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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十大曲(乐)”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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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宋金“十大曲”,又称宋金“十大乐”,是指元代尚流行于歌坛的宋金时代的十首歌曲。元人杨朝英《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卷一所载元人燕南芝庵的《唱论》最早明确记载了“十大乐”的说法,并著录了这十首歌曲的篇名。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录《燕南芝庵先生唱论》和臧晋叔《元曲选》卷首载《燕南芝庵论曲》,“大乐”皆作“大曲”。按《唱论》的排序,“十大曲”依次是(署名珐式据《唱论》)

一、苏小小《蝶恋花》;二、邓千江《望海潮》;

三、苏东坡《念奴娇》;四、辛稼轩《摸鱼子》;

五、晏叔原《鹧鸪天》;六、柳耆卿《雨霖铃》;

七、吴彦高《春草碧》;八、朱淑真《生查子》;

九、蔡伯坚《石州慢》;十、张三影《天仙子》。

《乐府新编阳春白雪》(简趁《阳春白雪》,或作《乐府阳春白雪》),是一部元人散曲选本,该书卷一先列《唱论》和“大乐”,在“大乐”项下收录了这十首歌词的文本,卷二以下才是元散曲。《唱论》是论述元曲演唱理论和方法、技巧的一篇著名文献,燕南芝庵在《唱论》中记载“十大曲”名目,应是当时歌坛现状的如实反映。《阳春白雪》则是唱本类型的一部歌曲集,这十首宋金词被列于全书所收散曲作品之前,俨然有视之为歌词典范的含义。

关于“十大曲”在元代的流行,可以参看以下一些材料。元石君宝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第一折【混江龙】唱词云“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续添《八阳经》。”描写的是元代诸宫调艺人在讲唱《三国志》之前先唱“十大曲”的情形,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具体篇名,但仍然可以推测指的就是《唱论》记载的十首“大曲”。这还可以从元杂剧的描写中得到证实,无名氏《逞风流王焕百花亭》杂剧演书生王焕与上厅行首贺怜怜相爱故事,第一折王焕自我介绍“小生通晓诸子百家,博览古今典故,知五音,达六律,吹弹歌舞,写字吟诗……因此人皆称为风流王焕。”而王小二向贺怜怜介绍王焕时则说他是“怀揣‘十大曲’,袖褪《乐章集》。……端的个天下风流无出其右。”既然是说“怀揣”,而且与柳永词集《乐章集》并提,显然指的就是这十首歌词的唱本。从《百花亭》的描写可见,对于所谓风流子弟而言,“十大曲”似乎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唱论》和《阳春白雪》的记载,应是当时歌坛现状的如实反映。明人毛晋汲古阁刻朱淑真《断肠词》,跋语谓朱淑真词“又见一阕于‘十大曲’中”。可见“十大曲”唱本,在明代也仍有流传。

这十首歌词,又是经过时代的选择淘汰而成为当时(元代)公认的典范作品的,从篇目看,大部分在宋金时代就十分著名,到今天也仍然被公认为名篇。但是也有几首,当时虽广被传唱,今天却已经不被看作是宋金词的经典作品了。因此,《唱论》和《乐府阳春白雪》为我们保留了宋金词在流传过程中的一些珍贵信息。考察这些作品,有助于了解词在当时传唱的情况,进而有助于认识宋金时期流行歌词的特点。

有趣的是,《阳春白雪》收录了“十大曲”文本,但排序却与《唱论》不同。《阳春白雪》的排序依次是

一、坡仙《念奴娇》;二、(阙名)[商调]《蝶恋花》;

三、晏叔原[大石调]《鹧鸪天》; 四、邓千江《望海潮》;

五、吴彦高《春草碧》;六、辛稼轩《摸鱼子》;

七、柳耆卿[双调]《雨霖铃》; 八、朱淑真[大石调]《生查子》;

九、蔡伯坚《石州慢》;十、张子野[中吕调]《天仙子》。

这里最大的不同是苏轼的《念奴娇》被提到了首位,其它作品位次也相应有一些调整,除了“坡仙”的署名比较特别之外,其它署名方式比《唱论》要规范一些,排序的这些调整,应该不是随意的。另外其中五首词,《阳春白雪》标注了宫调,这一点也很重要,说明它具有付诸演唱的实际意义。

《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有旧抄九卷本和元刻十卷本两种,今人隋树森先生据旧抄本整理校订、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的《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最称精善,兹据此书过录“十大曲”如下,文字主要依从隋校本,个别重要异文据己见抉择,并作简要辨析。署名改依今人通行方式,排序则依据《唱论》。笔者对每首歌词相关问题的说明见“笺说”,总结意见见“总说”。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教。

一 (阙名)[商调]《蝶恋花》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 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望断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笺说

