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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家族与文学【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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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研究述论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解题的私家藏书目录。它以明确的学术分类思想、完整的结构体例、充实的提要文字,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二十世纪以来,笔者所寓目的研究成果仅有专著两部、论文二十余篇,与其学术地位似不相侔。今略予回顾、梳理、总结,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更高的起点。

一 关于晁公武

晁公武《宋史》无传,其事长期晦而不显。为晁公武作传,始于清钱保塘撰《晁公武事略》(载章寿康式训堂重刊汪士钟衢本《郡斋读书志》卷首),虽憾于简略,然荜路蓝缕,功不可没。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五《衢本郡斋读书志跋》之案语复有公武生平之述录。陈祺寿撰《宋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传》(《国粹学报》第六十八期),据钱保塘《晁公武事略》和陆心源《陈振孙传》而增损之,公武事迹崖略可见。1968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刘兆祐先生硕士论文《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年出版)重在研究版本、体例、伪书和今世已佚之书,于生平事迹发明无多,惟将公武籍贯定为清丰,纠陈祺寿“巨野”说之误,值得一提。以上四种论著于《宋会要辑稿》以及南宋人文集基本未加采用,考证亦间有疏漏,对公武生平所知仍欠精详。王德毅先生有感于此,特撰《晁公武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三十期,1972年12月)一文,先简论晁公武家世、生年及学术贡献[1],后详列“晁公武编年事略”,起绍兴十年闰六月,终乾道七年七月,公武生平愈加清晰。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孙猛先生的《郡斋读书志校证》,其附录一《晁公武传略》(附赵希弁传)以洋洋六十余页篇幅,裒辑、排比、考辨有关公武的各种资料,是目前所见最为详实全面的晁公武传。

《传略》分传文、引用资料、按语三部分。传文力求简明;引用资料低传文一格,因事系文;按语再低一格,对传文排比分系加以说明,对引用资料加以诠释,对前人旧说加以匡正。据《传略》及其他资料我们可简列公武行历如下:

晁公武,字子止,号昭德先生,祖籍澶州清丰。冲之子。兄弟可考者五人:兄公休,弟公遡、公荣、公退、公适。学问广博,不主一家,著有《易诂训传》十八卷、《尚书诂训传》四十六卷、《中庸大传》一卷、《春秋诂训传》三十卷、《稽古后录》三十五卷、《昭德堂稿》六十卷、《读书志》二十卷、《嵩高樵唱》二卷、《读书志》四卷、《老子通述》二卷、《毛诗传》二十卷、《石经考异》一卷等。

约生于1106年,少时耽浸群籍,广狩博猎。

靖康乱后,入蜀寓居嘉州(今四川乐山)。

高宗绍兴二年(1132)进士,初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

绍兴十五年(1145),赵不弃为四川宣抚司总领钱粮官,辟公武为其钱粮所主管文字。

绍兴十七年(1147),以左朝奉郎通判潼川府,寻改知恭州。

绍兴二十年(1150),知荣州[2]。

绍兴二十五年(1155)、二十六年(1156),知合州[3]。

绍兴二十七年(1157),为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该年十二月,为言官论罢。

绍兴三十二年(1162),知泸州任。入朝为吏部郎中,继除监察御史。

孝宗隆兴二年(1164),以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旋以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又入台省,为右正言。迁殿中侍御史兼侍讲,擢侍御史。徙户部侍郎。

乾道元年(1165),除集英殿修撰,再知泸州。

乾道三年(1167),在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任,除敷文阁待制,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

乾道四年(1168),为四川安抚制置使。

乾道五年(1169),除敷文阁直学士。

乾道六年(1170),改淮南东路安抚使,兼知扬州。

乾道七年(1171),知扬州,移知潭州,擢吏部侍郎,除临安少尹,七月初三罢。

晚居嘉州符文乡,卒于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之前。

二、关于《郡斋读书志》

1、《郡斋读书志》成书过程及版本研究

《郡斋读书志》成书过程,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晁氏读书志二十卷》条已有揭示:“昭德晁公武子止撰,其序言得南阳公书五十箧,合其家旧藏得二万四千五百卷。其守荣州,日夕雠校,每终篇辄论其大指,时绍兴二十一年也。其所发明,有足观者。南阳公未知何人,或云井度宪孟也。”

然《郡斋读书志》宋代即有二十卷与四卷之别,清《四库全书总目·郡斋读书志》提要溯其源流云:

