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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说三分”起源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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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引

话题从一块旧碑开始,旧题“沁县城关关庙碑”(额题“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立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为现存最早的关庙碑记实物。碑阳部分二千余字,碑阴部分三千五百余字,限于篇幅不迻录。雍正十三年纂辑之《山西通志》已有介绍

沁州汉寿亭侯庙宋仁宗时侬智高陷邕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矫捷应募。行次荔浦,祷于祠下。广源以南地,多深林,蛮伐木塞路。忽大风卷卧木,军得并进。及战,有神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顾望恇怯,军遂大克。归建庙。李汉杰撰记。 ①

唯系节要,未窥全豹,其中还将北宋仁宗朝征侬智高与神宗朝伐交趾两事混为一谈,是一误焉。该碑全文载中华书局《山西戏曲碑刻辑考》 (下称《辑考》) ,据介绍

该碑为北宋现存三通舞楼碑刻之一,非常珍贵。碑高120厘米,广76厘米,正书。笏头方趺,额篆“威胜军关帝侯新庙记”九字。碑存沁县石刻博物馆内。

作者李汉杰,乡贡进士(举人)。书丹者王汝翼,进士,入乾隆《沁州志·选举》卷。其余生平无考。文中所记关键人物任真,《沁州志·职官》仅言元丰年威胜军指挥使。 ②

其余还有一些介绍,但亦有浮泛错讹,未能得其情实。“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宗教性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且略早于三国小说化进程,故应当视为独立并行且又相互关联影响的两条线索。这块碑刻就是一个证据,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民间祭祀关羽纪实,且对重新认识宋代祀关风气的形成、原因、基本信众及“说三分”的状况,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需要进一步笺释,方能发覆真相,以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拟先由碑记所述北宋对三国历史及关羽的评价谈起,渐次而及立庙缘由与立碑人群体的考证,最后探及苏轼所述“说三分”故事的社会背景。

一 尊刘的“三国观”

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 ③ 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北宋文士一度轻视三国史,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 ④ 。范仲淹(969—1052)词则说“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 ⑤ 王安石(1021—1086)也曾吟咏说“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⑥ 更不必说欧阳修《正统论》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重要的史学著作,都毫不隐晦地“帝魏”,主张以曹操为三国“正统”。少年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说

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 ⑦

但到宋神宗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赵顼就屡以刘备自拟。《宋史·王安石传》言“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卿所存岂愧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 ⑧ 可知宋廷中的三国“尊刘”倾向,实已于此时形成。这篇碑记的立意,正是从苏辙所谓的“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开始议论的。李汉杰以“苍鹰逢秋”比喻刘备,以“猛虎踞山”比喻孙权,以“孤鲸跨海”比喻曹操。尤其推重刘蜀“得士冠于一时。孔明运筹,关、张御侮,魏与吴不敢出师西顾剑门,忌三人耳”。继而又以关羽、张飞比较,“世言魏之张辽,吴之周瑜,可与并驱争先”,但“张辽胆薄,岂孙权之比;周瑜智小,非曹公之敌”,并大胆设言“愚谓案其风绩,较得失而论之,则飞可在前,辽当居后,而瑜处其中。”并隆重推出关羽之雄,犹甲于三国诸将“曹公明略盖于天下,闻其威名,勇气几夺,况下者乎?每建旗临阵,作愤轩昂,横刀而前,□奋于臆,顾眄小宇宙,叱咤生风霆,□上冲□□□□□。万众睹其勃如之色,人人不寒而股栗,虽生而魄碎。”仅言及此,犹且“识将军之面,而未识将军之心”,遂揭出为文主旨,大力颂扬关羽的“忠且义”,“后之知将军者,不独取其临战却敌之威,而取其佐君之忠,行己□义”,其所举事例,亦为“报曹公杀颜良,解白马围,功成弃赏,脱身还蜀。去就两端,不负主知”,及“善攻有术,不在矢石,在于权[谋],[临]机制胜,密不可窥。坐降于禁,而威震华方”,故“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

总括全文,作者虽未如后世理学贬斥曹、孙为“汉贼”,但于三国群雄中独推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意旨显豁。考虑到其撰写时间实与苏轼转述王彭所言“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⑨相去不远,但何地“薄劣小儿”,何以出现这种“尊刘”情结,耐人寻味。

此外,立碑日期署为“孟夏望日”,正当五月十五。鉴于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有关五月中旬祀关的记载,敬望读者留意。

二 征南将士中的关羽崇拜

该碑引人注目的第二点,是首先揭示出征南将士的崇关习俗。这要从狄青征侬智高说起。碑言

皇祐中,侬贼陷邕州,祷是庙,妄求福助,掷杯不应,怒而焚之。狄丞相破智高,乞再完。仁宗赐额,以旌灵贶。

按侬智高起事于皇祐四年(1052),屡败宋军。而狄青是于次年(1053)以枢密副使身份,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一万五千步骑启行,南下征讨的。这场战争也和北宋其他战事一样,依然是在“半人半神”的状态下进行的。《宋史·狄青传》说他“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颇有几分天神鬼魅的模样。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载,侬智高攻广州,亦“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上岸,广州兵皆奔溃”⑩ 。则狄青之“临敌被发,带铜面具”,或亦有“以傩制傩”的心理威慑功用。主要战役“大战昆仑关”的经过详载于史,不赘。此一战役最有名的遗存,就是题刻于桂林的《三将平蛮碑》,至今仍在。可知桂林才是宋军出战的大本营。