本篇《阳春白雪》卷一不署撰人,《唱论》作苏小小词,《南村辍耕录》引《唱论》同。宋人《春渚纪闻》卷七谓上片为苏小小所歌,下片为秦觏(少章)续作。曾慥《乐府雅词》拾遗上作司马槱词。关于此词本事和作者,当以张耒《书司马槱事》的记述较为可信“司马槱,陕人,太师文正之侄也。制举中第,调关中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昼寐,恍惚间见一美妇人,衣裳甚古,入幌中,执板歌曰‘家在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年华度。燕子又将春色去。纱窗一阵黄昏雨。’歌阕而去。槱因续成一曲‘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清歌,唱彻《黄金缕》。望断云行无去处。梦回明月生春浦。’后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苏小墓,而槱竟卒于官。” (《张耒集》卷五十三《题跋》) 所谓“钱塘江上住”的“苏小”,指的是南齐名妓苏小小,《乐府诗集》卷八十五《杂歌谣辞·苏小小歌》题注“一曰《钱塘苏小小歌》。《乐府广题》曰‘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杭州有苏小小墓。司马槱是司马光之侄,张耒与他们都有交游,《书司马槱事》记述司马槱梦苏小小唱此词上片,司马槱续成完篇,其事当有来历。不过,苏小小是南齐人,不可能跑到北宋来作词。梦苏小小唱词事,亦颇为虚诞,疑其歌词还应是出自司马槱之手。从内容看,此词上片是拟苏小小的第一人称口吻,下片转为第三人称旁观立场,抒情角度的转换,到最后两句才透露出来。《蝶恋花》词调,宋词一般均入“商调”,本篇也不例外。

此词是一篇带有故事背景的歌词,故事虽然不复杂,但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在宋代通俗流行歌词中,这是比较多见的现象。苏小小其人其事本来就常见于宋代词人吟咏,如欧阳修《渔家傲》“妾本钱塘苏小妹,芙蓉花共门相对。”郑仅《调笑转踏》也有一节歌咏其故事“花前月下恼人肠,不独钱塘有苏小。”而司马槱梦苏小小唱词故事,更因其传奇色彩而在宋代十分流行,屡见于宋人笔记小说,如《云斋广录》卷七《钱塘异梦》、《春渚纪闻》卷七《司马才仲遇苏小》等。此外,宋代还有话本《钱塘佳梦》 (见罗烨《醉翁谈录》) 演述这个故事。在故事广泛流传的同时,这首词也在市井勾栏广为传唱。宋代话本《碾玉观音》的入话采用了这首词,而且所称引的作者就是“苏小小”。《唱论》著录此词的署名,完全与宋金元时期市井流传的说法一致。《阳春白雪》于此词不署撰人,则对作者持了存疑的态度。苏小小当然不可能是此词的作者,但她被附会为作者,正是受了故事流传的影响,同时也是市井通俗文艺追求传奇性的反映。这首词成为“十大曲”之一,或与其故事的传奇性色彩有关,也应当与它在宋代曾被广泛传唱有关。如果从歌词的文学性着眼,本篇实非上乘之作,可见宋金元歌坛对于歌词典范性的认识,显然不仅仅是以文学性为标准,流行性在其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二 邓千江《望海潮》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喉襟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 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斋坛。瓯脱昼空,兜零夕举,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未招兴灵,醉魄长绕贺兰山。

笺说

此词作者邓千江,是金初一位普通士子,其人名不见经传,其词也仅存一首,元好问编《中州乐府》收录此篇,有小题“上兰州守。”注曰“一作献张六太尉。”于邓千江名下,仅注“临洮人。”据金人刘祁《归潜志》卷四记载“金国初,有张六太尉者,镇西边。有一士人邓千江者,献一乐章《望海潮》云云 (词略) ,太尉赠以白金百星,其人犹不惬意而去。词至今传之。”刘祁(1203—1250)为金末元初人,记录此词的来历应该可靠。

这是一篇投献之作,写作目的与柳永《望海潮》相同。又北宋沈唐(公述)有“上太原知府王君贶尚书”的《望海潮》词“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箫鼓沸天,弓刀似水,连营十万貔貅。金骑走长楸。少年人一一,锦带吴钩。路入榆关,雁飞汾水正宜秋。 追思昔日风流。有儒将醉吟,才子狂游。松偃旧亭,城高故国,空余舞榭歌楼。方面倚贤侯。便恐为霖雨,归去难留。好向西溪,恣携弦管宴兰舟。”也是一篇投献之作。沈词写西北边城的雄豪气象,艺术上虽未必臻于上乘,但境界如此雄阔的歌词,在北宋前期并不多见。邓千江本篇的写作目的、题材、句调甚至风格都与沈唐词相近,显然有模仿的痕迹。不过邓作内容更多表现边塞生活,渲染战场气氛,与沈作又有不同,其风格之雄壮,有过之无不及,如杨慎《词品》卷五所说“千江之词,繁缛雄壮,何啻十倍过之,不止出蓝而已。”从刘祁的记载看,这是从金初一直传唱到元初的名作。到了元代,此词又以金词典范成为“十大曲”之一。明人杨慎《词品》卷五甚至推崇说“金人乐府称邓千江《望海潮》为第一。”清人王奕清等《历代词话》卷九引元陶宗仪也认为邓作是“近世所谓大曲”中的名篇,“堪与苏子瞻《念奴娇》、辛幼安《摸鱼儿》相颉颃”。可见这是世所公认的评价。

三 苏轼《念奴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笺说

本篇在宋词中,可称得上与日月同光,不仅是苏轼本人的代表作,也是显示宋词写作高峰的一篇典范,其经典性,历代并无异说,即使对苏轼变革词风持批评意见者,也不敢轻易否定本篇的价值。此词到元代还作为歌词典范入选“十大曲”之一,完全是题中应有之义。《唱论》把本篇列为第三,《阳春白雪》则调整为首位,似也说明此词在编者心目中的地位。

