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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交游事迹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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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在他的诗、文、小说中提到的许多师友,其中一部分人对他的生活、思想、创作,都曾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今将其交游中可资一述、而又为以往各家所未尽详者,先录叙八人如次,供研究蒲松龄者参考。为检索之便,故一依蒲氏对师友之称谓列目。

高 念 东

名珩,字葱佩,号念东,别号紫霞道人,山东淄川(故治在今淄博市南)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卒于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终年86岁。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基本完成,撰写《自志》的当年,即康熙己未(1679),就请高珩写了一篇序文,可见对他的景仰。这篇序文说:“志而日异,明其不同于常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则虽孔子不语者,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诺皋》、《夷坚》,亦可与‘六经’同功。”明确指出了《聊斋志异》这类志怪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把它提高到与儒家经典并列的地位。他的这个观点十分大胆,与那些正统派文人的看法迥然不同。凶而可以说,高珩是第一个欣赏和正确评价《聊斋志异》的读者。他比蒲松龄年长28岁,写序时已68岁高龄,但他的思想如此敏锐活跃,文章写得如此恣肆顿挫,而对后进又如此奖掖爱护,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高珩生平,据王士稹撰《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称:“其先自蒙阴(今山东蒙阴县)徙淄川,为淄川人。”于明崇祯“癸未(1643)举礼部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丁甲申(1644)之变。世祖章皇帝定鼎,起家授检讨。……寻请急归乡里。城东门外有菜圃,林木翳然,筑载酒堂三楹,破茅不补,椽桷不斵”。又据张鸣铎《淄川县志》载:高珩于“崇祯己卯(1639)膺乡荐”,“世祖定鼎授检讨,升国子监祭酒。辛卯(1651)典试江南,榜发多知名士”。又王晫《今世说》称:“高念东,家般阳,每风日晴和,自跨一驴出,遇嘉石浓荫,即系驴而卧,见者不知其为贵人也。”从这些记述,可见他的仕途经历与回乡后的简朴生活。但他卸官还乡究在哪一年?据《蒲柳泉先生年谱》引《高氏纪》:康熙十年辛亥(1671),“是年三月,同邑名人高念东珩,升刑部右侍郎,十月转左侍郎”,又赵执信《栖云阁诗序》云:“卒引年以归,卧里第者前后20年”,当在1672年以后的几年间。他归里隐居不仕的思想,在如《酷爱》一类诗中曾反复作过表白:“古来贤达亦何穷,酷爱香山与放翁。常以琴樽游物外,懒将冰炭到胸中。一生怀抱如斯足,千载襟期与我同。此外卿材兼相业,野人笑对马牛风。”其他如《载酒堂杂咏四首》、《送唐济武归里》、《毕载绩过访与五弟斗弈》、《柬阮亭》、《寄怀济武南游》诸诗,“多率意而成,故往往近元、白《长庆集》体” (《四库全书总目》)。,王士祯《居易录》,说他“生平撰著,不减万篇”,今存《栖云阁诗》十六卷,拾遗三卷,文集十五卷。又《醒梦戏曲》一册。

至于高珩的为人、爱好,唐梦赉的《紫霞先生传》(《志壑堂文集》卷六)1,记述尤详:

紫霞先生,不知何许人也,赋性简远,幼不饰衣履。从先祠中得释典残版,即反复究绎,得其大旨。既官于长安,不问迁除,累年不调。出典文试,既放榜,或具黄金数笏来相馈,先生讶日:“此胡为者!,,立付友人反之。其友即笃信反其人,不以为怪也。入佐铨衡,贫不能完租。时国法正严,逋赋者戍,先生曰:“吾惟待戍耳。”会是岁,山左遂全蠲田租焉。已,奉命祭告,穷潇湘山水之胜,至紫霞洞而反,故自号“紫霞道人”云。今上闻其才名,召询国家大计,先生娓娓对,推奖人才甚悉。命赋诗立就。讲书陈乾卦大意。归即具疏谢病,与黄冠老衲游;虽宾从杂沓,蒲团跏跌。若不闻也。然嗜读书,凡海内名山所藏及文人所著,人间未经见者,购求务得之。居恒手不释卷。暇即命驾,山陬水曲,屐履殆遍。周栎园云:“遇浓阴茂树即系驴而卧。”其实事也。顾耽于吟咏,每意有所会,洋洒成数十首,不命题亦不脱稿。间命小胥抄录,即错误亦不订正,日:“千秋后亦未必有知其说者。”时词伯司选事者来徵诗,往往笑不应。然其所为理学训世之书,虽先正未之过也。尝鬻一别业,花木池亭甚盛。既得,值戚友知其疏于财,往往称贷略尽。其复友札云:“通财朋友之高义,而亦不可以过通,向者贫儿暴富,今已暴贫矣。”其生平大略如此。

高珩说自己是“余亦飘飘湖海人”(张贞《浮家泛宅图》题咏),像他这样一位不贪求富贵,崇信释、道,放浪山水,耽于吟咏的人,无怪蒲松龄首先要请他为自己的“孤愤之书”写序了。而在《聊斋志异》的《上仙》、《侯静山》中,还又记叙了这位念东先生的两段逸事。此外,蒲松龄的《上高司寇念东先生》、《与高司寇念东先生》两信,也说明高珩对淄川的中小地主的利益,是采取庇护态度的,而不像孙蕙那样,纵容族人倚仗其权势,在乡里横行不法。在第二封信中,蒲松龄还提到一件事:“宝瑟之僵,代为悼叹;况复丧其所怜,更何以为情耶!闻之邑邑!”这可能是对高珩的一位爱妾的亡故表示惋惜。从高珩的《惆怅》一诗来看,似可两相印证。诗写道:“天下梦缘都是妄,风流一往余惆怅。世间幽恨几人开,红泪珊瑚照镜台。多情自古偏多恨,苍茫最是天难问。莫道观空可息心,未能化石焉辞困。何人能免有情痴,飞絮乘风未作泥。不见隋堤三月暮,杜鹃血洒绿杨枝。”(《栖云阁诗》)于此可见,这位崇尚释、道的人也并未完全忘情。不过这位老先生去世之前留下的几句遗言,却表明他对身后的一切已不放在心上。“遗命勿请恤谥,勿讣闻,勿受吊,勿作佛事,勿作碑志之文,子孙违者是谓不孝” (王士稹《高公神道碑铭》)L2 J。他不但对生死已视如平常,而且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同时也不相信释氏的什么超度之说。