侬智高与狄青两军都曾拜祷关庙,可知有着大致相同的信仰。有趣的是,鉴于宋兵劳师远征,狄青鼓舞士气的手段也颇诡异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武襄遂为驻节,而祷之焉。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左右或谏止“一倘不如意,恐沮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挥手倏一掷,则百钱尽面矣。于是举兵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覆,手自封焉。曰“苟凯归,当偿谢神,始赎取钱。”其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及师还,如言赎取钱。与群幕府士大夫共视之,乃两字钱也。诏封庙曰“灵顺”。吾道过时梦甚异,又得其事于其父老云。 11

“祷神”亦且用计作弊,可知宋兵于巫觋染习之深,亦犹宋真宗赵恒假借“天书降神”,实立“神道设教”之机心 12 。故狄青取胜之后,要求复新被侬智高毁坏的关羽庙宇,也就不奇怪了。这里提到皇祐年间关羽庙宇已蒙仁宗赐额,应为宋廷崇封关庙之始。一般以《宋史》及《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认为宋代崇封关羽始于哲宗、徽宗两朝,此记可补史料记载之阙失,惟不知狄青所祷之神为谁何。按“灵顺”为南宋加于婺源五显神之祠封,笔者已在《“周将军”考补正》13中考探,此不赘。且广西地处边远,又无关羽及蜀汉遗迹,何以竟然先有关庙?是一疑问,下文再探14。

宋廷第二次在广西用兵,是抗御交趾入侵15 。这就是碑文所述“向也交趾入寇廉、白,熙宁九年(1076)今上矜恻下民,诏元戎举兵问罪”。这次是派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赵副之,“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主要战役是大战富良江。但由于主副两帅不和,还因“与贼隔一水不得进,乃班师。(郭逵)坐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屏处十年”16。碑记所说“元戎”,应即郭逵。

郭逵亦出身行伍,与狄青同样受到范仲淹的赏识。邵伯温尝言

郭宣徽逵少时,人物已魁伟。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则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酒家异之。 17

《宋史·郭逵传》复言“康定中,兄遵死于敌,录逵为三班奉职,隶陕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问学。”以善兵知名,尤擅阵法,“慷慨喜兵学,神宗尝访八阵遗法,对曰‘兵无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尔。’因为帝论其详。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逵择诸校习金鼓屯营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队,顷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皆尽其技”18。《宋史》列传将狄青、郭逵踵接而立,其论赞言

论曰宋至仁宗时,承平百年,武夫鸷卒遭时致位者虽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隐然为时名将,惟青与逵两人尔。青在边境凡二十五战,无大胜,亦无大败,最后昆仑一举,颇著奇隽。考其识量,亦过人远矣。逵料葛怀敏之败,如烛照龟卜,一时最为知兵。虽南征无功,用违其长,又何尤焉。 19

连蔡东藩《宋史演义》第三十四回也注意到“《宋史》中,狄青与郭逵列传,先后相继,隐然以郭比狄”。所以郭逵部属踵继狄青,膜拜关羽神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惩于唐末五代藩镇之祸,宋军兵制相当繁复。即使经过熙宁变法,裁汰老弱,但仍然是以募兵方式,驱使北方兵夫冒着盛暑远征岭南。这次在沁县神虎第七军募集的将士,即碑文所言“捷应募者,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他们参拜了狄青修复的关庙,并发“军誓假威灵平蛮得俊,长歌示喜,高蹑太行,而北归旧里,当为将军构饰祠宇。复请木刀绘马,执为前驱,入践贼界”。这里的“木刀绘马”大约是奉为神灵仪仗的意思。他们相信的确得到了神佑,在一次遭遇战中,本来势均力敌,“俄有阴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人顾望,惴恐而败。精诚所召,助顺之灵。暴风夜至,阴兵昼见,神以符效”。结果是大团圆,富良江一战“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任真、贾信、董宁并指挥使,以功之高下,递补有差”。于是“归而建庙以享祀,答神之休。庙制一新,高堂峻庑,雕焕森严。费逾千计,出于众心悦助”。

史载由于北方将士民夫不适应岭南暑热,“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 20 ,损失也很惨重。相比之下,这支队伍的确很幸运,值得在乡里立庙,以感神庥。值得注意的是,碑阴说明“神虎第七指挥,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至熙宁十年三月,内回到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至当年六月内到军,立庙元初□□”,则新庙刀马是在桂林市区南面的荔浦县“本祠”请到的,看上去似乎与碑文所述狄青完新之关庙颇有分别 21 。

