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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道昆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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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昆和他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对于治古典文学和戏曲史的同志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历来对他的评价不高;各家文学史和戏曲史中虽提到他,却都语焉不详;建国后,也未见有对他的生平和作品进行全面论述的文章。近年来,随着天都外臣《水浒传·序》的日益受到重视,汪道昆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已有人提出重新认识汪道昆的意见。笔者不揣浅陋,就此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正于学界。

一、方外司马何许人?《蔡足乞 杂剧》何为作?

明末陈弘绪曾撰《方外司马杂剧序》,此文被清人卫泳视为晶莹如冰雪的佳作而编人晚明百家小品集《冰雪携》。《序》在论述了“屈原之后无骚,子美之后无诗歌”以后,继曰:

方外司马何人乎?《蔡足乞 杂剧》何为而作乎?其幽愁抑郁、悲愤感慨诚不可知,然其技则几与屈原之《骚》、子美之诗争胜矣。夫其技何以至于此也,可叹也。尝试于高堂静夜,灯火交荧、鼍鼓逢逢、哗呼雷发之际,进俳优发场歌之,当必有发上指而髯怒张者……

陈弘绪将方外司马杂剧比于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诗歌,评价可谓高矣。陈弘绪好博览,喜撰述。他的父亲陈道亨因反对魏忠贤用事而去职;他自己也曾因忤阁臣而被劾逮问。他推崇方外司马杂剧,显然是因为这部杂剧所抒发的“幽愁抑郁、悲愤感慨”的感情,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而杂剧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使他赞叹不已。

那么,这部曾经受到如此推崇的杂剧作者方外司马究竟是谁呢?《蔡足乞 𨃚杂剧》又因何而作呢?三百多年来,这两个问题始终未见解决。《蔡足乞 𨃚杂剧》今已失传,在明清两代的“曲目、“曲录”中均无记载,傅惜华先生编的元、明《杂剧全目》中也未提及。近年出版的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据陈《序》增人此剧,但列于“元明阙名作品”之编(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然而,这两个问题果真就不能解决了么?

其实,方外司马就是汪道昆,下面试述其详。《明史·文苑》有汪道昆小传数行:

汪道昆,字伯玉,世贞同年进士,大学士张居正亦其同年生也,父七十寿,道昆文当其意,居正亟称之。世贞笔之《艺苑卮言》日:“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道昆由是名大起。晚年官兵部左侍郎,世贞亦尝贰兵部,天下称“两司马”。世贞颇不乐,尝自悔奖道昆为违心之论云。

汪道昆曾任兵部左侍郎,见于多种文献记载,毋庸置疑。兵部左侍郎,通称“司马”、“左司马”。“司马”之前加“方外”二字,说明这个司马已经或至少意欲置身“世外”。汪道昆“中岁事佛”,1他的《太函集·自序》说自己“壮而游方之内,乃始有闻;疆而为方外游,乃始有觉。”晚年家食,他僊僊于方外之游,曾于肇林大作佛事,主檀樾,建无遮会。2

以汪道昆的经历而言,他有可能别署“方外司马”之号。事实上,他也确曾用过这个别号。《太函集》卷七十九有一篇《三蹙升中颂》,末有“帝命方外司马汪道昆勒之石”句。同书卷八十五有一篇仿枚乘《七发》而作的《七进》,中有“于是方外司马历阶而进日”句,又一次用了这个别号。汪道昆用过的别号很多,如太函氏、函居士、高阳生、高阳酒徒、天游子、泰茅氏等等。这些别号,和他的居室、嗜好、经历、思想都有一定的联系。方外司马只是汪道昆众多名号中的一个。