高珩死时,蒲忪龄已58岁,写了《挽念东高先生》七律三首(《聊斋诗集》卷三),诗的小序还说:“先生观化气数,陵迟愈甚矣。栋梁摧折,风流顿尽,此吾邮所共哀也。闻讣泫然,因成长句。所冀风雅词人,有同声而共涕者。”这既表示蒲松龄对这位奖掖后进、领袖群伦的老前辈的文才和为人的敬仰,也抒写了他“瞻乌爰止于谁屋,俛仰黄垆涕满巾”的无所依从的哀伤。

唐 济 武

名梦赉,字济武,别号豹岩樵史,山东淄川人。生于明天启七年丁卯(1627),卒于清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终年72岁。他是为《聊斋志异》最早写序的第二人,仅晚于高珩三年,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是在《志异》基本完成之后不久。序言说:“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又说:“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正如扬子云《法言》,桓谭谓其必传矣。”可见他对蒲松龄的才华和《志异》的评价是很高的。在《聊斋词序》中,他的评论也极中肯,认为“聊斋词都无二病(即一无粉黛病,二无关西大汉病),可谓峭矣”。而蒲松龄在他的诗、文、小说中,也颇多有关唐梦赉事迹的记述。《聊斋志异》的《泥鬼》,就叙述了唐氏童年时偶游寺中,挖掉泥鬼眼睛的故事。作者评论说:“观其上书北阙,拂袖南山,神且惮之,而况鬼乎!”足见唐梦赉在少年时代并不迷信鬼神,“胆气最豪”。蒲松龄还在不少诗文中赞颂他“尺书全众命,片语静群嚣”(《寿唐太史》)、“风流太傅东山卧,区画苍生自有方”(《次韵载酒堂倡和之什,寄郢社诸同人》)的美德。他如《题唐太史借鸽楼》等诗、词,还描写了唐梦赉归隐林下,寄情诗酒的生活。再如从《唐太史命作生志》(《聊斋文集》卷八)中,更可窥见唐氏“行清意冷”,“提掖后进”的品德,甚至蒲松龄以屈原、陶潜相赞许。唐梦赉死后,蒲松龄写了一篇《为众绅祭唐太史文》(《聊斋文集》卷九),说他“雅爱文人,尤怜才士,苟一艺之微长,辄称扬而不置”,更有着蒲松龄的切身感受。

关于唐梦赉的身世为人,除蒲作《唐氏生志》有所记叙外,王士稹《敕授徵仕郎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志铭》(《带经堂集·蠶尾续文》卷十三),更有详细记载,今节略如下:

先生讳梦赉,字济武,别字豹岩,其先以军籍来淄川。……先生幼颖悟,以父为师,童子时私学为古文。乡先生刑部侍郎高公珩见而奇之日:“异日当以文章名世。”弱冠举顺治五年乡试,明年举礼部,赐同进士出身,改庶吉士。八年授秘书检讨。……九年请急归葬,行有日矣,会御史张某以外补上疏反噬。……而先生径拂衣归。先生之归也,年未三十。……慕侍郎高公之为人,遂卜邻焉。布衣芒 屏,相与啸咏溪山之间,里中称日二老。居恒读书稽古,讲伊洛关闽正学。……先生虽萧然世外,而不忘经济。著《铜钞疏》,《禁□说》,《备边策》,皆凿凿可见施行。……中年游庐阜龙眠,浮渡下姑苏,泛涛江,登严陵钓台。登临之馀,或为道人装,携一杖,施药于市,人不知其故史官也。客武林,同年林副使嗣环,前已客死,有子壮不能娶。先生倾橐为营葬,授室,手录其遗集以归。平生高义多此类。雅为汲引后进,经其指授,率成名士。取科第如苏元行、谭再生、杨万春辈甚众。先生笃于朋友,数百里巾车往返,不以为劳。……先生襟情旷达,预营生圹焕山之阴,侍郎高公为之志。所著《志壑堂集》二十四卷,后集八卷。选集十四卷,则予所论定也。又《济南府志》二十四卷,《淄川县志》八卷,《借鸽楼小集》二卷,《林卑漫录》若干卷。

又赵执信《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表》称: “公少颖异,传其父学,十二岁丧母。……叵忤要人意,夺官放归。同时清流,交章乞留不可得。公怡然返田里,年未满三十也。……垂三十年,尤留意经济,不以幽潜自废。……又同邑高世豪,公所同举于乡者也,知南郑,坐亏帑系而死,妻子当入官。公募健者,七日夜走二千里,遍贷于师友为完之,卒免其妻子,其行义迈古如此。”文中所云“垂三十年”与王士稹《志壑堂集序》说的“先生罢归四十年,键户读书,不以放废而忘君父”相较,相差十年。但以“年未满三十”即归田里考之,当以后者为准。至于高珩撰《唐豹岩太史生圹志》(《志壑堂诗后集》卷首),王踔撰《唐济武太史小传》 (同上),于唐氏生平记述亦详。但唐梦赉两次南游的时间,墓志、传记却未记载。据吴□棻《题志壑堂集后》和林云铭《志壑堂集跋》,这两次南游时间,一次是在丁巳(1677);一次是在庚申(1680)。他们和唐梦赉都有较密切的接触,对他的耿介不阿,仗义助人,襟怀旷达,词曲文章,都表示钦敬。至于唐梦赉的思想信仰,则经历了一个从儒到佛的变化过程。他在《又上高念东先生书》(《志壑堂文集》卷五)中有一段自白:“赉归而求之宋儒性理诸书,汗漫而不入。窃念孔门求仁为第一义,茫然无从下手,为一礼字颠扑不破者数年。”又说:“乃屏居林中,从栖云阁得见《楞严》、《金刚》诸经,遂一意静座,依天台教旨,由系念以至于无念可系。坐中觉此身忽升九天,忽坠九渊,已而忘世间一切,已而不知有身,兀兀然无我矣。”可见他终于从儒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转而又到释氏经典中去求精神寄托了。