按桂林尚存有刊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即狄青征伐侬智高取得胜利之后的第三年)之《义缘龙隐岩造像记》,其言

城里崇明寺住持棋僧义缘,谨用斋资,命匠者镌庄就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擎天得胜关将军,檀越关三郎。相仪圆具,在龙隐岩释伽寺开光斋僧,上报四恩,下资三友。

至和二年乙未九月五日谨题 小师法巽、法稳、法衮金符书匠人易任端,刻石卢迁。 22

可知中国化后的佛教不但摒弃了“沙门不拜君亲”的天竺原教旨,反而主动为国家请求护佑,而关羽也作为“擎天得胜”之神受到崇奉。据说宋仁宗看到慈云遵式所著《金光明护国仪》中的发愿文中“诸天威神护持我国圣帝仁王,慈临无际”之语时,曾经感慨

抚几叹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洽。” 23

此事距狄青征侬事不远,却仍然保留着唐人传说中佛教托迹关羽显圣的故事,而“擎天得胜”之说,也保持着由佛教护法战神毗沙门天王演变而来的痕迹。这也许就是宋军将士祈祷关公护佑的真实原因。

荔浦位于今之桂林市区南面,该县城城西旧有关帝庙一座,现已撤毁。方志记载,亦只言“宋绍兴间建”24,可知曾经失传。若按蔡□“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的记述,或者“本祠”就是狄青祷神的荔浦县之关羽祠庙。碑文中有“精诚所召,助顺之灵”一语,疑即仁宗赐额“灵顺”之山水。而南宋时周将军庙亦额“灵顺”,或者就是其混杂入关庙的原因。且细玩文意,“侬贼陷邕州”一语,似为道明侬氏势力最张之时,而非其祷庙之地。而神虎军之“到是庙”,即是“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之祠宇,亦即侬智高祷请毁坏、狄青完新之关庙。《宋史·地理六》“桂州”条下注明“荔浦,望。……熙宁四年废修仁县为镇,入荔浦。元丰元年复……唐丰水县。熙宁四年废为镇,入荔浦。元祐元年复。”可知荔浦作为当地的“望”郡繁邑,熙宁初年正在不断扩大中25。

又桂林市区东面的恭城瑶族自治县,至今仍然保存有一座大型关庙,占地面积较当地孔庙大约一倍。据介绍始建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为目前广西保存得最好、最大的关帝庙。这种情况颇不寻常26。据方志记载,恭城置县始于隋末大业十四年(618),另《宋史·地理六》在“昭州”条下有“恭城。下。太平兴国元年(976)徙治于北乡龙渚市。景定五年(1264)复旧”,可见桂林地区崇祀关羽之风习,犹存留至近世不衰,亦为旁证可也。

至于广西为何先有关羽崇拜的风习,或者与唐末五代移民有关。惟无确证,以俟来者。按唐人贬谪,常以岭南为流放地。柳宗元以“八司马”案被贬谪柳州,曾在《送李渭赴京师序》中说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蒲。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27

应是身履亲历的感慨之言。但也把中原风俗带至岭南。晚唐人莫休符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即撰有《桂林风土记》三卷(今存一卷),已备述“舜祠”、“尧山”、“伏波庙”、“张天师道陵宅”等名胜。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范成大曾出知静江府(今桂林市),又在《桂海虞衡志》中逐一描述桂林山水之胜,风物之奇,民俗之异。永嘉人周去非淳熙(1174—1189)中官桂林通判,著有《岭外代答》,以记载海外诸国闻名,四库全书辑为十卷,但两书都未叙及祠宇庙祀。周去非惟于第三卷中谈及“僧道”,略谓“南中州县有寺观而无僧道,人贫,不能得度牒”,可知其概。

三 立碑将领与北宋兵制

据《辑考》考述者统计,沁县关庙署名之立碑人达到780多人,恐怕是现存关庙碑刻中人数最多的。只是对立碑人的身份检索无多,仅以“其余生平无考”概言之,是一憾焉。其实立碑人中官衔最高的一位,即“左麒麟副使兼门通事舍人,知威胜军兼管内劝农事,及管本军驻泊军马公事王文郁”者,《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就有他的传记。据载“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为府州巡检。韩琦荐其材,加门祗候、麟府驻泊都监。”他与前述狄青、郭逵同样,也是西夏前线行伍出身,勇谋兼备的骁将

熙宁讨夏国,文郁败之吐浑河。其将香崖夜遣使以剑为信,欲举众降,许之。旦而至,与偕行,众情忽变,噪以出。文郁击之,追奔二十里。据险大战,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谓吏士曰“前追强敌,后背天险,韩信驱市人且破赵,况尔曹皆百战骁勇邪?”士感奋进击,夏人大溃,降其众二千。迁通事舍人。夏人逾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长城坂,尽夺所掠而还。 又《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七》

(元丰六年)二月丁未朔,夏人围兰州,数十万众奄至,已据两关,李浩闭城距守。钤辖王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破合肥也。”及夜,集死士七百余人,缒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贼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丙辰,以夏人犯兰州,贬李宪为经略安抚都总管。以王文郁为西上门使,代李浩知兰州。