宋元以来传本《东坡词》,本篇的异文较多,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两句,东坡手书石刻本 (见曹树铭校编《苏东坡词》) 、宋人傅干《注坡词》均与此本相同,而元刊本《东坡乐府》则作“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又“樯橹灰飞烟灭”一句,傅干《注坡词》、元刊本《东坡乐府》则皆作“强虏灰飞烟灭”,宋人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则作“狂虏灰飞烟灭”。唯东坡手书石刻作“樯艣”,同“樯橹”。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四记载“淮东将领王智夫言尝见东坡亲染所制《水调词》 (按此处调名误记) ,其间谓‘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知后人讹为‘强虏’。”这条记载与东坡手书石刻拓本对照看,可知此词定本确实应是“樯橹”。“樯橹”和“强虏”,意思差别较大,从词意看,也以“樯橹”为佳。在传世东坡词诸版本中,倒是作为唱本的《阳春白雪》所收此词,与苏轼手书石刻本的文字最为接近。

关于此词的文本,还有一条材料值得一说,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转述向巨原说“元不伐家有鲁直所书东坡《念奴娇》,与今人歌不同者数处,如‘浪淘尽’为‘浪声沉’,‘周郎赤壁’为‘孙吴赤壁’,‘乱石穿空’为‘崩云’,‘惊涛拍岸’为‘掠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人生如梦’为‘如寄’。”这段记载中,最引人注目的其实是“与今人歌不同者”这句话。向巨原列举的当时歌者所唱、而与所谓“鲁直所书”文本不同的数处异文,都与“十大曲”的这个文本完全相同。这说明南宋歌坛传唱的这首《念奴娇》,与“十大曲”文本是同属一个传承系统的版本。

这就不得不说到此词文字校订上的一桩公案,清朱彝尊《词综》选录这首词,根据《容斋续笔》这段记载的“鲁直所书东坡《念奴娇》”作了文字上的校改。朱氏的改定曾引来许多争议,赞成者如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二十一“是词当以《词综》本为善。”张宗《词林纪事》卷五则说“此从《容斋随笔》录出。容斋南渡人,去东坡不远,又本山谷手书,必非伪托。”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三也对《词综》据《容斋随笔》的改定持赞赏的态度。而持否定意见者如先著《词洁》卷四则从文字句意分析入手,批评《词综》的改本为“失此公本来面目”。钱裴仲《雨华盦词话》也批评《词综》的改本说“余以为毫厘千里矣。”又说“不如存其旧为佳也。”今天看来,《词综》据《容斋续笔》的改定,其实并不可靠,词意的好坏暂且不说,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洪迈实际上是转述向巨原的话,而向巨原又是在元不伐家看到“鲁直所书东坡《念奴娇》”的,也就是说,鲁直所书《念奴娇》墨迹,洪迈本人其实并没有过目,只听他人的转述是不足为凭的。而朱彝尊在采用《容斋续笔》作为校改根据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对《词综》的改定持赞成态度者如上引张宗《词林纪事》,断定洪迈所说“必非伪托”,就忽略了洪迈并未看到这本手书的事实,结论就难免武断。即使对《词综》的校改持否定态度的人,实际上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大关节,这就不免令人感到有些奇怪。

黄庭坚手书苏轼《念奴娇》词,除了洪迈转述的一本外,传世的还有另一本,一般称为《山谷书东坡〈大江东去〉帖》,明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之三、盛时泰《苍润轩碑跋》、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六、张丑《清河书画舫》、清《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七、近代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 1925年中华书局版) 卷四等都曾著录。据《清河书画舫·跋山谷书东坡〈大江东去词〉》云“《黄鲁直年谱》载元丁卯岁行书《大江东去词》,全仿《瘗鹤铭》法。后附《次韵子瞻题郭熙秋山图诗》,小楷,精紧。……今在韩太史存良家,余屡欲购之,亦未得。本严分宜故物也。”这幅字后来为近代著名收藏家裴景福所得,裴氏《壮陶阁书画录》卷四云“己未九月,吾乡李姓常卖铺持来求售,装潢倒置,而索价颇昂,余一见惊叹,磋磨久之,始肯割许。此亦鲁直元间书一巨迹也,为之狂喜,即寄吴门,付良工装池,并影照刊入《壮陶阁帖》,以垂不朽。”据国家图书馆藏《壮陶阁续帖》午册,山谷手书《大江东去》帖有三字脱失、一字残损,过录如下

大江东□ (此字残存上半部“土”,原文当为“去”字) ,□淘尽、□□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樯艣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庭坚书。 ①

此本“人间”,东坡手书石刻作“人生”,除此一点不同之外,其它文字与东坡手书完全一致,特别是“笑谈间”,一般多作“谈笑间”,唯此本与东坡手书相同,“樯艣”的“艣”,也与东坡手书的写法一样。显然,该帖与洪迈转述的所谓“鲁直所书”相去较远。如果这幅《山谷书东坡〈大江东去〉帖》确为山谷真迹的话,那么洪迈据向巨原所见转述“鲁直所书东坡《念奴娇》”的文字,就未必真是那么回事,何况即使真有洪迈所说的那幅鲁直手书,也未必就可以认定为此词的定本,《词综》据以校改文字,当然不无可议。

相比之下,倒是“十大曲”所收的这首《念奴娇》词,与东坡手书石刻和《山谷书东坡〈大江东去〉帖》的文字基本一致,这确实值得注意。

四 辛弃疾《摸鱼子》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色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欲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笺说

