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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贺贾之作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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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指责刘克庄祝贺贾似道的是清代的王士祯,他列举了几篇刘氏贺贾之作,然后评价道“右谀词谄语,连章累牍,岂真以似道为伊周武乡之比哉?抑蹈(扬)雄、(蔡)邕之覆辙而不自觉耶? (《蚕尾集·刘后村集跋》) 自王氏之说行世后,人们多附和其言,直至今人皆异口同声地说刘克庄谄媚是为了升官,并认为由此构成他晚年的人格污点。刘克庄贺贾之作包括词、文各六篇及诗若干首,词是庆祝贾似道的生日,文是祝贺他的升迁,而诗是直接赞扬他的“战功”。这些“谄媚”之作的内容大致相当,确实都如王士祯等人所言,极赞贾似道的周公、伊尹之功,谢安、莱公之绩等。但是,这些谄语是否如人们所言是为了求进升官,是否真的构成了刘克庄晚年洗不清的人格污点?当我们深入考察“谄语”所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两人的特定交往关系及刘氏对权奸的一贯态度后,就会得出与这些传统看法不同的结论。首先应考察贺贾之作的时代背景。

当时如此赞美贾似道并非刘克庄一人,同时的满朝大臣甚至皇上都有相同的“谄语”。《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本传云“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之‘周公’。”盛赞之后,就是坚决地挽留他。本传又云“三年,又乞归养。大臣、侍从传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赐赉者日十数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五年,复称疾求归,帝乞留之,不从。”除本传外,《宋史》卷四六《度宗纪》更强烈地表达了皇上亲自挽留的眷眷之情“咸淳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丞相贾似道请为总护山陵使,不允,寻下诏奖谕。癸酉,直学士院留梦炎疏留似道。”“(咸淳六年六月)戊寅,贾似道托疾辞退,疏十数上,上留益坚,礼异之,曰‘师相’而不名。马廷鸾洎省、部、台谏、学、馆诸司联章请留似道。”不仅强被挽留,还得到皇上极其优厚的礼遇。同是《度宗纪》云“(咸淳三年二月)乙丑,诏贾似道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贾似道传》中有更多相同的记载,如“三日一朝,赴中书堂治事。赐第葛岭,使迎养其中,吏抱文书就第署。……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堂始坐。继又令十日一入朝。”总之,盛赞、强留、礼遇是满朝君臣“谄媚”贾似道的“三部曲”。

之所以人们普遍“谄媚”贾似道,是因为他在奸情败露之前长期使用极度“高明”的欺骗手段,以致赢得他个人威望的顶峰。其本传云“开庆初,(元)宪宗皇帝自将征蜀,世祖皇帝时以皇弟攻鄂州……理宗大惧……以似道军汉阳,援鄂,即军中拜右相……攻城急,城中死伤者至万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诣军中请称臣,输岁币,不从。会宪宗皇帝晏驾于钓鱼山……大元兵拔寨而北……似道用刘整计,攻断浮桥,杀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肃清闻。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屡吃败仗,多次密降,把元兵自行撤退说成是被他击溃,从此骗得人们的信任。本传中有关谎报军情以邀功求进的记载还有多次。

不仅谎报军情能瞒天过海,甚至排斥异己也不易被人察觉,《宋史》卷四五《理宗纪》云“时似道专政,台谏何梦然、孙附凤、桂锡孙、刘应龙承顺风指,凡为似道所恶者,无贤否皆斥,帝弗悟其奸。”

由上可知,贾似道以他的欺骗行为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誉,是刘克庄“诌媚”贾似道的特定背景。今人程章灿在考察刘克庄“诌媚”贾似道的背景时说“克庄僻处闽南,真相未悉,献诗颂捷,不宜苛责。” (《刘克庄年谱》) “真相未悉”是“诌语”的主要因由。其实不仅在闽南,而且在朝为官;不仅刘克庄,而且满朝百官及皇上都是不知真相。

其次考察刘、贾的真实关系。

从王士祯开始,人们一般认为,刘克庄因“诌媚”而得到贾似道的提拔,这纯属想象之词。我们虽然不能说刘克庄的提拔与贾似道毫无关系,但可以说贾似道不是关键人物。关键人物是理宗。李国庭《刘克庄年谱简编(续)》在行谱至七十四岁时说“克庄返朝即非魏了翁(已死)提携;也非贾似道荐举,根本上说是理宗念其老臣、欣赏其文才史学。”此论属实。理宗“念其老臣”是提拔之因一。刘克庄直言敢谏,至老愈甚,在晚年上疏及轮对中,敢犯龙颜,理宗赏其愈老愈有“忠心”,所以多次提拔这一忠直老臣。理宗爱其“文才”是提拔之因二。刘克庄的文才是当之无愧的,被称为各种文体的“宗主”,因其文名大著而得理宗赏识。林希逸《后村行状》云“初,上过东宫,见公书肆所传文集,喜之,未除兵侍前一日,中使传宣谕曰卿闲居日久,著述必多,可录本进呈。……中使以宸翰御制赐公曰卿风姿沉邃,天韵崇豅。今观所进近作,赋典丽而诗清新,记腴赡而序简古,片言只字,据经按史,谓非有裨于缉熙顾问可乎!……三月,兼侍读。”这就是理宗因重其文才而提拔的铁证之一。理宗重其“史学”是提拔之因三。刘克庄的历史知识超过宋代一般文人,这在当时是众所公认的。他不仅熟悉远古近古之典,而且精熟唐典及当朝之典,这在宋代文人中少见。在“进故事”中,刘克庄常以历史教训开导理宗,当他熟练地引用这些典故时,理宗叹其“史学尤精”,所以多次命他作史官。《后村行状》云“玉音曰朕知卿……有史学……仍责修纂。”诸如因“老臣”、“文才”、“史学”而被理宗亲自提拔的说法,刘克庄在他的作品集中经常提到。 我们还可考察刘克庄晚年入朝时(也是人们说他以“谄媚”而求进的时候)对自己做官的态度。单拿晚年入朝的头一年即理宗景定元年来说,刘克庄已七十四岁。六月二十七日除秘书监,八月二十八日除起居郎,九月十八日兼中书舍人,十一月权兵部侍郎兼直学院士兼中书舍人,十二月九日兼史馆同修撰。虽被提拔,然而此时他却无心做官,多次辞免,多次被理宗强留。这年他连写“辞职报告”如《庚申乞休致申省状》、《庚申辞免除秘书监》、《辞免除起居郎奏状·庚申》、《辞免兼史馆同修撰奏状·庚申十二月》。这年后,他又多次辞免而不得。虽然辞免有出于礼节的因素,但辞免疏中态度之坚决,绝非几句客套话可比。