汪道昆为什么作《蔡足乞 𨃚杂剧》?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须了解这部杂剧的内容。这部杂剧虽已失传,其内容尚可考知大略。元明杂剧《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有蔡疙疸这个人物。他在自报家门时说: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阶下小民闻吾怕,则我是势力并行蔡衙内。自家蔡衙内的便是,表字蔡疙疸。我是那权豪势要的人,嫌官小做不的,马瘦骑不的,打死人不偿命,长在兵马司里坐牢,我打死人如在房上揭一片瓦相似这个蔡疙疸倚势挟权、强抢秀才刘庆甫之妻,后由梁山英雄“替天行道”,擒得蔡衙内,斩首街前,帮助刘庆甫夫妇重聚。明传奇《木梳记》写的也是这个故事,秀才之妻名李幼奴,扮货郎救幼奴的英雄是李逵,均与《黄花峪》相伺。惟蔡疙瘩作蔡足乞搭,刘庆甫作刘庆山,接应者鲁智深作一丈青。二剧的情节不见于小说《水浒传》,一以杂剧形式,一以传奇体裁,写同一故事,可见这个故事在当时颇为流行。王古鲁先生在日本访书时曾抄录“内阁文库所藏,中土已佚”的明崇祯版《鼓掌绝尘》小说中的一段文字,3即第三十三回所叙上元佳节“走马灯”上的28个戏文故事。在节日用来装饰走马灯以娱乐群众的故事,当然应是民间家传户晓的,如“董卓仪亭窥吕布,昆仑月下窃红绡。时迁夜盗锁子甲,关公挑起降红袍。……”等等。其中一则即“会跌打的蔡扢搭飞拳飞脚”,证明蔡足乞𨃚的故事在明代民间,确实十分流行。《蔡足乞𨃚杂剧》当然要写蔡足乞𨃚。从《黄花峪》、《木梳记》中我们得知,蔡跎路即蔡衙内足乞𨃚、疙疸、扢搭,只是写法的不同),是权豪势要的代表。那么,汪道昆在剧中是抨击这个衙内呢,还是为他作翻案文章?

汪道昆曾于万历十七年以“天都外臣”之号为小说《水浒传》作序。说天都外臣就是汪道昆,有基本上与汪同时的沈德符(汪离世时,沈已十六岁)《万历野获编》的记载为据:“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卷五)汪道昆《太函集》中虽未见用“天都外臣”之号,但其诗中记述“我所居兮在天都”(《七襄诗》之二),“新筑傍天都”(《谼中感旧四首》),自称“柴桑帝外臣”(《丙子元日》),都可证明沈德符之说无误。

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指斥蔡京、童贯、高俅等为“窃国之大盗”;认为徽宗北辕之辱,盖因重用此辈,咎由自取;歌颂水浒英雄“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非庸众人也”;表现了作者痛恨权贵,同情起义英雄的思想态度。这与他在《骤进论》中批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为“有民誉”而被罢官的大夫鸣不平的态度是一致的。由此看来,汪道昆在《蔡跎路杂剧》中不可能为蔡衙内涂脂抹粉,何况这个衙内,在民间戏曲中早已成为横行无忌、做尽歹事的权豪势要的代表。

对于揭发昏君、权奸罪恶,歌颂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汪《序》赞其“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以之与《史记》并提,奖为“千秋绝调”,认为这样的书“固以正训,亦以权教”。汪道昆把封建统治阶级诬为“诲盗”之作的《水浒传》说成是可以正其训导,发挥教化作用的史书,其胆识亦足惊人。

在《黄花峪》、《木梳记》中,蔡足乞𨃚的故事实即水浒英雄除暴安良的故事。《蔡足乞𨃚杂剧》有可能仍写蔡抢李幼奴、后被梁山好汉斩首的故事,也有可能写蔡的其他罪行。联系陈弘绪说此剧抒发了“幽愁抑郁、悲愤感慨”的强烈感情的那段议论,以及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所表达的思想,可以推测,《蔡足乞𨃚杂剧》当也是一部揭露、抨击官府黑暗、权豪横行,描写并歌颂梁山英雄扶危济困、为民锄害的“水浒戏”。