《郡斋读书志》四卷,宋晁公武撰。《后志》二卷,亦公武所撰。赵希弁重编《附志》一卷,则希弁所续辑也。……始南阳井宪孟为四川转运使,家多藏书,悉举以赠公武,乃躬自雠校,疏其大略,为此书。以时方守荣州,故名《郡斋读书志》。后书散佚,而《志》独存。淳祐己酉,鄱阳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书目,参校删其重复,摭所未有益为《附志》一卷而重刻之,是为袁本。时南充游钧守衢州,亦取公武门人姚应绩所编蜀本刊传,是为衢本。当时二书并行于世,惟衢本分析至二十卷,增加书目甚多,卷首公武自序一篇,文亦互有详略。希弁以衢本所増乃公武晚年续裒之书,而非所得井氏之旧,因别摘出为《后志》二卷,又以袁、衢二本异同别为《考异》一卷,附之编末。盖原志四卷,为井氏书,后志二卷,为晁氏书,并至南渡而止;附志一卷,则希弁家书,故兼及于庆元以后也。

据黎安朝刻本所收杜鹏举蜀刻本序可知,黎袁州刻本前志四卷系据杜鹏举蜀刻本而成。王重民先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图书馆》1963年第4期)一文对此做了简明扼要的解释:

《郡斋读书志》在四川的最初原刻本是四卷(大约在1157年由杜鹏举校刻的),后来有姚应绩重编的二十卷本,曾否在四川付梓,无考。约在原刻本通行后八九十年,即公元1249年,黎安朝翻刻四卷本于宜春郡斋,这就是现在所称的“袁本”。黎安朝命赵希弁校刻,希弁因就他家藏书中为《晁志》所未收的,编为《附志》一卷(实分为上下二卷),一共刻成五卷。也在这一年,游钧将姚编二十卷本刻于信安郡斋,就是现在所称的“衢本。”次年(1250),衢本传到了袁州,黎安朝又命赵希弁把衢本中较多的435种,8245卷编为《后志》二卷,附刻在五卷之后。1884年,王先谦校刻袁本于衢本上,仍依衢本为二十卷,并附赵希弁《附志》于后。现在通用的是王先谦校刻本和《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的宋袁州刻本。

袁本与衢本[4]至清代流布渐广,开始有人对其异同比勘研究,何焯于康熙四十六年即以袁本校衢本,但未有优劣之论。乾隆末瞿中溶获一旧钞衢本,以陈师曾所刻袁本,参照《文献通考·经籍考》相校,并撰《郡斋读书志考证举要》一文。其岳丈钱大昕作跋,扬衢抑袁,之后顾广圻、黄丕烈、鲍廷博、汪士钟、李富孙、阮元、钱泰吉、王先谦等均以衢优于袁。然自三十年代宋刻袁本影印行世,学者又多扬袁抑衢,张元济甚至云:“袁本出而衢本可废矣。”(四部丛刊本《郡斋读书志》张元济跋)[5]

孙猛在《文史》第二十辑(中华书局1984版)发表长文《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从收录书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次、书名的著录、卷数的著录、作者的著录、解题九个方面详细比勘袁、衢二本,指出衢本优于袁本:衢本所收录书较袁本《前志》、《后志》为多;衢本还增补并丰富了序文特别是小序的内容;它的分类、归类、编排组织比《前志》更加整齐、合理;它著录编撰者较《前志》明确、正确;尤其是它的解题,对《前志》作了大量的补充和订正,远比前志完善、丰富。又条分缕析,勾画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认为《郡斋读书志》雏型成于公武知荣州时,当时未刊行。乾道七年公武罢退,优游峨眉山下,对未刊稿进行整理,其门人杜鹏举于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之间将之刊行于世,为蜀刻四卷本,系袁本《前志》所本。该本不够完善,公武又陆续补正,去世后由门人姚应绩将之整理为二十卷本刊行,为衢本祖本,时在淳熙十四年之前。因其更加完善,黎安朝、赵希弁等又据此编《后志》,以补《前志》之失,只是因赵氏编例失当,工作粗疏,没能重现衢本旧貌。但其版本和校勘价值不容忽视,在新‘合校本’尚未问世之前,参考、征引《读书志》,应该注意同时查阅袁、衢二本。孙猛详实严谨的论述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和版本优劣作了较为圆满的总结。孙猛还作有《历代诸本叙录》(《郡斋读书志校证》附录三),叙录现存《郡斋读书志》诸本三十五种,其中衢本十七种,袁本十八种,分衢、袁二版本系统编叙其目,并录有关序跋、题识、收藏,以供参考。关于《郡斋读书志》版本的研究,至此蔚然大观。

2、《郡斋读书志》体例特色的研究

《郡斋读书志》体例的特点,晁公武自序中已说得很明白,即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法。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二艺文部书目门亦曰:“晁公武《读书志》四卷。……公武分为四部:经类十,史类十三,子类十六,集类三。每读一书,撮其大旨论之。”