此词调名通行作《摸鱼儿》。本为唐教坊曲,宋人用为词调,最早见于晁补之《晁氏琴趣外篇》,因晁氏所作首句“买陂塘、旋栽杨柳”,调名又作《买陂塘》,或讹为《迈陂塘》。本篇是稼轩词代表作之一,惜春伤怀,寄托深远,忧谗畏讥,潜气内转,历代公认为宋词名作。宋代几个重要的词选,如黄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三、赵闻礼《阳春白雪》卷三、周密《绝妙好词》卷一,以及《草堂诗余》等,都选录了本篇。据稼轩此词小序云“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因知是在一次送别酒宴上所作,当也有应歌侑酒的目的。但在宋代,此词是否传唱于歌坛,则见不到明确的记载。因此,此词到元代还被列入“十大曲”之中,这一事实就显得十分重要,说明它不仅是宋代传唱的作品,到元代也仍然流行于歌坛。

此外,“匆匆春色又归去”一句,传世《稼轩词》各本以及上列各种宋词选本一般都作“匆匆春又归去”。从《摸鱼儿》词调的句律看,北宋晁补之词相应的这一句是“依稀淮岸江浦。”为六字句。晁词被后人当作此调句律的准则、定格。稼轩填此调,也应以“匆匆春又归去”为正。那么,《阳春白雪》所录这首词又是根据什么版本多出来这个“色”字呢?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当然,有可能是刻本或抄本的误刻、误抄,但是版本来源完全不同、编排也不同的元刻十卷本《乐府阳春白雪》和旧抄九卷本《阳春白雪》此句文字完全相同,就不能简单地用误刻、误抄来解释了。(关于元刻和旧抄的版本情况,参见隋树森《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校订后记。)因此对这个字的差别,应该从别的角度去考虑。盖曲子词依靠歌唱传播者,与依靠印刷出版物传播者,情形大不相同,口头传唱,歌者往往会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演唱方便,增损改换原作文字。一旦口头传唱的某一文本被记录下来,就出现了与传世刻本不同的另一文本。在宋元时期通俗文学引用宋词作品时常能见到这种情形。如宋元话本《张生彩鸾灯传》(《宝文堂书目》著录作《彩鸾灯记》),引柳耆卿《望海潮》词“单道杭州好处”,其中“嬉嬉的钓叟莲娃”一句,就比传世柳永词刻本多了一个“的”字,也比《望海潮》词律多一字。(此据《熊龙峰四种小说》刻本,本篇话本又见于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二十三卷,改题作《张舜美灯宵得丽女》,文字多有改动,唯引柳永《望海潮》此句与熊龙峰刻本完全相同,也作“嬉嬉的钓叟莲娃”,可见不是某一刻本的误刻。又,熊龙峰刻本《张生彩鸾灯传》一般认为是宋代话本,今人程毅中先生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认为时代“疑在宋代之后”,不过“尚存旧本规模”。其说可参。)因此,从以上情形考虑,“十大曲”中的这首《摸鱼子》“匆匆春色又归去”一句,比传世《稼轩词》及其它宋人选本多出一个“色”字,极大可能是歌者为演唱的方便所加。这同样也是其曾经传唱于市井勾栏歌者口头的一个重要证据。

五 晏几道[大石调]《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笺说

晏几道是宋代词人中的小令圣手,也是宋词最为本色的词人之一。在“十大曲”中,本篇最为明确地写到了听歌赏舞的内容,写到了词人与歌妓的爱情,从《花间集》以来,这就是曲子词最为本色的题材,宋词中同类的名篇佳作很多。小晏此篇以真挚痴情取胜,又以文词表现的优美见长,受到歌坛的欢迎,是自然而然的事,成为“十大曲”之一并不意外。此词在宋代好评很多,赵令畤《侯鲭录》卷七引晁补之言“晏叔原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引《雪浪斋日记》云“晏叔原工小词,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不愧六朝宫掖体。”又《鹧鸪天》是宋人常用的词调,别名也多,在柳永《乐章集》中入“平调”,而《阳春白雪》此词则标其宫调为“大石调”,这是否说明《鹧鸪天》词调可以用不同的宫调演唱?

值得注意的是,“歌尽桃花扇底风”一句,传世《小山词》作“歌尽桃花扇影风”,已故吴世昌先生《词林新话》卷三说“上片结句有作‘扇影风’者,按宋人笔记均作‘扇底风’,是也。‘影’字乃汲古阁本妄改。”今检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晁补之“评本朝乐章”、又引《雪浪斋日记》称引此句皆作“歌尽桃花扇影风”,与该书前集卷五十九所引又有不同,因知宋代其实存在两种文本,汲古阁本《小山词》作“扇影风”自有根据,未必是妄改。不过,南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三选录此篇,则作“歌尽桃花扇底风”,考虑到这个选本在宋代的流行及影响,再结合北宋《侯鲭录》等笔记的记载来看,可以判断,宋代通行的文本应是“扇底风”。《阳春白雪》所录此词文本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完全相同,也说明此词在宋金元时期歌坛流行的主要是作“扇底风”的这个版本。