他最后积军功位至御前都虞候、观察使。立碑时的主要职务就是威胜军的主管。倒是他的这个职务不见于史传,可以补其阙失。其余信众主要涉及到两支成建制的部队,一个是“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参加了实际作战,并“基钱一伯(百)七十三贯文,并是安南道回人出办。所有殿宇,系众合营修盖”的神虎第七指挥;另一个是前来赞襄,“愿舍俸财,装塑大王尊像,及合满殿平棋、暖阁装漆并完,并累集钱修盖在庙殿宇,具合上石”的宣毅第二十五指挥。据《宋史》志第一百四十《兵一(禁军上)》言

概有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

神虎军属于厢军升为禁军的,“(咸平四年)六月,以河东州兵为神锐二十四指挥、神虎十指挥……景德四年,诏河东广锐、神锐、神虎军以见存为定额,缺则补之”,隶属禁军侍卫步军司。宣毅军亦然“康定初,赵元昊反,西边用兵……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路各募宣毅,大州二营,小州一营,凡二百八十八。”“(治平)三年,京师置雄武第三军。时宣毅仅有存者,然数诏诸路选厢军壮勇者补禁卫,而退其老弱焉。”在宋军的“诸军资次相压”即排序上,神虎军居于81位,宣毅军居于94位,都属于“下军”之列。后世演为小说《三遂平妖传》的原型人物,曾在庆历年间借弥勒教在贝州(今河北邢台市南宫县)起事的小校王则,就是属于宣毅军的。

《宋史·兵四》言,河北、河东,咸平三年诏“五百人为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据《中国军事史·兵制》言

指挥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战术单位。北宋以五百人为一指挥,以指挥使和副指挥使统领之。计算禁兵兵力时,不以厢、军、都为计算单位,而是以指挥为计算单位,也就是固定的编制单位。在屯戍和调动时,往往打乱厢和军的隶属编制系统,而以指挥作基本单位临时编组……至于每指挥实有人员,经常不满五百之数,原因之一是各指挥情况不同,一是宋军普遍缺员。 28

以此观之,则此次奉祀关羽的神虎、宣毅两指挥的人员,就是神虎军“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包括“安南道回”与“在营”两个部分,以及宣毅军的指挥编制“二百八十八人”,共计五百二十五人,占立碑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其列职务除了指挥使、正副都头和节级之外,尚有北宋实授军职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局,此外还有孔目官、勾押官、开坼官、正勾覆官、副勾覆官、上名押司官、□□押司官、次名押司官、下名押司、前行、后行、攒司、军司、勾当人、军头、旗头、教头、曹司、急脚等名衔职务,远较《宋史·兵制》所记为详。史谓宋制多吏,此亦见证之一。由于此碑将北宋一个指挥的建制部队职官名衔囊括一尽,也是难得的古代兵制资料,幸望留意。又“安南道回”的神虎军人员具有官衔职务者,明显多于“在营”及宣毅军人员,显为碑文所言“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的结果。

立碑人中还有“在军都仓”和“军城马铺节级”、“近铺节级”,应当是威胜军的后勤管理部门。职务有斗级、节级。还有外地供奉人如“宪州斗子节级杜稹等一十五人,元丰二年三月,内献朱漆杆锯刀一口”,亦为后勤官吏。按娄烦县(今属山西忻州市)唐时为静乐县,五代宋置宪州,是专门为皇帝饲养军马的行政特区。此外地方官吏则有铜鞮县 29之上押、下押、手分等。另有乡里平民若干,亦可见出平民中尊奉关羽的普及程度。或者可以说,正是普通将士对于关羽的崇拜,才逐渐影响到士大夫及上层官员的。

四 北宋军队中的关羽崇拜

至于关羽崇拜的风俗为什么会在西夏前线出现,也有踪迹可寻。我曾写了一篇《宋代的二郎神崇拜》30,比较了《宋大诏令集》关于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围困延州,并俘获赴援宋将刘平、石元孙,导致宋军在西夏前线的第一次重大失利,在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解救了宋军之厄之后,宋廷曾有几次诏书封神。据《宋会要辑稿》,最初同年五月的《封嘉岭山神诏》,说是“范雍祷嘉岭山神,其夜天大雪,又城上若鬼神被甲之状,贼遂惊而退”。其夹注言

唐天成二年正月,唐刺史高万金因祈雨有应立庙,赵元昊入寇,刘平战殁,围城将陷,范雍祷于神,夜大雪,城上有巨人被甲之状,虏惊引去。元丰五年王师西讨,盛冬无烈风大雪,米脂之战,军大克捷。31