王重民先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云:“《郡斋读书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指衢本)。每部有大序(称为“总论”),每类有小序(但小序没有标明,都编在每类第一部书的提要之内,这种做法不算好,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提要的内容和形式是学《崇文总目》的,但偏重在考订方面。”基本概括出了《郡斋读书志》的体例特点。倪士毅先生《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和〈郡斋读书志〉》(《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更将王文推阐开来,详列经、史、子、集各类名目(分四十三类),并与《崇文总目》对比,说明其“目录学思想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不是墨守成规的。” 孙猛《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在比勘衢、袁本过程中实际上也考知了二本体例的差异和特点,如论“分类”云:

《读书志》的类目设置沿用了隋、唐以来的正统四部分类法。它以《崇文总目》为主,参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形成了自己的分类。二本相较,衢本比前志多设了两个类目:一是集部文说类,一是把子部天文卜算析为二,改称天文类和星历类。

文说类收录的是评论诗文的著述。这类著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曹魏时的典籍,但在衢本《读书志》之前,终因为数尚少,一些书目不是把它们附著于总集之末,就是把他们混杂在别集之中。北宋开始,文史批评之风渐盛,批评著作也日益增多。大概鉴于这一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崇文总目》增设了文史类。“文史”之名,并没有准确反映这一类书的性质和特点,况且,文、史书本来应该分属乙、丁二部,混同言之,无异自乱其例。《前志》设“史评”,替其中的史类书找到了归宿,但文学评论方面的书籍仍不得正归。衢本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史部设史评类同时,在集部设立了文说类,在我国古籍分类中,终于完成了对批评著述的安置。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文评类”,即渊源于此。《前志》的天文卜算类,显然是从《崇文总目》卷四十天文占书类衍化来的。占书与星历书不是一回事,故《崇文总目》卷四十一另设有历算类。《读书志》把占书归入五行类,把算书归入艺术类,而《前志》仍称天文卜算,就名不符实了。衢本分称天文、星历,与其收书方名实相副。

所述必溯源析流,且论断精审,要言不烦,堪为晁氏知音。陈少川《从〈郡斋读书志〉看晁公武的图书分类理论》则借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出版之便,对晁公武图书分类理论和《读书志》的分类体系结构作了探讨,认为“《读书志》的分类体系是相当严谨的,它以四大部、四十五子目的体例加上四段大序、四十五个小序[6]的文字说明,而形成了一个上下呼应左右相联的分类表。”陈文对了解《郡斋读书志》的分类体系有一定帮助。

最为细致全面研究《郡斋读书志》体例特色的当推台湾刘兆祐《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该书第三章《郡斋读书志之体例》详细讨论了《读书志》的体制、分类及叙录的义例,指出其体制为首载总序,论其书分四部之由;而每部之首,复有小序,先举每部所分之类名,继而或论各类之学术源流,或评各时代之学术得失;每部小序之后,即另行冠以类别,继则著录书名卷数,继之以提要。其分类则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列表比较,得出《读书志》分类虽多因前志之旧,但将史评类列于史部,则系公武之发明。其叙录义例,则分“著录作者之时代及姓名”、“介绍作者之生平及其学术”、“解说书名之含义”、“介绍一书之内容”、“叙一书之总目或备载篇目”、“叙说学术之源流”、“评论一书之价值”、“判别典籍之真伪”、“引序以见作书之由”、“稽考篇卷之异同”、“考订人类之不同”、“记载版本或刊刻情形”、“广罗诸本,记其异同”、“著录序文之作者”十四项,其中如“记载典籍刊刻之情形”、“引序以见作书之由”、“著录序文之作者”等,为公武所创,而为后世取法。

另外,方志昭《晁公武与〈郡斋读书志〉》(《赣图通讯》1985年第1期),孟昭晋《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山东图书馆季刊》1988第2期),崔国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版本源流和解题特点》(《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滕庆《试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编纂特色》(《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内容间有可取,然大要不出孙猛、刘兆祐所论。惟王皓《〈郡斋读书志〉的版本记录与考辨》(《四川图书馆学报》1992第5期)以衢本为主,从“版本的注明”、“版本的比较”、“版本的考辨”三个方面探讨《读书志》的版本学贡献,指出《郡斋读书志》不仅以校勘来判别版本异同优劣,且注重对图书版本的内在特征和外部特征的研究,拓展了版本研究的内容;又指出“解题书目著录版本虽发端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但诸如析版本异同、述版本源流、论版本优劣、考版刻时地,叙递藏关系、记存亡掌故等著录内容及编制体例,却始见并基本定型于《郡斋读书志》。”所论较有特色。