唐梦赉在《自题小像》(《志壑堂集》卷六)中,为自己画像说:“此何人斯,高颧广颡,颀然而长,殊不清扬。逐牛马走而无词章,效寒蝉鸣而得痴狂。尘埋明镜,不出卧轮之伎俩;乾死蠹鱼,难蚀神仙之墨香。吁嗟老矣!待束缚于高岗。忆托胥靡面生,笑□□之一场。岂其即寄庐般阳,远愧东园公,而近惭子方者耶?”从这段话,既可想见他的形象,也可看出他疏狂不羁。与污浊的封建末世决裂的性格。这种性格,在《聊斋志异》的人物画廊中不难发现,也说明了蒲松龄对唐梦赉的生活态度的赞许。又,张鹏于康熙丙寅(1686)为《志壑堂集》写的序文,对唐梦赉这种耿介不阿、直言敢谏的性格,也表示赞赏说:“淄川唐先生豹岩,弱冠成进士,官翰林,未几以建言去国。夫翰林非有言责者也,使稍自委蛇从容乎铜马之署,循资计序,不十年间,可以至卿相;斯即有忠臣爱国之心,缄口而不吐,世亦未有非之者。乃先生奋然不顾,于学术之邪正,人才之进退,侃侃而争,宜乎其不得志于时矣!”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唐梦赉一生的立身行事的概括。

孙 树 百

名蕙,字树百,号泰岩,又号笠山,山东淄川人。据张鸣铎《淄川县志》(卷六)称,孙蕙于“顺治辛丑(1661)进士,授宝应知县(《宝应县志》卷十五《名宦》载: “孙蕙于康熙八年[1669]授宝应知县。……治宝六年,嵩以爱民为急,不自计利害”)。壬子(1672)充江南同考试官。己卯(应为乙卯,1675)行取补户科给事中。辛酉(1681)典闽试。后丁艰回籍,卒”。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关于孙氏卒年,注明据“孙蕙木主”。高珩撰《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栖云阁文集》卷十四)云:“君生于崇祯壬申(1632)二月十六日子时,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初六日寅时,享年五十有五。”至于孙氏为人、爱好、著述等,这篇墓志铭也有所记叙:“君虽廿载荣途,而性嗜山水,于舍旁为园,筑亭其内,膀日万仞芙蓉斋。又开池浚塘,堆岩布壑,种树蓄鹤,萧然尘外。雅负书癖,每见坊间善本,不惜重直购求,特建逸峰阁以贮之,虽病类休,文不废披诵也。著述最夥,遗稿无几,已经剞劂者有《心谷制艺》、《安宜治略》、《笠山奏议》、《笠山诗选》及《历代循良录》、《感应笺注》藏于家。”他的《笠山诗选》和《历代循良录》,《四库全书总目》均有著录,称其“诗格清丽,无尘俗之气;而边幅微狭,盖才分弱也”。但王士稹序其诗,却认为他的“五七言诗,虽古作者无以加”。从他的《友人见贻新篇即和来韵》、 《和陶杂诗五首》、《题志壑堂竹为唐济武检讨》、《过毕存吾石隐园》、《为念东先生题文衡山雪景卷》等诗来看,大多恬淡冲和,与他“尤好蒙庄之书”(王士稹《笠山诗选序》)不无关系。汪懋麟更有一段关于他的生动描写:“余尝入其室,道书数卷,清琴一张,名药一罏,蒲团瞑目,故其为诗睥睨尘埃,……不知轩冕荣辱为何等事。”(《笠山诗选序》)过的俨然是一个道家者流的生活。但他却又长期在官场角逐,并且酷好声色,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还是很矛盾的。孙蕙“为人强直,谈论侃侃,客有所请托,恒不能出口而止”(《宝应县志》),可见他又很坦直健谈。

蒲松龄和孙蕙的关系初期比较密切,他从庚戌(1670)至壬戌(1682)十余年中,写给孙蕙的诗便有19题42首,词四题,还有写给孙蕙和代孙蕙写的大量书启文告。这些诗文,连同写给孙蕙的姬妾顾青霞的4题11首诗,不仅提供了他们交往中的许多情况,而且也提供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一些间接材料。如《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戏酬孙树百》、《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又寄孙树百,兼贻鲁坛》、《西施三叠》、《菩萨蛮》、《东风齐着力》、《庆清朝慢》等,就反映了孙蕙酷爱声色,风流倜傥的生活3。这类诗词,在描绘上固然其中有作者渲染夸张的部分,但也确有一定的生活依据。如顾青霞这个为孙蕙嬖爱的姬妾,蒲松龄既听她吟过诗,亲自为她选录唐诗绝句百首,称赞她工诗,并且最后还写了《伤顾青霞》悼念她,说明蒲松龄在和孙蕙的交往中,同时也接触了这些能歌善舞、能文工诗的女子。这就使《聊斋志异》的作者在刻画某些妇女形象时,有了可以依据的人物原型。