而在后来的《昭惠显灵王封真人赐中书门下诏》中,这次战役侥幸不败的原因,已被描述为

门下天下有道,聿多助顺之体;圣人成能,斯极感神之妙。昭惠显灵王英明夙降,变化无方。治水救民,本上穹之所命;纪功载德,有往牒之具存。肇自祖宗,间兴师旅。能施云雨,复济阴兵。致殄羌戎,备昭灵迹。比濯征于夏寇,乃克相于天威雷霆声震于敌城,人物飙驰于空际。荡平巢穴,肃静疆陲。矧兹京邑之繁,尤被福禧之广。册封王爵,血食庙廷,尚仍祀典之常,昌侈天真之贶。宜更显号,以示钦崇。可改封昭惠显灵真人。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32

降临之神已非延州土神,而是赫赫有名的西蜀灌口二郎,其神功则俨然唐人描述的密宗战神毗沙门天王,或后世的中国战神关羽了。随后又传播各地,《东京梦华录》卷八曾有“(六月)二十四日川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的大段记叙,可以参看。至于关羽崇拜与毗沙门、二郎神的关系,笔者另有《金代关羽神像考释》一文详细考订33。事实上沁县关庙立碑之后不久,张商英在《关三郎庙记》把关羽父子与李冰父子连类而及

李冰治水患,庙食于蜀之离堆,而其子二郎以灵化显;云长死国事,神凭于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异著者。 34

此即前线关羽信仰向内地传播的一个信号。靖康金兵南下西进时,西夏前线的宋军曾抽调精兵猛将,或者鏖战于河东,或者“勤王”于京畿,结果镇洮军节度使种师道兵败病卒,麟环庆路的多年经营亦一旦归于瓦解。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辽故将小呼鲁攻破麟州,知建宁寨杨震死之。”“夏人陷怀德军,知军事刘铨、通判杜翊世死之。”“金人破陕州,武经郎、权知州事种广死之,统领军马刘逵战死。”其中的勤王将士南渡后又成为抗金主力,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六有“宋南渡诸将皆北人”条,列举南宋诸帅如张俊为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刘 钅奇 德顺军人,吴蚧、吴璘、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又刘光世保光军人,曾为鄜延副总管;杨沂(存)中即麟州死难守将杨震之子,郭浩曾为环庆路第五将部将。他们又把关羽崇拜扩展开来。唯其如此,在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兵挟踏破汴梁之势,正在蹂躏京畿,包围长安之际,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真秘阁谢贶提点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狱公事,专切总领招捉贼盗。先是有撰《劝勇文》者,揭于关羽庙中,论敌兵有五事易杀“连年战辛苦,易杀;马倒便不起,易杀;深入重地力孤,易杀;多带金银,易杀;作虚声吓人,易杀。各宜齐心协力,共保今岁无虞。”贶得而上之,诏兵部镂版散示诸路。 35

应当就是出自这些由西夏前线赶来“勤王”,且又崇尚关公之戍边将士之手。此年高宗确曾颁诏加封关羽为六字之“壮缪义勇武安王”,《诰词》云“肆摧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 36 也肯定了他在抗金中护国安民的功用。这些将士还把西夏前线的祠庙一直带到临安,《咸淳临安志》言

旌忠庙在丰乐坊,俗谓“三圣庙”。按神一姓高,名永能,绥州人;一姓景,名恩谊,晋州人;一姓程,名博古,河南府人(程氏子孙今有居饶州者)。元丰元年同为统军,力战于银川,挺身抗寇以没,始配食于凤翔府和尚原。宣和间方腊寇睦,讨捕者祷于神,凯还。奏闻,始封侯。中兴初,屡以助顺讨贼功,赐庙曰“旌忠”,加封六字王。嘉泰初以平潮着灵,加王八字一曰忠惠顺应福佑善利庙,旧在清冷桥北。绍兴十九年杨殿帅存中申请,以“旌忠”赐为观额。后因德寿宫门拓,徙建今处,即觉苑寺废址也。自嘉泰辛酉至淳壬子,观凡三毁,惟庙岿然独存。37

也属于“肉身成神”,激励后人的榜样,类同当时的关羽崇拜,不过后世不传罢了。与此同时,西夏前线战事与“关羽显圣”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元人同恕《榘庵集》卷三的巩昌府《关侯庙记》,其中提到

相传金大定间38 ,西兵潜寇,城几不守,乃五月二十有三日,见若武安状者,率兵由此山出,贼骇异退走。随即其地而祀之。今他郡皆祀以十三日,独此邦用是日,答神贶也。

“武安”是宋徽宗加于关羽之封号,金代仍之。说明金兵也沿袭了宋与西夏作战每以“降神助阵”,夸言胜利的做法。大定是金章宗的年号,此前由于完颜亮征发数十万大军南下伐宋,北方兵力空虚,故武势正张之金兵,亦须借宋兵之神护佑一方。盖缘西夏宋军前线崩溃后,宋军也有降金或西夏者,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

五 北宋军队的关羽崇拜与“说三分”起源

沁县崇建关羽庙宇的碑刻,已把北宋西夏前线的三位高级将领狄青、郭逵及王文郁联系在一起,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一种军中的崇拜风习呢?值得思考。笔者再加一层考探,这就是治文学史及小说史经常引用的苏轼《东坡志林》中耳熟能详的一段话,以塞其实