3、《郡斋读书志》内容的疏证、考订

《郡斋读书志》成书以来,深为版本目录学家所重,历代目录著作多有探讨其分类、叙录之得失者,如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簿录类》,清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六《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这些,在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一书的附录二《历代著录及研究资料汇编》里已有详载,兹不赘述。

较为集中地对《郡斋读书志》内容进行较大规模辨证的是刘兆祐的《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和孙猛的《郡斋读书志校证》。

刘著凡一百八十九页,十余万言,其目录如下:

第一章 晁公武之生平(第一节 晁公武之爵里;第二节 晁公武之家世;第三节 晁公武之事迹;第四节 晁公武之著述及治学之旨趣)

第二章 郡斋读书志之版本(第一节 衢本、袁本及其传本;第二节 关于所谓蜀本之讨论;第三节 姚应绩与后志之书之关系;第四节 赵希弁与附志;第五节 衢州本与袁州本之比较)

第三章 郡斋读书志之体例(第一节 郡斋读书志之体例;第二节 郡斋读书志之分类;第三节 郡斋读书志撰写叙录之义例)

第四章 关于郡斋读书志辨伪书部分之讨论

第五章 郡斋读书志所著录今世已佚之书

第六章 郡斋读书志之优点与缺点(第一节 郡斋读书志之价值;第二节 郡斋读书志对于后世之影响;第三节 郡斋读书志之优点;第四节 郡斋读书志之缺点)

附录一:附注

附录二:引用及参考书目

其中第四章对晁志中疑为依托之书详加论证,第五章详录晁志著录而今已不存或虽佚而后世有辑本的书目,对于深入研究《郡斋读书志》甚有助益。两章规模甚巨,约占全书一半篇幅。

孙著凡一四零四页(不含索引一二九页,索引为王立翔编),约百万言,其目录如下:

一 前言

二 凡例

三 衢本晁公武自序

四 袁本晁公武自序

五 郡斋读书志目录

六 赵希弁读书志目录

七 郡斋读书志

八 衢本游钧跋

九 读书附志

十 附录(1、晁公武传略附赵希弁传;2、历代著录及研究资料汇编;3、现存诸本叙录;4、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

十一 索引(1、书名索引;2、著者索引)

该书受王先谦合校本体例启发,以衢本为底本,合校以宋淳祐袁本整理本,并参校十一种善本,自书名卷数至小序解题,凡有异同详略,均予标明。而全书最见学力也最有学术价值之处在于疏证与考订,约六十万字,主要集中在对《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存在重要异文的地方;著录书属佚书或伪书者;编著人事迹不见正史者;解题中文意欠明、评论失当之处。略举数例:如卷六《圣宋掇遗一卷》作者袁本作余靖,衢本作欧阳靖,《校证》详引诸籍,证袁本之误。卷二《琵琶故事一卷》,公武云“未详何人所纂”,《校证》据《中兴书目》等补出作者为“段安节”。卷七《唐书音义三十卷》(袁本作《唐史音义三十卷》),公武云“未详撰人”,《直斋书录解题》亦循之,《校证》则引《续文献通考》,考出同安吕科著有《唐史音义》六十卷,并以审慎态度云:“未知是否《读书志》所载书之作者。”卷十七《王昌龄诗六卷》,解题云王昌龄江宁人,《校证》引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证昌龄为京兆人。卷七《百官公卿表一百四十二卷》,《校证》详考诸书所记卷数之异,得出“百四十二卷者实为李焘《续表》。”卷六《神宗实录二百卷》,解题仅二十一字:“右皇朝曾布等撰。起藩邸,止元丰八年三月,凡十九年。”《校证》则据《直斋书录解题》、《老学庵笔记》等详考《神宗实录》四修经过。卷十四《六贴三十卷》,解题云公武曾祖父晁仲衍曾为之注,《校证》则据宋王珪所撰墓志,清段玉裁《经韵楼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考知仲衍曾作《事类后集》,今《后集》不存,而注本残帙尚在[7]。卷十七《陆贽奏议十二卷翰苑集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解题有误,《校证》详考陆贽集流传中分合情况及书名变化,驳《提要》之说。以上诸说,均考证精严,令人信服。当然,《校证》亦偶有疏失处,如卷十六《大还丹契秘图一卷》,解题作“草衣洞真子玄撰。” 《校证》误以“子玄”为作者名,实“玄撰”乃“天上或仙界撰”之意,为道家著作习称(可参陈国符先生《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但瑕不掩瑜,孙著无愧“晁氏之功臣,学界之福音”之称[8]。