因此,刘克庄结交贾似道不是出于仕途上的需要,而是另有原因,即刘、贾两家特殊的世交关系。刘跟贾家的关系是从贾似道的父亲贾涉那里开始的。克庄与涉长期友好,到贾似道只是这种世交关系的延续。林希逸《后村行状》云“公早受知忠肃贾公(涉),辨章(似道)尤相亲敬。”因其为父亲的世交,贾似道才敬重刘克庄。在《后村先生大全集》中屡有类似的自述。而贾似道对刘的敬重之处也只是他的文名,《后村行状》云“辨章师相尤奇公之文,每得公所作,必令吏录之。”今人程章灿说“似道荐其复出亦不无爱重文才用其所长之意。” (《刘克庄年谱》) 确与事实相符。

即使世交,我们还应从刘克庄与贾似道交往的时限来考察。程章灿说“似道势位日隆,权倾朝野,克庄则已致仕里居。” (《刘克庄年谱》) 这是一个准确的推论,但还应作具体的时间确认,即贾何时权隆,刘何时里居及作贺贾诗、词、文。贾似道大肆公开地作奸犯科是从度宗咸淳五年以后开始的。咸淳三年他还被皇帝大臣强留,前引本传云“(咸淳)三年,又乞归养,大臣、侍从传旨留之。”快到两年后的咸淳五年他才开始专权。一个人的专权有两个标志,一是结党营私,贾似道正是从这年开始的,《宋史》本传载,快到咸淳五年,他才被“赐第葛岭,使迎养其中”,此后“一切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二是排斥异己,尤其是打击正直人士,贾似道也是从这年开始的,本传又载,咸淳五年前夕,“文天祥……辈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贡献不可胜计”。直到这时,才有一些像文天祥这样的正直人士遭到他的排挤。此前虽也排斥异己,但不敢公开,也没有什么大动作,所以理宗“弗悟其奸”。其实,到咸淳五年,贾似道虽然大权在握,但其奸情远未暴露,一年后的情况还是“(咸淳)六年,命入朝不拜……继又令十日一入朝。” (《宋史·贾似道传》) 而正是在咸淳五年刘克庄逝世,况且致仕里居是从远在此前的景定五年开始的,距此时已达六年之久,其里居之地又是在偏远的莆田(今福建)。因此,到贾似道专权时,刘克庄既没有与他交往,更没有谄媚之作。

最后考察刘克庄对权奸的一贯态度。

王士祯及后人只揪住刘、贾关系的表面现象不放,而无视刘克庄与其他权奸的关系,因而不利于从整体上认识刘克庄对权奸的一贯态度。历史上的权奸被刘克庄一概骂倒的自不必说,单就宋代而言,到刘克庄时已被确认的权奸有如蔡确、章惇、秦桧、丁大全等。对这些人的批判之词在《后村先生大全集》中随处可见。因触犯奸相史弥远而召来几次打击,事后他提及此事时毫无悔意。尤其是与另一奸相史嵩之,他算是最有“缘分”的了 (《刘克庄年谱》) ,不但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还十数次驳回皇帝对其奖誉的“成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十有《奏乞坐下史嵩之致仕罪名状》、《乞寝史嵩之职名奏状》等。这件事情的经过在《后村行状》中有详尽的记载,尽管皇上再三调解,但刘克庄还是抗旨到底,足见他的勇气。后来他恰为此事而遭贬斥,对此他事先是会有所预见的。史嵩之于淳年间为相六年,时刘克庄也在朝为官,“抗疏”是淳六年以前的事,时刘克庄不到六十岁,这时正想仕途发达而有所作为,如果如王士祯及后人所言刘克庄为升官而喜欢巴结权奸,那为什么又与史相作如此反复尖锐的较量以致断送自己的前程呢?而晚年最后一次短期入朝已近八十高龄,所有贺贾诗、词、文也是八十岁左右所写,到此年岁他已是灰心仕进之人(多篇辞免疏可证),不可能有意去“谄媚”权奸贾似道以求升迁。

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辨,可见关于刘克庄“谄媚”贾似道以图钻营求进的指责实为误会,而误会的原因就是没有考察“谄语”所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和刘、贾的真实关系以及刘克庄对权奸的一贯态度。我们对古人的批评,应该遵循“知人论世”的原则,结论应下在充分地占有并详尽地考索资料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对刘克庄词中“谄语”的批评,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厚诬古人而添一重冤案。

2002年10月31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