从蒲松龄的诗文中,还可看出他和孙蕙的交谊有一个从亲密转到疏远,最后近于断交的过程。他们最初订交的时间,据《聊斋诗集》卷一,壬子(1672)《寄孙树百》说,“十年义气已阑珊”,可推知当在1662年前后,即孙蕙于1661年进士及第之后。又据《扬州府志》载,孙蕙于“康熙八年(1669)知宝应县”,次年蒲松龄即应孙蕙之聘南游。这一年他写了两首七律,一首说:“故人憔悴折腰苦,世路风波强项难。吾辈只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4另一首说:“念我不才皆欲杀,怜君多病已成疏。于今世事难回首,龟策何须更居?”(《呈孙树百》。此诗在路大荒编《聊斋诗集》中与系于癸丑1673《呈树百》七律二首其二重出,只是个别字句略有差异,按诗意当系于1673年作者北归之后。)1671年,写给孙蕙的诗计10题19首,其中有句如:“我自蹉跎君偃蹇,两个人□迹可怜生!”(《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时危未许眠高枕,天定何劳避畏途。”(同上其二)南游归来后,他又一再写诗寄给孙蕙:“君疲马牛身犹病,我困遭逢数亦悭。……千里踟蹰何所寄?惟凭尺一劝加餐。”(《寄孙树百》其一)“九月山城闻塞雁,五更梦魂绕江蓠。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赢歌续楚辞。”(同上其二)“南望维扬,白云蔽之。离绪纷来,我心伤悲。三年不见,岁月若驰。生不满百,堪几别离!”(《怀树百二章》其二)这些诗,既表现了蒲松龄和孙蕙的深厚友谊,也反映了孙蕙最初在仕途上困顿不利的情况。但从《聊斋诗集》今存作品来看。自1674年以后到1681年,在长达8年时间里,蒲松龄却没有给孙蕙写过一首诗。1682年虽又写过两首,一题《过孙给谏芙蓉斋》,表示对孙蕙的赞许和思念;另一题《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则是赠给孙蕙爱妾顾青霞的。这表明,孙蕙于1675年补户科给事中,1681年典闽试之后,蒲松龄和他在交情上还未发生裂痕。但细读蒲松龄的《上孙给谏书》(《聊斋文集》卷五),却又可看出他们之间已有了很深隔阂。书中说:“年年落魄,有负故人,自觉面目酸涩,不可以登君子之堂,因而疏节孔多,遂使曩年把臂之交,至不以我为人。古人云:‘为士者,要使王公大人闻名多而见面少。’某于此处,学得半边圣人,幸知我者勿讶也。”又说:“然而为乡绅者,居官而有赫赫名,甚可喜;居乡而有赫赫名,甚可惧!某欲陈所见闻,又恐听者不我嘉纳。此际彷徨,真与谏臣挑镫属草时无以少异。顾幸先生能为诤臣,知必能容诤友。草野之人,不敢谋居官之事,窃以为居乡所当知者,盖有数端,请得而言其略。”接着他便劝告孙蕙要“择事而行”,“择人而友”,“择言而听”,“择仆而役”,“收敛族人”,最后说:“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先生存心何等菩提,乃使桑梓愚民,闻声而股栗,诚不知其可矣!……某之言辣于姜桂矣!如可节取,则电毕而火之;如其荒谬,即不妨暴之同人,以彰吾过。”这封信,应是在1682年之后写的。这时孙蕙因丁艰回乡,直到1686年去世,蒲松龄与他虽同在故里,但终因政治、经济地位的悬殊和孙宅族人、仆役横行乡里的种种恶迹,彼此已不往来了。甚至在孙蕙死后,蒲松龄也没有写一篇悼念他的诗文。这一方面既反映了孙蕙本身存在的某些缺陷或过失;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蒲松龄对是非善恶的鲜明态度。通过他们的关系的最后演变还可看出,那时居乡的官僚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而在《聊斋志异》里,这些情况也是累有反映的。

但对孙蕙为人的评价。也往往因人而异,如王士禳《笠山诗选序》(《带经堂集·渔洋文集》卷二)说:“君为人磊落洞达,见义必为,有贲育之勇,而坦中无城府。尤不喜边幅龌龊,伸眉抵掌,意豁如也。自予举礼部里居,时君犹为诸生,则已知君异时必为廉吏,为谏官,为古遗直。洎君举制科,登禁近,前后二十年,而予言始信。”从这里也可看出,王士稹对孙蕙的评语与蒲松龄后期的看法就不一样。这除了表明他们因各自所处地位的不同外,似找不出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原因。

张 历 友

名笃庆,字历友,号厚斋,又号昆仑外史,山东淄川人,生于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卒年不详。他于康熙丙寅(1686)充选拔贡生,廷试不遇。著有《班范肪截》四卷、《五代史肪截》四卷、《昆仑山房集》三卷、《八代诗选》、《两汉高士赞》、《明季百一诗》、《厚斋自著年谱》等。前三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称“其诗、古文颇知名于时”,且“才藻富有,洋洋洒洒,动辄千言,风发泉涌,不可节制”。《淄川县志》则称其“博极群书,年十四作《梦游西湖赋》。……弱冠已有古乐府二百首,著作等身,浩如烟海,莫可涯□。晚年退居昆仑山下,闭门却扫,啸歌自适。新城王渔洋先生尝称其诗,谓《史》《汉》澜翻笔底,真冠古之才”。

沈德潜也说:“历友学殖淹博,挥洒千言,同时诸前辈称为冠世之才。”(《清诗别裁集》卷十四)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却因科场失意,退居昆仑山,闭户著书,以前朝遗民自况。他在《昆仑山房明季百一诗小序》中说:“爰考我生之初载,实维胜国之告终。阅世云遥,不比吞声野老;览时有触,间同纪录遗民。”表示他对明朝统治的眷恋。

张笃庆是郢中社的主要成员,蒲松龄《郢中社序》(《聊斋文集》卷三)说:“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堄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瀹茗倾谈,移晷乃散。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宴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聚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抑且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故弁一言,聊以志吾侪之宴聚,非若世俗知交,以醉饱相酬答云尔。”《厚斋自著年谱》载:“顺治十六年己亥,余年十八岁。……暇日与鹿瞻、留仙、希梅赋诗结郢中杜,标壮采,抽藻思矣。”可见他和蒲松龄的交往是很密切的。从《聊斋志异》的《义鼠》,还可看出蒲松龄和张笃庆在获得同一个题材后,各自运用不同形式进行创作的生动情景。而张笃庆为《聊斋志异》写的三首《题词》,更描述了蒲松龄创作的艰苦情况和他对小说的高度评价。这三首《题词》末署“戊子昆仑外史张笃庆题”,据三会本《聊斋志异》校云:“此据抄本。”但据《昆仑山房诗集残稿》,(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抄本,收录辛丑1661年至辛巳1701年诗)此诗则系于壬戌,即《志异》基本完成,蒲松龄撰写《自序》后的第三年(1682),也即唐梦赉为之写序的一年。如按前一抄本系于戊子(1708),那就与前两序相距二十馀年,从张笃庆和蒲松龄的关系来看,是不会这样晚的。