然而,汪道昆不是曾官至正三品的兵部左侍郎么,在历来的评论中,都把他作为上层封建统治阶级、正统封建文人中的一员。他的“幽愁抑郁、悲愤感慨”由何而来?他赞美《水浒传》、亲谱“水浒戏”的离经叛道思想因何而生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得不对他的生平作一番考察。

二、有关汪道昆生平的几点考辨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汪道昆生前似乎是文章、仕宦两相得,可称幸运。例如《静志居诗话》云:“闻伯玉晚年林居,乞诗文者填户,编号松牌以次给发,享名之盛几过于元美。盖元美所推奖二人,于鳞道峻,仕又不达,伯玉道广,位历崇阶,人情望炎而趋,不虑其相埒也。”这种看法,影响所及,在今人的有关文章中也说“汪道昆官运亨通”,在世时,官位抬高了他的文名。其实,事情并不尽然。为便于论述,这里先简略介绍一下汪道昆的生平:

汪道昆(15264一1593),字伯玉,号南溟、南明。安徽歙县人。出身盐贾之家,至汪道昆始业儒。他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后,历任义乌知县、北京户部江西司主事、兵部职方司主事、武库司员外郎、武选司员外郎等职。嘉靖三十六年(1557)升湖广襄阳府知府,嘉靖四十年升福建按察司副使,两年后任按察使,又于翌年升都察院右佥都御使提督军务巡抚福建地方。嘉靖四十五年(1566),罢归。隆庆四年(1570)奉钦命以原职抚治郧阳等处地方,后以右副都御使巡抚湖广,兼赞理军务。六年,升兵部右侍郎,奉钦依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阅视蓟辽保定边务。万历元年(1573)升兵部左侍郎。万历三年(1575)致仕。

从简历看,除嘉靖四十五年和万历三年两次罢归以外,确可说是步步高升。汪道昆精于文治,又擅武略。他为义乌令时,息讼争,平冤案,邑人称为神明。他教民讲武,邑民多英勇善战,后戚继光募以抗倭,名闻天下。汪道昆胆略过人,任福建按察副使,会福宁兵变,他单骑入军门,斩首事者,一军皆肃。倭寇入闽,戚继光率卒八千赴援,汪为监兵,二人共相谋划,屡出奇计,大破敌寇。汪道昆匡时济世、以身许国的耿耿忠心和奇谋胜算,不避锋刃所建立的功绩,使他多次受到嘉奖,在仕途上节节上升,他的祖父母、父母、妻子也都受到赠封、并移荫及第。但是正当他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罢官闲置四载;又在知命之年诏准归里,林居近二十年,直至离世。两次罢归,原因何在?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嘉靖四十五年之罢归,据汪道昆之子无竞所编《汪左司马公年谱》云:“四月,中丞台灾,以烦言奉钦依回籍听调别用。”王世贞在贺汪道昆父母七十“寿序”中载此事日:“……汪公(道昆)以破岛夷积功至御史中丞督抚闽,后先闽中者七阅岁,而中流言听移镇归。翁(指道昆之父)迎司橐而枵然无余奉积也,盖皆以养士矣。”(《弇州山人稿》卷六十一)与汪道昆交情至深的龙膺于《汪伯玉先生传》中记:“……岛夷就平,方献馘露布上,而悍卒干纪,先生法绳之,遂哄。忌者借以诋訾先生,解闽事。”(《纶隐文集》卷三)其后谈迁《国榷》卷六十四则云:六月,“罢福建巡抚右副都御史汪道昆。时右中允陈谨忧居,其舍人与卫卒殴,谨出解之,被伤,卒。南京口科给事中岑用宾劾道昆贪污纵士也。”由上面这几条记载看来,汪道昆罢闽事的主要罪名是“贪污纵士”。但他归里时,行囊空虚,俸禄皆以养士用尽,这贪污的罪名显然是恶语中伤;悍卒违反军纪,汪道昆绳之以法,仍被“纵士”之名,不亦冤乎!汪道昆在致《宋宪长》书中曾言及自己释闽事的原因,他说:“古之善用武者,必先行陈辑穆而后有功,河曲之师虽宣子犹将败绩。昔之在事区区独此心耳。乃今不日辑穆而日比周,则不佞之罪也。”汪道昆可谓善治军者,他知道首先须求得军内和合亲睦,而后才能有功,谁知却被攻击为结党营私。他在致《张中丞》书中曾云“不佞去闽滋久,罪状弥彰”,要求“为之一洗”。