三、结语

汪辟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包括几种:“第一说之主张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则目录家之目录是也。第二说之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则史家之目录是也。第三说之主张鉴别旧椠校雠异同者,则藏书家之目录是也。第四说之主张提要钩玄治学涉径者,则读书家之目录是也。”他主张前两种为目录学之正途,后两种为目录学之偏锋,定义说:“目录者,综合群籍,类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录学者,则非仅类居部次,又在确能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本学术条贯之旨,启后世著录之规。”[9]像《郡斋读书志》这类目录学巨制,既部次甲乙,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复有版本鉴别,还有提要钩玄,实兼有四种目录学功用。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不仅局限于体例罗列,而且纵贯古今学术,知人论世,从中抉择出许多文化史意义来,就像陈乐素先生《略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所做的那样。

遗憾的是,笔者寓目的研究论文多是机械的体例罗列,或根据《郡斋读书志》总序、小序直接推导出的简单结论,陈陈相因,少有新意,乃至沦为剽窃抄袭:如钱振新《〈郡斋读书志〉收录小说类目摭议》(《图书馆》1994年第2期)与龚礼明《〈郡斋读书志〉收录小说类目摭议》(《图书馆论坛》1993年第5期)完全雷同;贺霞《略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图书馆建设》1997年第2期)大段雷同倪士毅《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和〈郡斋读书志〉》(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王晓鸣《浅谈〈郡斋读书志〉》(《山东图书馆季刊》2001年第2期)与崔国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版本源流和解题特点》基本相同,让人不胜感慨。

其实,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并非无题可作,刘兆祐的《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只是将《郡斋读书志》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列表对比,弄清了《郡斋读书志》体例之源,而其流尚未有人细致研究,如果将《郡斋读书志》与其后诸多目录学著作做一系统比较,相信不无意义,刘跃进先生就曾提醒笔者注意《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的区别,通过分类、作者、卷数、叙录的差异,总结宋代目录学的一些特点,由于时间原因,这项研究只好付诸日后。另外,根据自序、总序、小序及解题中的内容(尤其是子部),结合宋代学术发展的整体背景,亦可对晁公武的学术观念及其在《郡斋读书志》中的实践做一较为深入的观照。还有,晁公武的家族是宋代有名的学术世家,他学术思想中的家族因素也值得考察,如《郡斋读书志》中不断出现“景迂”之说,“景迂”即公武从父晁说之,在尊古周易、斥王弼易学上,两人就表现出鲜明的一致性。近闻南京大学中文系武秀成先生正从事《晁公武评传》的撰写,相信会推进对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的研究。总之,只要细心、耐心,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

[1] 王文将公武生年定于1111年前后,卒于淳熙初年(1174)左右,按此生卒年不确。何新所《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第24页考辨: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有《司法晁君(公谔)墓志铭》,公武为晁公谔(1105—1165)弟行,因定公武生于1105年后,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认为公武生于1102—1106年,综合二说,暂定公武生于1106年;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六载李焘为公武撰写墓志,李焘卒于1084年,故定公武卒于此前。

[2] 王德毅《晁公武研究》据《郡斋读书志》自序题:“绍兴二十一年元日”,以及公武时已知荣州,得出公武始知荣州至迟在绍兴二十年。孙猛亦据此得公武知荣州在绍兴二十一年,是为忽略“元日”之故也。

[3] 孙猛《传略》几乎将前人成果包罗殆尽,惟王德毅《晁公武研究》引张森楷《合川县志》,定公武知合州在绍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此条材料孙猛未见,故只推测知合州在二十七年之前,又误将知合州系于知荣州前。

[4]王重民《〈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刘兆祐《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皆据《后志》序,以为衢本多于袁本者,即袁本后志所收之书。然据孙猛研究,袁本《前志》加《后志》并不等于衢本,衢本收书稍多,可能系赵希弁疏漏所致。刘又引张元济跋,以为袁、衢之前,尚有蜀本,为袁、衢二本之所从出,惜不传于世。此当指杜鹏举刊本,为袁本所祖,非衢本所从出也。

[5] 此段袁本与衢本优劣之争参张元济跋与孙猛《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而成。

[6] 陈文此处有误,据孙猛研究,衢本四十五类,其中二十五类有小序,袁本《前志》四十三类,其中九类有小序。

[7]王义耀《郡斋晁氏家氏杂考》(《图书馆研究》1985第4期)中也有对仲衍注本的考辨,可以参看。

[8]参余力《晁氏之功臣、学界之福音:评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高校图书馆情报学刊》1991第4期。

[9]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目录与目录学》第5页,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版。该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