六 柳永[双调]《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笺说

前面有了苏轼的“大江东去”,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被作为另一种风格代表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的这首《雨霖铃》千古传唱,历代公认为名篇,成为“十大曲”之一,当然也在情理之中。《雨霖铃》原为唐代教坊乐曲,用作词调,首见于柳永《乐章集》,大约是宋人因旧曲创新声所创的词调。王灼《碧鸡漫志》卷五“今双调《雨霖铃慢》,颇极哀怨,真本曲遗音。”柳永《乐章集》此词入“双调”,与《碧鸡漫志》相同,《阳春白雪》所标宫调亦相同。此词从过去的经验中设想羁旅行役之苦,以表现眼前与情人的别离之痛,确是“颇极哀怨”,文辞与乐曲声情结合得十分完美。柳永词在当时传唱天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所用曲调大多是流行的新声,而且文辞通俗,并与曲调声情相和谐,便于歌妓乐工演唱。

最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后期,宋王朝曾应高丽之请,派遣乐工歌妓到高丽传习歌舞,带去了大量的宫廷大曲队舞作品和宋朝流行的曲子词。这些作品一直在高丽和朝鲜的宫廷中流传,后被收录在《高丽史》卷七十一《乐志》二之中 (参见吴熊和《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载《吴熊和词学论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这些曲子词中作者可考的有十多首,柳永词就占了八首,居于首位,其中就有这首《雨霖(淋)铃》 (见左图) 。这说明《雨霖铃》等柳永词在北宋时不仅受到市井普通民众欢迎,而且也被宫廷所采用,甚至作为官方交流的内容被传到了邻国。《高丽史·乐志》收录的这首《雨霖铃》,有两个地方应该引起注意,一是在调名《雨霖铃》下面,用小字标注一个“慢”字,说明这是一首用慢调演唱的作品,这种标注词调类型的方式,与我们通常所见的词调标注方式不同。二是此词第五句,《彊村丛书》本《乐章集》作“留恋处”,现今通行的文本也多作“留恋处”。但《高丽史·乐志》则作“方留恋处”,与宋人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相同,这说明宋代流行的文本应是“方留恋处”,《阳春白雪》的文本也证明了这一点。龙榆生先生《唐宋词格律》以柳永《雨霖铃》词作为这一词牌定格的范例,第五句作“方留恋处”,并说这是上一下三”句式,甚是。然同为龙榆生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柳永《雨霖铃》第五句却又作“留恋处”,不知何故。

七 吴激(?)《春草碧》

几番风雨西城陌。不见海棠红、梨花白。底事胜赏匆匆,正是天付酒肠窄。更笑老东君、人间客。 赖有玉管新翻,罗襟醉墨。望中倚阑人,如曾识。旧梦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陈迹。落尽后庭花,春草碧。

笺说

此词《唱论》和《阳春白雪》皆署吴彦高作。吴激(?—1142)字彦高,北宋宰臣吴栻之子,书画家米芾之婿。北宋末年使金被留,被迫仕金,官至翰林待制。吴激工诗能文善书画,以词著名,在金与蔡松年齐名,号“吴蔡体”,为金初词坛领袖,元好问推为“国朝第一手” (《中州集》卷一)。 词风清雅婉曲多家园故国之思。但元好问编《中州乐府》,此词则署完颜作。完颜(1172—1232)为金宗室,字仲宝,金世宗之孙,封密国公,亦以词著名。元好问编《中州集》和《中州乐府》,旨在以诗存史,保存金源一代文献,辑录作品皆有根据,不会凭空把此词归之于完颜。不过《唱论》和《乐府阳春白雪》似也不是凭空虚构。因此,本篇作者究竟属谁,殊难判断。

此词内容由惜春伤时引出感旧伤怀,“故苑春光又陈迹。落尽后庭花,春草碧”数句,显然寄寓了家国兴亡的感慨,与吴激的遭遇和心情比较合拍,这也许是被看作吴激词的原因。检《春草碧》词调,宋人极少用,独万俟咏有《春草碧》一首,但格律句调都与这首《春草碧》相差甚远,二者应该没有关系。从句律格式看,这首《春草碧》与南宋初韩玉的《番枪子》词相合,韩词尾句作“送上七香车,春草碧”,可知《春草碧》词调,盖从《番枪子》改名而来。今考韩玉本为金人,南宋隆兴初自金投宋,在世时代晚于吴激,略早于完颜。《番枪子》词调可能是流行于金的歌曲,故宋人极少用。若从词调的来历看,这首《春草碧》“几番风雨西城陌”词,就不会是早于韩玉的吴激所作,或许应是时代晚于韩玉的完颜所作才是。

八 朱淑真[大石调]《生查子》

年年玉镜台,梅蕊宫妆困。今岁未还家,怕见江南信。 酒从别后疏,泪向愁中尽。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

笺说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钱塘人,工诗词,有《断肠集》传世。朱淑真生卒年不详,一般认为是生活在南北宋之交。南宋魏仲恭最早辑录朱淑真诗为《断肠集》,序末署淳熙九年(1182),知朱淑真当于此前在世。今人潘寿康《朱淑真的籍贯和生平考》推其生年为北宋嘉八年(1063),可备一说。朱淑真存词不多,《全宋词》所收仅二十四首。明毛晋汲古阁刻本《断肠词跋》“其诗余仅见二阕于《草堂集》,又见一阕于十大曲中,何落落如晨星也。既获《断肠词》一卷,凡十有六调,幸睹全豹矣。”在《生查子》词调下注“世传大曲十首,朱淑真《生查子》居第八,调入大石,此曲是也。集中不载,今收入此。”《生查子》词调,张先词注宫调为“双调”,朱淑真此词则作“大石调”。