张笃庆是明崇祯时曾一度代温体仁任大学士的张至发的曾孙。高珩是他的妻父(有《送外舅高少宰公奉使楚中告陵》、《寄外父高司寇公》诗),毕世持是他的表弟(有《寄毕公权表弟,时居夏里中》、《庚午春日哭毕公权表弟墓下》诗),可是《聊斋文集》卷五有一篇《与张历友笃庆》书(见路大荒编《蒲松龄集》),信中说:“前毕刺史公晤鲍公子,知兄大雅,偶以谈及,始知为弟盟好。因公权两公子尚阙西席,托弟折简,但赠送不能从厚,贽仪外,束金祗‘哉生魄’之数。如能俯从,则源源之晤对有期矣。”这封信至少有两点令人不可理解:1.张笃庆与毕世持原是表兄弟,怎么会请他任毕家塾师?2.即使聘请张氏,怎么要由毕刺史即毕际有出面,再转请蒲松龄写信,而且申明“赠送不能从厚”?因此这封信的受信人疑有误。查《厚斋自著年谱》,张笃庆于康熙三十四至三十五年,54岁至55岁时,“授经韩樾依刺史家,教其诸子”。康熙三十六年56岁时,“设帐金岭镇毕剑津家”。康熙四十二年62岁时,“於陵李侗庵延予授经其子”。康熙四十五年65岁时,“应新城郎梅溪大令聘,为其诸子授经”。次年便“决意小居避世,不复作乞食想”。从这个记载可看出:1.张笃庆出外设帐教书,是在毕世持死后八年;2.张笃庆的教书生涯开始于他的晚年,前后断断续续仅12年,其间还曾两渡黄河到湖北,或“绝迹不入城市,惟以务农课子为事”。

关于张笃庆的事迹,从《聊斋诗集》今存6题9首诗(从壬子1672年到庚寅1710年)中反映出来的有三条:1.癸丑(1673),妻孙氏去世;2.辛巳(1701),从湖北回到淄川;3.庚寅(1710),为乡饮宾介。是年,蒲松龄写了一篇《举张拔贡历友(笃庆)作大宾呈》,赞扬他“文学德行,海内无双;门第才人,般阳第一。……素丝垂领,犹能七步成篇;清昼柴门,惟以一经教子”。这几条和《厚斋自著年谱》的记载都是吻合的。

张笃庆和蒲松龄相互寄赠酬答的诗,大多写得情真意挚,抒写了两人的抱负、遭遇和内心的不平。如蒲氏诗云:“杨花飞起奈愁何,何日高轩更一过?憎命文章真是孽,耽情词赋亦成魔。可怜河北莺声老,且喜淮南桂树多。但得如君应避世,谁能复受吏人诃!”(戊辰《寄怀张历友》,《聊斋诗集》卷二)张氏和诗云:“我亦愁人奈若何,不堪赢马每相过。年来萍迹浑如梦,老去文章更入魔。洗耳怜余归隐暮,回头愧尔著书多。耦耕何日东皋下,免使山灵久见诃。”(《次韵蒲柳泉来韵》,《昆仑山房诗集残稿》)直到庚寅(1710),蒲松龄回忆到他们的青年时代时,还不无感慨地写道:“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张历友、李希梅为乡饮宾介,仆以老生,参与末座,归作口号》,《聊斋诗集》卷四)

《昆仑山房诗集残稿》中,也有不少诗题是寄赠蒲松龄的,篇数较之蒲松龄写给张笃庆的还要多些,时间则是从癸卯(1663)到戊辰(1688)。而蒲氏写给张氏的诗,现存最早的仅壬子(1672)《九日有怀张历友》一首,与张笃庆癸卯《赠蒲柳泉》诗前后竟相隔九年。于此可知:1.现存的《聊斋诗集》还有不少佚诗;2.据《厚斋自著年谱》: “康熙十六年己亥(1659), ……暇日与鹿瞻、留仙、希梅赋诗,结郢中社。”可见《昆仑山房诗集残稿》也有佚失的诗。从现存张笃庆写给蒲松龄的诗来看,也多反映出他们的共同遭遇和寄托。如:“高歌日日水云乡,长啸林间阮籍狂。有恨休裁《鹦鹉赋》,无衣惟制芰荷裳。未收涓骨归燕市,且逐盐车上太行。与尔相期烟雨里,五湖深处泛孤航。”(癸卯《赠蒲柳泉》其一)又:“不识长安有五侯,年来高卧海云楼。投纶溟渤三千里,寄恨东秦十二州。作赋未能歌楚调,闭门聊为广齐讴。汐州有待乘黄鹤,天外同寻汗漫游。”(癸卯《和留仙韵》其一)又:“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刘。一时结客自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同上其二)再如“更爱蒲衣频握手,长吟不惜夜将阑”(癸亥《雨中……喜与韦仲、留仙剧谈竟夜》),“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丙寅《寄留仙、希梅诸同人》。此诗路大荒《蒲松龄年谱》系于丁卯,误),都表现了对蒲松龄的恳挚之情。

从《昆仑山房诗集残稿》还可知道:1.张笃庆于1686年得第二子,集中有丙寅《四十五岁除夕》,题注“是年生次子”,诗云:“老大无成意黯然,屠苏久已罢争先。添丁喜作双儿父,花甲仍虚十五年。弹指光阴生白发,半生辛苦累青编。送穷都被穷相恋,谁说昌黎不可怜。”2.1686年曾到北京,有丙寅《入都自嘲》、《入都之明日喜晤孙光禄孝园》诗。3.1701年他曾游湖北武昌,正值他60初度,有辛巳《郢中初度诗》六首,其三云:“不作,但据路大荒撰《年谱》引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称:蒲松龄“遂从给谏孙公树百于八宝,因得与成进士康保、王会状式丹兄弟、陈太常冰壑游”,可见蒲松龄在宝应一段时间(1670—1671),和王式丹是有交往的,而那时他们都还是在青年时期。