王彭尝曰“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辜式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辞。字大年。 39

自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此而来,尚未见到学者认真考证此语究竟叙述的是何时、何地的现象,讲述者王彭又是何等样人物。往往一言蔽之,当作汴京市并所见景象。这不但模糊了话本及说话艺术的发展历程,也含糊了关羽崇拜在北宋的形成和扩展过程,故不能不为之一辨。

首先需要查实的,是苏轼究于何时何地,结识了这位叫做“王彭”的人物,这个答案其实就在苏轼文集中。《东坡全集》卷九十一《王大年哀词》

嘉祐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居相邻,日相从也。时太守陈公弼驭下甚严,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视,独公侃侃自若,未尝降色词,公弼亦敬焉。予始异之,问于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宁军节度使全斌之曾孙,而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讳恺之子也。少时从父讨贼甘、宁,博战城下,所部斩七十余级,手射杀二人,而奏功不赏……其后君为将,日有闻,乞自试于边,而韩潞公、文魏公皆以为可用。先帝方欲尽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谠,以文学议论有闻于世,亦从予游。

也就是说,王彭为宋朝开国时奉命征蜀之大将王全斌的嫡系后人,苏轼密友王诜实为其侄,著《唐语林》的王谠则为其子 40 。其父王恺所管武胜军为秦凤路重镇,治所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正是对西夏作战或者进行茶马贸易的冲要之地。这里早已是民族聚合纷争之地,故唐时即有“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诗歌。说来王恺(凯)也是个人物。曾巩《隆平集》卷十六《王全斌传》附传

曾孙凯,字胜之。其祖审钧,全斌子也。审钧以击贼而死,其子遂徒居京兆。家富于财,凯日散施结客,与少年驰猎南山下,或逾月不归。民有讼其践田苗者,收至府。寇准守京兆,见而奇之,乃言于朝廷,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审钧复死,于忠义当录其后,遂除凯三班奉职,累擢门祗候,镇定、邢、赵都巡检使。元昊反,徙监麟州兵,以功迁至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指挥使。卒年六十六,赠节度使,谥庄恪。子缄、彭。

《宋史·王全斌传》亦附恺(凯)传,备记他长年征战西夏前线的经历。则王彭“少时从父讨贼”事,当在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称帝以后;“为将自试于边”,蒙韩琦、文彦博赏识,则应在康定至嘉祐(1040—1058)韩琦、文彦博相继主掌兵权之际。此后即任凤翔“监府诸军”军职。可知他一生经历尽在边关风尘,年资应较狄青稍后,而与郭逵相若。

此外苏轼友朋记载独多,如范纯礼、张耒、李等都于三国故事包括关羽事迹的流传都有描述,但不仅时间上较苏轼为后,亦且可能受到他回京后转述王彭讲述情况的影响41。前述李汉杰元丰碑文虽也说及“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的说法,但亦未言“说三分”风气,也显非出自京师习俗。此当沿袭唐代当阳玉泉寺佛教崇拜而来,笔者已有另文论述,不赘42。

按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四十八》“影戏”条尝言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异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四库本《事物纪原》馆臣提要,曾据赵希弁《读书附志》及陈振孙《书录解题》言,高承为元丰时开封人,于是论者每以高说为汴京之市井形态。其实高承虽与苏轼同时,但生平未详。南宋陈振孙已言明“《中兴书目》作十卷……凡二百十七事。今此书多十卷,且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云云”。四库辑录时还注意到

今检此书凡一千七百六十五事,较振孙所见更倍之,而仍作十卷,又无项彬原序,与陈、赵两家之言俱不合。盖后来又已有所增并,非复宋本之旧矣!其书向为抄本,明正统间南昌贡生简敬始以付梓印行。

现存《事物纪原》本屡引《宋朝会要》言事,即是后人广益的明证。按宋朝曾设置“会要所”专司其职,而且前后重修续修《会要》达十余次,成书二千二百余卷,但并未刊行。元灭宋后稿本北运。始诏阿鲁图、欧阳玄、张起严等总裁编撰《宋史》,其资料亦取于宋纪《会要》。明代修撰《永乐大典》也曾将《宋会要》中史事“别来列于各韵”。故可推断这部分条目应当出于宋后。何况《事物纪原》此则言“宋仁宗时”而非“我朝”或“仁宗时”如何如何,显非北宋人的口吻,而“谈三国志,或异其说”等说法,也有可能系南宋甚至元人的追溯,自不如苏轼纪事来得准确。