这首《生查子》,杨金本《草堂诗余》前集卷下、《历代诗余》卷四题李清照作,《词林万选》卷四题朱敦儒作,皆非是。从“今岁未还家,怕见江南信”二句看,与李清照的生平经历不符,故应是朱淑真词无疑。历来多认为《漱玉词》水平高于《断肠词》。不过李清照有那么多的名作,却没有一首被列入“十大曲”,就这一点而言,是不是说明宋元时期,朱淑真在民间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同为女性,李清照词就比朱淑真词有更多的文人趣味,朱淑真词则有更为鲜明的女性化的敏感,文辞也浅显通俗得多。魏仲恭《断肠集序》说“比来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可见其在民间是广受欢迎的。本篇抒写乡关之思,焦点在思念情人的心态,精彩在下片,尤其结尾两句,以夸张写深情,语言浅显而含思深远,十分精警。关于这首词在宋代的传唱情况,今天已经很难确考,但有一些旁证可以证明其影响。一是被看作稼轩一派的南宋江湖词人刘过,作有一首《蝶恋花》“宝鉴年来微有晕。懒照容华,人远天涯近。昨夜灯花还失信。无心更唱江城引。 行过短墙回首认。醉撼花梢,红雨飞成阵。拚了为郎憔悴损。庞儿恰似江梅韵。”照抄了朱淑真的“人远天涯近”原句,不过此句在刘过词中则显得十分突兀,远逊于朱淑真原作的顺畅自然。二是元杂剧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第一折崔莺莺唱【混江龙】“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也用了朱淑真这首词的句子。这都从一个侧面证明宋元时期朱淑真这首词有很大的影响,它被列入“十大曲”,确实不是偶然的。今天一般不会把这首词看作宋词的典范作品,因此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影响和地位就很少被人注意了。

提到朱淑真《生查子》词,不免会想到词史上的一桩公案,欧阳修那首著名的《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词,长期以来曾被误会为朱淑真词。朱淑真曾经因此引来许多非议,“世遂因此词,疑淑真失妇德” (王士禛《池北偶谈》) 。如明杨慎《词品》卷二就说“朱淑真《生查子·元夕》,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道耶!”王士禛曾加以辨析,指出那是欧阳修词,并提出疑问“不知何以讹为朱氏之作?” (《池北偶谈》) 实际上,致误的原因很可能就与“十大曲”的这首《生查子》有关,如前所言,这首词在宋元时代是一篇影响很大的名作,而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词也曾广为流传,在传播过程中,两篇作品的作者就有被混淆的可能。从两首词的水平看,欧词比朱词更佳,而朱词却因是“十大曲”之一而名气更大,于是,《生查子·元夕》词就有可能被误认为“十大曲”中的《生查子》,当然作者也就会随之被误为朱淑真了。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见《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三十一,南宋曾慥《乐府雅词》作欧阳修词,并无误会;《续选草堂诗余》卷上误作秦观词;宋末元初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六引作李清照词;又宋元话本《张生彩鸾灯传》描写主人公张舜美元夕灯节追思去年灯节与情人相会情景,因诵这首元夕词排遣相思之苦,亦称是秦观词,与《续选草堂诗余》相同 (关于《张生彩鸾灯传》的时代,参见辛弃疾《摸鱼子》笺说) 。似乎在宋元时期,此词作者归属即使有误会,也与朱淑真无关。而朱淑真被误为《生查子·元夕》词的作者,现知最早的明确记载是明代杨慎《词品》卷二,又如《瑟榭丛谈》所说“明人选本嫁名淑真,致蒙不洁之名。” (转引自张璋、黄畬《朱淑真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也就是说,这个误会,是发生在“十大曲”的说法已经流传了很久之后,这是不是可以作为如上猜想的旁证呢。

九 蔡松年《石州慢》

云海蓬莱,风鬟雾鬓,不假梳掠。仙衣卷尽云霓,方见宫腰纤弱。心期何处,世间言语非真,海犀一点通寥廓。无物比情浓,不见无情相缚。 离索。晓来一枕余香,酒病赖花医却。滟滟金尊,收拾新愁重酌。片帆云影,载将无际关山,梦魂应被杨花觉。梅子雨疏疏,满江干楼阁。

笺说

金人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萧闲老人。其父蔡靖本宋人,宋徽宗宣和末年,蔡松年从其父守燕山府(今北京),后降金,出仕,除真定府判官,累官至右丞相,仪同三司,封卫国公,卒后加封吴国公。工诗词,《金史》本传称“文辞清丽,尤工乐府”。其词集名《萧闲老人明秀集》,有金魏道明注本。蔡松年词与吴激齐名,元好问《中州集》卷一云“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南宋赵闻礼《阳春白雪》共收录蔡松年词七首,可见其词在南宋也有较大影响。这篇《石州慢》,元好问选入《中州乐府》,题作《高丽使还日作》。《石州慢》词调,又名《石州引》,当是出于大曲《石州》的摘遍,《宋史·乐志》入“越调”。