据王懋竑《翰林院修撰叔父楼村王公行状》(《白田草堂存稿》十八)及《宝应县志》记载,王式丹年轻时便有名声,常说“科第可立致”,可是中年困顿,直到癸未(1703)59岁时,才以殿试一甲一名进士及第。(《清诗别裁》云:“楼村壬午(1702)乡举,年已六旬。明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则会试时年已61岁。据王懋竑《楼村王公行状》所记生卒年,王式丹乡举时应是58岁,会试时应是59岁。)授翰林院修撰,参与纂辑《佩文韵府》、《一统志》诸书。但居官十年,终不得意,最后罢归竟“无一椽之宅以居”;而他淡泊自处,日以吟咏自遣。

王式丹为人旷朗豪迈,能饮健谈,常常和友人酒后歌呼,谈今论古。1694年他在北京时,晚上和一位朋友殷彦来去扣田雯家的门,弄得主人措手不及,只好披上衣服出来迎接客人,然后大家“攘臂论诗,命觞浮白”,到夜半还欲罢不能。田雯的《楼村诗集序》于记述这件事后,接着评论王式丹的诗,说他“为诗如终南大华之峻拔沉雄,虎豹龙蛇之腾攫变化。……至于精能之极,间造平澹,则又停云渊泉,朱弦清越”,这些评语是比较中肯的。洪公寰《楼村诗集跋》,还认为他的写作态度十分谨严,“一字未安,深夜就寝必起挑灯改定而后已”。他有《于忠肃公墓》一首,诗云:“自挤热血洒高穹,隻手扶天日月中。帝位安危操上策,外藩影响戮孤忠。苔封石马三春雨,烟暝巢乌万木风。相望鄂王精爽在,灵旗萧飒暮山空。”既可见他对明代于谦的被害表示追念的深情,又可看出他锻炼诗句的功力。其他有句如:“曾披唐史传遗烈,百战孤城迹不磨。犄角力堪歼寇盗,殒身功已障山河。”(《睢阳庙二首》)又:“燕秦电扫自豪喜,三千逐归云向北飞,松风烟锁旧柴扉。故乡道途逢初度,楚俗风和换纻衣。遥寄二千馀里外,宁知五十九年非。海鸥今识樊笼苦,长忆青溪锦石矶。”而就在这一年,他回到淄川,《聊斋诗集》有《辛巳冬,闻历友自湖北归,怀以二律》,有句谓,“十年老友晨星散”,“几载长离短发苍”,可见张笃庆在此之前一段时间曾流寓在外。

王 式 丹

字方若,别号楼村,江苏宝应人。生于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卒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终年74岁。今存《楼村诗集》二十五卷。在他和蒲松龄的诗集中,虽未见二人酬唱之作,但据路大荒撰《年谱》引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称:蒲松龄“遂从给谏孙公树百于八宝,因得与成进士康保、王会状式丹兄弟、陈太常冰壑游”,可见蒲松龄在宝应一段时间(1670—1671),和王式丹是有交往的,而那时他们都还是在青年时期。

据王懋竑《翰林院修撰叔父楼村王公行状》(《白田草堂存稿》十八)及《宝应县志》记载,王式丹年轻时便有名声,常说“科第可立致”,可是中年困顿,直到癸未(1703)59岁时,才以殿试一甲一名进士及第。(《清诗别裁》云:“楼村壬午(1702)乡举,年已六旬。明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则会试时年已61岁。据王懋竑《楼村王公行状》所记生卒年,王式丹乡举时应是58岁,会试时应是59岁。)授翰林院修撰,参与纂辑《佩文韵府》、《一统志》诸书。但居官十年,终不得意,最后罢归竟“无一椽之宅以居”;而他淡泊自处,日以吟咏自遣。

王式丹为人旷朗豪迈,能饮健谈,常常和友人酒后歌呼,谈今论古。1694年他在北京时,晚上和一位朋友殷彦来去扣田雯家的门,弄得主人措手不及,只好披上衣服出来迎接客人,然后大家“攘臂论诗,命觞浮白”,到夜半还欲罢不能。田雯的《楼村诗集序》于记述这件事后,接着评论王式丹的诗,说他“为诗如终南大华之峻拔沉雄,虎豹龙蛇之腾攫变化。……至于精能之极,间造平澹,则又停云渊泉,朱弦清越”,这些评语是比较中肯的。洪公寰《楼村诗集跋》,还认为他的写作态度十分谨严,“一字未安,深夜就寝必起挑灯改定而后已”。他有《于忠肃公墓》一首,诗云:“自挤热血洒高穹,隻手扶天日月中。帝位安危操上策,外藩影响戮孤忠。苔封石马三春雨,烟暝巢乌万木风。相望鄂王精爽在,灵旗萧飒暮山空。”既可见他对明代于谦的被害表示追念的深情,又可看出他锻炼诗句的功力。其他有句如:“曾披唐史传遗烈,百战孤城迹不磨。犄角力堪歼寇盗,殒身功已障山河。”(《睢阳庙二首》)又:“燕秦电扫自豪喜,三千歌舞随霓旌。至今英雄久灰灭,漠然山高而水清。”(《萧尺木凌高欠台图》)都写得慷慨悲凉,铿锵可诵。像王式丹这样一个“学问该博、才力敏练”,而又“宽和弘蔼”,豁达痛快的人,在《聊斋志异》刻画的众多知识分子形象中,是不难找到和他的性格极为相似的同类人物的。

毕 公 权

名世持,字公权,山东淄川人,是蒲松龄创作的合作者,《聊斋志异·马介甫》的“后数行”,便是由“毕公权撰成”的,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有关毕氏生平事迹,据张鸣铎《淄川县志》载,只知道他是“康熙戊午解元,好交游,笃气谊,卒年三十九”。赵执信《怀旧集序》(《饴山诗集》卷十八)称:“淄川毕世持公权,少有隽才。康熙戊午,乡书山左之文冠天下,公权为举首,余次之,齐名相善,后三上春官不见取。其文清深幽异,俗流浅识莫能窥也。由是愤郁遂卒,年不满四十。余仲子戆,婚其小女,颇知为文,年二十有八,暴死,女亦旋亡。”而蒲松龄所撰《毕公权(困慵诗)跋》(《聊斋文集》卷四)及《挽毕公权》(《聊斋诗集》卷二),则较县志、赵序提供的情况略详。跋文云:“公权天分绝人,而其生平多病善思。每忆亡书,或字句不得,辄辗转终夜达旦,困顿至不可起。同人论其为文如独茧抽丝,亦可以想见其为人矣。……诗中喜用愁恨鬼死,亦长爪不年之谶也!”根据以上记载,除知道一些他的为人、为文与何年中乡试第一名的情况外,还知道他不幸早死,只活了39岁。但他死于何年,则都略而不详。蒲松龄的《挽毕公权》,在路大荒撰《蒲柳泉先生年谱》和他校录的《聊斋诗集》中前后却相差一年,前者系于康熙丁卯(1687),后者系于康熙丙寅(1686)。究竟毕氏死于哪一年,因涉及他的生年和中乡试时多大年纪等问题,便有进一步确定的必要。