苏东坡是于嘉祐六年(1061)因考制策,列为三等,由汴梁分发,出任陕西凤翔府判官的,时年二十五岁。如果“途巷薄劣小儿”喜听三国事,果然出自汴京市井,何劳王彭转述,而苏轼居然也大惊小怪,作为异闻,载诸笔端?其次是北宋边关虽以堡寨为主,尤其是各路指挥机关所在地常年驻守,军官家属渐成聚落,居民数量也日渐增多。我们该记得《水浒传》开首写九纹龙史进“夜走华阴道”想去延安府投奔王教头时,路过华阴县,“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并在这里遇见了小种经略府的提辖鲁达,以及卖艺为生的开山师傅打虎将李忠,结拜兄弟,从而引出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据李焘《长编》记载,元丰五年(1082)秦凤路提举保甲司已说“本路义勇并改为保甲,其间多有一家男夫五人以上成丁者。” 43有研究者据此推断说“如此,则一家男丁加上老稚男人和至少三位妇女,其户口则(每家)多有十人左右者。”44可知在前线地带也有居民家庭,确有可能出现“途巷薄劣小儿”及以说话为生的艺人。又《宋史·儒林二·何涉传》载“(涉)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钱锺书则进一步指出

《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 45

实际上是以《左传》为后世讲史演义、小说戏曲的滥觞。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的《行状》中也说“先生七岁时,凛然处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 46司马光虽非“薄劣”,但当时总还是“小儿”,喜听故事,且从中学习明辨是非。三国故事最初也是以擅长兵法战例而为士卒小儿喜爱,以此观之,其以“说三分”成为宋人讲史演义之始作俑者,也不是偶然的了。至于此后苏轼正统观念由“帝魏”转为“尊刘”的过程,以及其友朋对当时关羽崇拜记叙独多的情况,另文已叙,不赘 47 。

按嘉祐年号共计八年(1056—1063),苏轼转叙王彭述“说三分”事在“嘉祐末”,这个时段正好亘贯在皇祐四年(1052)狄青“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征侬氏,与熙宁九年(1076)郭逵“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伐交趾两事之间。此后三国故事进一步在前线地区传扬,政和七年(1117)永兴军《解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亦言及“王(按指关羽)之行事,其忠节勇功,炳若丹青,乡人之所详闻”。其中就包括“王以义从昭烈帝,与飞为御侮,恩顾虽厚,未尝鲜礼,誓以其死,以事先主,可谓忠矣!至于率众攻曹,水溃七军,斩魏诸将,群盗畏服,威震华夏,曹公避锐,可谓勇矣!观其曹公感义而坚不能久留,虽图报曹公而委心于先主,终始不变,卓然过人”48。实际上已经概括后世三国故事中关羽事迹的轮廓。考虑到树碑者亦多为当地弓级捕盗等准军事人员,无疑是军队信仰的延伸。

归纳以上意见,我认为宋代关羽崇拜及“说三分”,最早应当出于宋军西夏前线,戍守之将士及其子女是其最早的听众群。宋徽宗时代汴梁“说三分”的风气,如同二郎神信仰一样,也是由边关传播过去的。

注释

①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六,第41叶。题为《汉寿亭侯庙记》。

②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所冯俊杰主编《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页。

③提交2001年涿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辑入该会论文集《关羽、关公与关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

⑤《剔银灯》,《中吴纪闻》卷五,载《全宋词》第一册,中华书局校点本。

⑥《读蜀志诗》,《王临川集》卷三十三。

⑦《宋文鉴》卷九十九。

⑧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第二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29页。

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一百一。

⑩《涑水记闻》,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58页。

11蔡□《铁围山丛谈》卷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4页。按蔡为北宋末年权相蔡京最为宠爱之季子,靖康元年蔡氏一门因误国被远窜,蔡 流放白州(今广西博白县)并死于斯。白州境内旧有铁围山(在今郁林县西南),可知此书为其远窜后作。于广西民俗故事的记载,亦当得知于地方耆老。

12此中肯綮,笔者已在《天书降神新议——试论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中有所辨析,载《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春季刊。

13刊于江苏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1期。

14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言“汝南人相传,诸葛亮居隆中时,友人毕至,有喜食米者,有喜食面者。顷之,饭、面俱备,客怪其速,潜往厨间窥之,见数木人舂米,一木驴运磨如飞,孔明遂拜其妻,求传是术,后变其制为木牛流马。”可知三国传说在当地已很流行。

15所谓“交趾入侵”另有隐情。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三云“熙宁中,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起、彝作战船,团结峒丁以为保甲,给阵图,使依此教战,诸峒骚然。士人执交趾图言攻取之策者,不可胜数。岭南进士徐百祥屡举不中第,阴遣交趾书曰……不若先举兵入寇,百祥请为内应。于是交趾发大兵入寇。”并注明“郭帅云”,亦即郭逵所言(第248页)。暗示这次战乱是熙宁新政急于拓边的结果。

16《宋史·郭逵传》。

17《邵氏闻见录》卷八,中华书局校点本,第83页。按邵伯温(1056—1134)字子文,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邵雍子。身历王安石变法、元祐党争及靖康之变,感慨良多。《闻见录》为其晚年之作。

18《宋史·郭逵传》。又《邵氏闻见录》卷八亦以狄青、郭逵、杨遂、苗授“四人者其功业、智勇、贫贱、遇合略相似,故并书之”(第84页)。

19《宋史·郭逵传》。

20《宋史·郭逵传》。

21《宋史·地理六》“邕州,下,都督府,永宁郡,建武军节度。开宝五年,废朗宁、封陵、思龙三县。大观元年,升为望郡。”