关于蔡松年此词的来历,金刘祁《归潜志》卷十记载“高丽故事,上国使来,馆中有侍妓。献之(赵可字献之)作《望海潮》以赠,为世所传。其词云 (词略) ……先是,蔡丞相伯坚亦尝奉使高丽,为馆妓赋《石州慢》云云 (词略) 。二词至今人不能优劣。予谓萧闲之浑厚,玉峰之峭拔,皆可人。”可见这其实是一首赠送高丽歌妓之词,所谓“云海蓬莱”云云,实有所指。蔡松年出使高丽为馆妓赋词一事,在宋金元时期曾广为流传,以至于成为宋金院本和元杂剧的题材。宋金院本有《蔡萧闲》,元杂剧有李文蔚的《蔡萧闲醉写石州慢》一本,见《录鬼簿》著录,已佚。今人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云蔡松年“在翰林日,奉使高丽,馆有侍妓,松年于使还日,为赋《石州慢》词。……此剧当叙使高丽本事”。剧本所写故事细节虽已不详,但其事必具传奇色彩而为一时佳话。因此这首词在宋金元时期市井歌场中广为传唱,可以肯定与其故事的广泛传播有关。

旧抄本《阳春白雪》此词异文较多,隋树森先生校本据元刊本和《中州乐府》作了校订,大多数校订皆可从。唯“不见无情相缚”一句,隋校据《中州乐府》作“觅无情相博”,似还可斟酌。若据词律,此句为五字句,且为上一下四句法,故似当作“觅无情相博”。但各有版本来源的旧抄九卷本和元刊十卷本《阳春白雪》却皆作“不见无情相缚”,不能简单说是抄刻讹误。竖排文字,“觅”有可能讹为“不见”,“不见”也有可能讹为“觅”。但这里的情形是,若作“觅无情相博”,与上句相承,则意思不顺,甚至不通。而作“不见无情相缚”则比较顺畅,承上句则是说,不见无情之人会如此相互牵挂束缚也,故还是以“不见无情相缚”较顺。这里的情形很可能与上面辛弃疾《摸鱼子》“匆匆春色又归去”一句相类似,可能也是传唱于歌者口头的文本的记录。

蔡松年词风受苏轼影响很深,所谓“苏学盛于北”,在词的方面蔡松年是代表。《宋史·辛弃疾传》记载稼轩“少师蔡伯坚”。据此则稼轩曾从学于蔡松年,但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曾考辨《宋史》这条记载不可靠。不过邓氏又谓“若必强为牵合以实其事,则亦只可谓稼轩早年从事于乐府歌词之写作,有曾师法蔡伯坚的可能,……故不必为及门受业之人。”其说可从。然则辛词的豪迈词风当与蔡松年的影响有关,苏、辛之间词风的传承,蔡松年是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论宋词者不当忽略。

十 张先[中吕调]《天仙子》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悠悠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瞑。石破月来花弄影。重重翠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笺说

张先(990—1078)在北宋词史上地位比较特殊,因其长寿,活到八十九岁的高龄,前与柳永、晏殊、欧阳修同时,后与苏轼等人相接,实际上见证了宋词发展的两个阶段。其小令与晏、欧并称,慢词又与柳永齐名,但小令不同于晏、欧,慢词亦不同于柳永。后来在开拓词境,扩展词的功能方面,又启发了苏轼。这都使得他在词史上显得十分重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因此说他的词是“古今一大转移”。《天仙子》词调,本是唐教坊曲名,本名《万斯年》曲,有单调和双调两体,敦煌曲子词《云谣集杂曲子》所录两首为双调体,《花间集》皇甫松《天仙子》为单调体。双调体上下片句律全同,实为同一曲调反复两遍叠加而成,张先这首《天仙子》即是。此词在《张子野词》卷二入“中吕调”,与这里所标注相同。

此词原有小序云“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嘉禾即秀州,张先庆历三年(1043)春任秀州判官,此即在秀州所作。在宋词中,本篇可谓声名显赫,历代好评并无异说,视为宋词最为典范的作品之一亦不为过。张先因此词之名句而被宋祁称为“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遁斋闲览》。张先自称“张三影”,就以“云破月来花弄影”为平生最得意的写“影”三名句之首,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古今诗话》。南宋曾慥《乐府雅词》和黄升《花庵词选》都选录了本篇,可见在南宋仍是广泛流行的作品。“云破月来花弄影”的意境,更被许多词人模仿借用,如北宋王安中《蝶恋花》“云破月来花下住。要伴佳人,弄影参差舞。”南宋滕甫《蝶恋花》(一作华岳词)“掬水佳人,拍破青铜镜。残月朦胧花弄影。新梳斜插乌云鬓。”赵鼎《鹧鸪天》“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刘镇《汉宫春》“人去后,庭花弄影,一帘香月娟娟。”等等,可见其影响之大。此外南宋刘过《天仙子》云“强持檀板近芳樽,云遏定。君须听。低唱月来花弄影。”则是歌妓演唱张先此词的具体描写。印象中,此词虽然流传广、影响大,但却很少见到被歌者演唱的记载,因此刘过的描写可以当作十分珍贵的史料看待。

又,“往事悠悠空记省”一句,“悠悠”,今通行本《张子野词》多作“后期” (见《彊村丛书》本《张子野词》、《全宋词》、吴熊和《张先集编年校注》等)。 而《花庵词选》、张先《安陆集》皆作“悠悠”,《词学丛书》本《乐府雅词》于此句下亦注云“一作‘悠悠’。”因此看来,“往事后期空记省”意思虽较胜,但在宋元时期流行的则很可能是较为通俗易懂的“往事悠悠空记省”。