王士禛《文学毕君子万、解元公权家传》(《带经堂集》卷四十三)谓:“丁卯正月,君父殁,哀毁卧病,稍间至夏六月,疾复作,下血数升,竟卒。”张笃庆《庚午春日哭毕公权墓下》(《昆仑山房诗集残稿》)题下注云:“丁卯在都门闻公权讣。”又《厚斋自著年谱》云:“康熙26年丁卯,……独是在京师,闻吾乡赵月麓先生及毕公权表弟讣音,为之悒郁者累日。”据此可以断定其卒年为1687年。由此上推39年,毕氏当生于1649年,小蒲松龄九岁。而他领山东解额在康熙戊午(1678),时年反30。于此还可推知,蒲松龄《为毕公权祭扬州戴孺人文》的写作年代,当不晚于1687年,即蒲氏48岁时。至于他们两人合写的《马介甫》,也可能就在蒲松龄撰写《聊斋自志》前后不久。王士稹的这篇文章,对毕世持身世的记述尤为详尽,今摘录如下:

毕世持字公权,幼号圣童,9岁属文,抉关雒之奥,塾师避席。10岁就童子试,压其侪偶。厥后试辄冠军。君身长玉立,眉目如画。读书不事章句,水边林下,行吟萧散,意有所会,欣然神释。云情霞思,迥绝町畦。康熙戊午以第一人领山东解额,其文传诵海内,不胫而驰。自齐鲁吴越,秦晋闽楚,岭峤之士,翕然宗之,所至聚观如市。四十年来文章之盛,倾动四方如君者,未之有也。君好交游,笃气谊,日与四方名士缟聍赠答。公车入京师,公卿竞倒屣延之,恐不得一当君,君殊不屑也。自己未至乙丑,三偕计吏,连蹇不第;而同学故人多得片庸以去,布列馆阁。君咄咄不乐,往往书空独语,幽忧侘傺,不可告人,而君自此病矣。……君器度弘远,汪汪如千顷陂。至于晰义利,临事会,如斩乱丝,盘错无以难也。毕氏聚族长白之阳,至君11世,里甲徭役,门长率分任之。……佐讷苍公综理曲折,族姓皆服其公。有不时至者,出私橐代输。再从叔文学某卒,其子贫不能延师,君私廪其费,数年无倦色。同年某在京师,困逆旅不能归,君倾囊资其仆马,而身自称贷以还。事大父母、父母纯孝,无间言。母病不知人,君跪榻下,十馀昼夜不归寝。……砥砺名行,以敦伦善俗为己任,乡先生称之日:“毕君真孝廉矣。”卒年39。子四人。……

王氏对毕世持的为人、学识推许备至,无怪蒲松龄在挽诗中称赞他“人才声望压何、刘”、“议论丰标都不群”。而毕氏死后,不但蒲松龄“每逢雅集倍思君”,而且竟使“燕齐名士尽沾巾”。也无怪唐梦赉这样有声望,比毕氏年长二十余岁的前辈,也写了《挽毕公权解元》诗(《志壑堂文集》卷十一),悼念这位才干超群、器度不凡、为众人钦仰的人物。可惜他的诗集不存,我们已无法看到他那些“喜用愁恨鬼死”的诗句了。

又,蒲松龄《与王鹿瞻书》中有“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如孤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千人之所共指!而所遭不淑,同人犹或谅之;若闻亲讣,犹俟棋终,则至爱者不能为兄讳矣”云云,因而《马介甫》这篇小说的情节,或多少与王鹿瞻的家事有关,而蒲松龄却说:“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可见毕世持对王鹿瞻的闺房隐曲,比蒲氏知道得更详细,他和王氏的关系,也比蒲氏更为密切。

吴 木 欣

名长荣,字木欣,山东长山(故治在今淄博市西北)人。《聊斋文集》中有《题吴木欣(班马论)》和《题吴木欣(戒谑论)》二文。张贞《题吴木欣(戒谑迂谈)》(《杞园集》卷十四),末署“康熙壬午(1702)正月上日”,可知蒲松龄题跋大约与此文同时或在这一年前后。

关于吴长荣的身世经历,据张贞《待赠承德郎吴君墓志》云:“君姓吴氏,讳长荣,木欣字也。别字青立,晚号□园灌长。其先枣强人,明初始徙济南之长山。……生以顺治丙申(1656)二月初七日辰时,卒以康熙乙酉(1705)四月十八日未时,年仅五十。以国子生考授州同知。”而《长山县志》云:“吴长荣字仁居,号青立,贡监生。……年未五十,郁愤以死,士论惜之。”其著作除蒲松龄所题两种外,尚有《茧斋随笔》、《茧斋诗集》、《宝诚堂随笔录》等,惜均不见。

从张贞所撰《墓志》,还可知道吴长荣的其他几点情况:1.他的妻子是朱显荫之女,朱缃的从姊。2.他甚得朱缃父宏祚器重,在朱氏镇抚粤东,总制闽浙时期曾佐其幕。3.他为人慷慨,好结交贫士,喜宴宾客,谈笑日夜不厌。人以为他有积蓄,其实是典当了衣服器物来招待客人。4.张贞虽是他的父执辈,但二人交谊最深,往还甚密。

朱缃有《题吴木欣茧斋》一首,诗云:“疏篱老屋野人家,匹马重来隔岁华。世事饱谙馀涕泪,物情多变感风花。藤阴袅袅遮窗密,瓜蔓离离绕径斜。我亦如蚕春后懒,便思从子托烟霞。”(《橡村诗集》卷一)于此亦可见当时这些佗傺不遇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

