实现。我们可以不必认真对待他关于军政大事的策论,而那些“多出一时之兴,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18的词作,却留下了“古之伤心人”心理、灵魂的记录。对他“万不得已”的“词心”,我们应以“了解之同情”去熨帖之,才不会满足于孰为高低、何当取舍的简单评判。

注释

①《蒿庵论词》,《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论词·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0页。

②《白雨斋词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9页。

③《白雨斋词话》卷八,第202页。承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博士,乔笙巢或冯煦书斋名,《白雨斋词话》第127页第56则“近时冯梦华(煦)所刻乔笙巢《宋六十一家词选》”可证。

④《蕙风词话》卷一,《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⑤转引自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⑥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页。

⑦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36页。

⑧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28页。

⑨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仇池笔记》(外十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⑩《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3页。

11《仇池笔记》(外十八种)第251页。

12《独醒杂志》卷五,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波杂志》(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13四库笔记小说丛书《龙川杂志》(外十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

14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34页。

15《龙川杂志》(外十七种)第367页。

16《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1页。

17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第267页。

18明刊《淮海集》张綖跋语,见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第268页。

2002年7月16日

[作者简介]

邓乔彬,1943年生。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有声画与无声诗》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