总 说

总的看来,以上十首歌词都应是在元代市井歌场和风流子弟中广受欢迎的作品,“十大曲”的说法,反映了当时歌坛对于宋、金词流行作品的取舍和认识,其中蕴含的许多问题都值得认真探讨。

首先,应该注意《阳春白雪》收录这十首词的目的。论述元曲歌唱理论和方法技巧的《唱论》一书,把这十首词称作“近世所谓大曲(乐)”,当作歌唱的典范作品对待。这十首词,部分作品原有的题目或小序,《阳春白雪》收录时全部省略,因为题目、小序都是歌唱时用不着的东西。对其中五首词,还标注了宫调,说明这些歌词都是歌唱使用的脚本。其中,晏几道《鹧鸪天》、朱淑真《生查子》都与宋人词集所注宫调不同,如果不是为了歌唱之需,就没有必要改变本来所属的宫调。从各种迹象看,《阳春白雪》收录的这十首词,是给歌坛提供的一个唱本。《百花亭》杂剧所说的“怀揣‘十大曲’”,指的就是这种唱本。这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所谓词在元代由于“词乐失传”,已经不可歌的传统说法。起码这“十大曲”,乐曲和唱法在元代并未失传,仍然在歌坛传唱不衰。

其次,“十大曲”的说法,《唱论》是记录当时歌坛的事实,就作品选择而言,并没有宋、金词的区别。本来,北宋与南宋,固然道统、政统、文统一脉相承;金与南宋,虽分两朝,地限南北,但文化、文学何尝不是在同一个文化母体之内发展?宋、金歌词的创作,同样如此。到了元代,南北统一,政治和地域的限隔已经打破,文化的同一性就凸现出来了。从文化的角度看,对宋、金词,已经没有强作分别的必要,于是,在《唱论》中,宋、金的朝代称谓被“近世”这个含糊的说法取代,对所列的十位词人,也不注明属宋还是属金,而且排序也不区分朝代。宋、金词,完全被看作了一个整体。这反映了一种十分高明的历史文化见识。这一点提醒我们注意,研究词史,不应该把金词和宋词割裂。如果不把金词和宋词融为一体看待,那对苏轼词风的影响,就不可能有更全面的认识,对苏轼和辛弃疾之间词风传承的认识,也会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

第三,“十大曲”不是一个大型的选本,当然不可能全面反映宋、金词的创作。作为一个唱本,只是当时歌坛流行传唱的一组作品的纪录,它的价值也主要在于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传唱不衰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歌词。把这十首词称为“十大曲”,其说法的来历今天已经很难确考,以“十大”为文学作品排名,古往今来都不少见,不一定有什么严肃的评价意义。这十首词的集合,当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不一定是观念十分明确的选择。不过,分析起来,仍不能不说其选择还十分精到,显然也是经过有意识的取舍的,其中金词三首,宋词七首,从现存作品的质和量看,这个比例稍嫌偏向于金词,这有可能说明“十大曲”的说法是形成于金朝,并从金流传入元的 (按此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彭琳同学提示) 。但更重要的是这说明当时歌坛并不忽视金词的成就。吴激、蔡松年二人都是金词巨擘,其词合称“吴蔡体”,邓千江一篇则是被推为金词第一的作品,《春草碧》一篇作者虽然不一定是吴激,但一定是当时传唱中被当作了吴激词。《石州慢》在蔡松年词中不一定最具代表性,但背后的故事内容使其广泛流传,又是蔡氏其它作品不能比的。宋词七首也多是代表词人的代表作。只有两篇,在今天看来,可能稍有疑问,一是嫁名苏小小的[商调]《蝶恋花》,艺术上并不精彩,但它背后的故事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可以说,它是宋词中大量存在的带有传奇故事的作品的代表。它在当时广泛流行,在歌场中受到欢迎,具有通俗流行文化中普遍爱好传奇故事的深刻背景,因此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二是朱淑真[大石调]《生查子》,今天看,虽有警句,但全篇也算不上十分精彩。不过,宋代女词人多,作品也多,十首之中有朱淑真一篇为代表,说明女词人的创作没有被忽视。至于为何是朱淑真而不是在今天更有名气的李清照,是不是因为朱淑真词更为通俗易懂而在当时流传更广的缘故?

第四,“十大曲”的题材内容比较多样,风格也十分丰富,有的慷慨豪迈,有的雄阔高远,有的哀怨悲愤,有的沉郁深婉,有的浅易通俗,所谓“词为艳科”的说法,在这里一点也不适用。从传播接受的角度看,说明当时的歌坛接受心态和欣赏口味都是比较宽广的。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历来公认为宋词婉约派或格律派最杰出的几个代表词人如秦观、周邦彦、姜 夔 、吴文英等,甚至并无一首作品作为代表。固然,仅仅十首的篇幅,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如上所说,“十大曲”的集合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词史的全面反映,但在宋词史上地位如此重要、名声如此显赫的几位词人,竟连一首作品也没有进入,确实值得寻味。虽然其中具体的原因已很难考索,但仍然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十大曲”又确实体现了明显的倾向性。

注释

①国家图书馆白雪华先生协助核对了馆藏该帖文字,谨此致谢。

2003年7月24日

[作者简介]

张鸣,1954年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发表过专著《宋诗卷》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