朱 子 青

名缃,字子青,号橡村,山东历城人。抿王士祯撰《候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生于清康熙九年庚戌(1670),卒于46年丁亥(1707),年仅38岁。今存《橡村诗集》五卷,收朱缃古今体诗351首,分属《枫香》、《吴船书屋》、《观稼楼》、《云根清壑》四集。又《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棣华书屋近刻》四卷,系朱氏兄弟三人的合集。其中《岭南草》、《端江集》各一卷,是他去广东省亲时所作。

朱缃于去世前一年,有《题蒲生(聊斋志异)书后》三首,其三云:“捃摭成编载一车,诙谐玩世意何如?山精野鬼纷纷是,不见先生志异书!”肯定了蒲松龄在创作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小说对现实生活的针砭。他还有《蒲留仙过访话旧》,诗云:“旧雨情深动雁群,西风萧瑟又逢君。诗吟篱下狂犹昔,书著山中老更勤;身外浮名空落落,眼前馀子任纷纷。泉香峰翠勾留处,且共开樽坐夜分。”从诗的前两句,可知他和蒲松龄不是初次见面。而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交往。蒲松龄最早写给朱缃的诗,有丙子(1696)《答朱子青见过惠酒》七律三首,诗中有句云:“不嫌老拙无边幅,东阁还当附恶宾”,“公子风流能好士,不将偃蹇笑狂生”,可见是最初定交的诗。这一年蒲松龄已五十七,而朱缃只不过二十七,应当说是忘年相交。因而朱缃写《蒲留仙过访话旧》的时间当在此后几年,可能即蒲松龄在朱缃家中见到张贞(字起元,号杞园,山东安丘人,康熙壬子[1672]拔贡生,举宏博,授翰林院待诏。《聊斋志异》的《张贡士》,即写张贞的故事)的那一次。《聊斋诗集》有壬午(1702)《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上距他们定交的时间已有六、七年,故云“旧雨情深”。此后,朱缃除为《聊斋文集》,及在1706年为《志异》题词外,还有《简蒲留仙》一首,诗云:“岑山栖托处,谁识鹿皮翁。床晒一笼药,膝横三尺桐。蓑衣梦中绿,花影句边红。此际幽居者,柴门可许通?”诗的内容主要是朱缃叙说自己的生活状况,是在他和蒲松龄相识之后不久写的。至于收入《蒲松龄集》中的除《与朱子青主政》、《答朱子青见过惠酒》及《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外,还有《挽朱子青》一首(《聊斋诗集》系于己丑[1709],误),诗云:“蕴藉佳公子,新诗喜共论。如何一炊黍,遂已变晨昏!历下风流尽,枫香墨气存。未能束刍吊,雪涕赋招魂!”对朱缃的为人、诗才和他忽然去世,表示惋惜和哀痛。

关于朱缃的身世为人,据《历城县志·文苑传》载,他是康熙时广东巡抚,后迁浙闽总督朱宏祚的长子,广览博识,“自经史至天官壬遁之书无不研究。尤致力声诗,与王士禛、朱彝尊相切□”。他曾到过北京,但“未尝游贵者之门,所交皆清望有文者”。在章丘筑园名橡村,“四方名士履交趾错,觞咏无虚日”,可见他这个宦门公子,过的是疏狂不羁的名士生活。王士稹《朱君墓志铭》也说:“朱君子青晚出,风流文采,独能自见于当世。方期以远大,庶几成一家之言,以继诸先哲之后,而竟天阏以死。天实生才而又摧折困阻之,如此其有意耶?其无意耶?……顾薄科举程文以为不足为,而独致力于歌诗。……子青天性纯孝又耽尚丘壑,既连不得志于有司,则循近例入赀得授曹郎,家居不入仕者十年,日侍两亲寝门,雍雍如也。……子青笃于人伦,信于朋友,言行相顾,内外无异词。”(《蚕尾续文集》卷十五)墓志颂扬了朱缃的才华和鄙薄科举功名、隐居不仕的思想行为。像朱缃这样属于所谓清流一类的人物,在封建社会受到人们的赞誉,被树为清高的典范是并不奇怪的。因为这对一部分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来说既是精神上的麻醉,而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也是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所能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抗拒态度。在蒲松龄的小说中,这样的人物不乏其例;但大多又在出仕与退隐这个问题上辗转反侧,矛盾焦灼而不能自拔,最后还是视功名“与空花何异”,坠入了虚无幻灭的境界,对推动社会的进步当然不可能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在蒲松龄的交往中,不仅是朱缃,其他如唐梦赉、张笃庆、李希梅等,也大多属于这一流人物。但这类人物之所以又受到统治阶级中的当权者的赞赏,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行为对封建政权并未构成威胁性的破坏;反之倒可以减少某些冲突和不安定的因素,使社会中最敏锐的这部分人各得其所,这也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崇尚释、道的部分原因。

注释

1 唐梦赉在《上高念东先生书》中说:“忆先君子之言曰:‘吾平生望冠盖则避匿,顾每见先生退,即恍忽不自释者移日。’此先君子之私淑于先生非一日矣。”可知唐梦赉于高珩亦为后辈。但从《志壑堂文集》和《栖云阁诗文集》看,两人相互寄赠唱和的诗甚多,且曾两度一同南游,可见也是忘年之知交。唐梦赉的这篇高珩传记,叙述是真实而生动的。

2 赵执信:《栖云阁诗序》(《饴山文集》卷二)也有同样记载:“遗令不具遗疏,不请祭葬及谥于朝,不求碑志传记于世之名辈,盖澹于荣禄名位,其本怀也。”

3 王士祯于康熙辛酉(1681)也有同样内容的诗,如《送孙树百给事使福建》:“君家有吴儿,白皙颜如玉。绝胜薛阳陶,能鼓昭文曲。……”(《带经堂集》卷三十六《渔洋续诗》十四。)

4 此事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引《山左诗钞》也有记载:“君令安宜,饮冰茹蘖,上官以苛令浚河,将中以非法,士民感愤,不呼而至者万余人,负畚河干六日夕,遂告成事。士民绘图歌诗以纪之。”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