22现存桂林市龙隐岩摩崖壁上。该碑刻高二尺六寸,宽一尺八寸,真书径一寸五分。此则材料承桂林市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刘玲双女士提供,谨此致谢。

23《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二,《佛组统纪》卷四十五,《大正藏》卷四十九,第409页。笔者另有《关帝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1995年,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及《金代关羽神像考释》(1999年,载香港《岭南学报》复刊号)讨论到这个问题,以其牵涉甚多,不赘。

24乾隆《广西通志》卷四十二《祠祀》。

25周去非《岭外代答·并边》曾言“静江属县,半抵 峒。猺峒者,五陵蛮之别也”。这是南宋叙述广西地理风物的专书,署“淳熙戊戌(1179)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记”。

26参http://www.chinaguilin.net/glmj/gc.htm。但据乾隆《广西通志》,该庙“旧名协天祠,明成化十三年建。国朝康熙二十九年修,康熙五十九年知县王 重修”。

27《柳河东集》卷二十三。

28郭汝瑰等编写《中国军事史》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

29沁县春秋时置铜 ,秦汉属上党郡。据《宋史·地理志》,太平兴国四年(979)于铜 县之乱柳石围中建威胜军,视下州。移铜 县来为军治。

30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办《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31《宋会要辑稿》礼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88—89页。

32《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91页。

33载香港岭南大学《岭南学报》1999年复刊号。续后有大量增补,待刊行。

34该记末署“大宋元祐丙寅年(1086)良月既望”。文本据康熙刻本《关圣灵庙纪略》卷三,第53叶。承湖北当阳市文化局原局长兼关陵文管所所长姜耀南先生提供影印件,借此致谢。

35《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一。

36《乾隆关帝志》卷一,第66页。注明原出《荆门志》,《诰词》仅存两句,“余文缺”。

37四库全书本《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二,《祠祀》二《节义》。又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一“旌忠观”言“绍兴元年宣抚处置使张浚札子据吴 陈诣陕西出兵自来祈祷三圣,屡获显应。乞于凤翔府和尚原立庙,赐‘旌忠’庙额封‘忠烈灵应王’、‘忠显昭应王’、‘忠惠顺应王’。三年,张俊、杨存中、郭仲荀用己俸于临安府塔道桥东立庙。绍兴十九年改赐观额,三十二年徙于觉苑寺故基。”涉及诸帅俱为陕西军人。关羽及二郎神祠庙亦在临安联袂而建。《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土俗诸祠”“清元真君、义勇武安王庙在西溪法华山。绍兴二十七年建。一在半道红。”《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二十“土俗祠”“义勇武安王庙及清源真君庙,在西溪法华山,一在半道红街。”又“东都随朝祠”“二郎神,即清源真君,在官巷,绍兴建祠。旧志云‘东京有祠,随朝建之。’”明言信源于汴梁,随宋室南渡而来。

38金代大定年号跨越十九年,为1160—1178年,后距沁县关庙建庙将近百年。

39苏轼《东坡志林·怀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一百一。

40《宋史》列传第十四《王全斌传》“(凯)子缄。缄子诜,字晋卿,能诗善画,尚蜀国长公主,官至留后。”不及王彭。另四库馆臣撰写《唐语林》提要时,对王谠的身世仍不了然。笔者另撰有《关于王彭家族及其与苏轼的交游》(待刊),限于篇幅不赘。

41参拙作《“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

42《关帝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载《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版。

43《长编》卷三百二十四“元丰五年三月丁酉”条。

44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45《管锥编》第一册,第162页。案《春秋左氏传》本为将帅必修之课。钱锺书尝论及“古之‘名将’而‘精通’《左氏传》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一三曾标举之,关羽、浑 、狄青等与焉”。可参《管锥编》第一册,第355—356页。

46《苏文正公集》卷三十六《司马温公行状》。

47参拙作《“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中论及三国故事在北宋的流传,以及宋代说话与讲史演义的演变等事,可与本文互相参证。

48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七(清刊本,第434—439叶)。署“颍川阮升卿撰,汴阳吕唐叟书,江夏李师哲篆额”。按胡聘之字蕲生,天门(今属湖北荆门市)人。光绪年间曾继张之洞任山西布政使及巡抚,主持山西新政。任上辑有《山右石刻丛编》四十卷,共收后魏正光四年(523)至元代至正二十七年(1367)间山右(今山西)石刻七百余通。又按《宋史·地理三》“后分永兴、保安军、河中、陕府、商、解、同、华、耀、虢、 、延、丹、坊、环、庆、 宁州为永兴军等路,转运使于永兴军、提点刑狱于河中府置司。”闻喜作为解州的属县,也是这个前沿大军区的一部分。

2003年11月14日

[作者简介]

胡小伟,1945年生。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过论文《从纳兰词到红楼梦》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