万历三年之乞归,据《年谱》云:“时刘侍御疏触江陵,江陵齮齕之,公(道昆)闻言不入。又江陵方引用某为上卿,佯问公,公直摘其瑕,执政意滋不怿。遂上书陈情终养,上许之。”自称“后学”的蓝文炳《汪司马先生年谱·序》云:“(先生)终以雎鸠之司,再拜司马之命。于是,有执政某者,先生同年也,抗诤不合,遂致为臣峰谷幽栖……”汪道昆与张居正同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初,张居正柄国。这两条记载都明确指出,汪道昆是因忤江陵——张居正而放归。汪道昆在致《陈侍御》书中曾言:“……乃今之在事者,或不免以奴隶视干城,而以腹心视夷狄,一何倒行而逆施哉!不孝在闽、在蓟两以此而中人言…一”对执政者以奴隶视武将,表示了不满,言明自己因此而中人言。《得南台弹事》中云:“人难容执戟,我易避当门。”提到了他请归的原因。《太函集》中有几处明显流露出对张居正的不满情绪,虽然说的是别人的事,如《胡少卿墓志铭》中说“江陵专国”,《明二千石麻城丘谦之墓志铭》中说丘谦之父原与张居正相善,守忠州时,因上书张居正“论时政得失,江陵恚甚,立罢之。”

对于自己两次因人言罢归,而冤屈不得洗白,汪道昆内心是十分愤怒和痛苦的。他清楚自己屡中流言是因“自恁恣睢,夙婴众恶”(《致许相公》),而“功高见忌”(《致李宁远》)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汪道昆不仅为自己“奉干戈则劳而蒙诟”(《吹剑集序》)扼腕,亦为他熟悉的、相友好的一些将领所受到的不平待遇而气愤填膺。在致《许相公》、《张督府》书中,述及胡宗宪“内不顾身家,外不顾毁誉,上不避刑戮,下不避猜疑”,挽东南于危难,其保国安民之功“独优”,而“其受法尤烈”;抗倭名将戚继光功勋卓著,却以贫死,“闻病革无以为汤药费,身后愈益寥寥”,“邮典不及闻之”。他与戚继光共事二十五载,相视莫逆。叙述中,其愤激不平之情显然可见。

了解了汪道昆仕途上的坎坷,便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水浒传·序》中表现了痛恨权贵、同情并赞美起义英雄的思想态度,为什么会满怀“幽愁抑郁,悲愤感慨”之情编撰《蔡足乞𨃚杂剧》。

汪道昆不失为一个正直的封建文人。他考中进士时,大学士夏言知其才,欲罗致门下,他却说:“士之始进,如处子醮而从夫,何可以不正也?始进不正,令终难矣。”遂不见而得义乌令。嘉靖四十年,他由襄阳知府转福建按察司副使,明为升迁,实因不肯趋奉而受排挤。隆庆六年,汪道昆奉命巡边,他裁革冒滥兵饷,岁省浮费二十余万。5可见这是一个正直、爱国、文武之才兼备的人。

附带再谈一个问题,关于汪道昆任兵部左侍郎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光明日报》“文学遗产”6曾经展开过讨论,迄未取得一致意见。由于“这个问题如能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有关《忠义水浒传》的刊版地域、时代和汪氏序文之作都可以有个确切的论定”,7故愿在此一陈己见。《扬州志》卷五十一汪道昆传云:“道昆以诗文名海内,与太仓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而《明史·王世贞传》明确说王世贞“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贞既为南司马,则汪道昆无疑当在北京,为北司马。又《太函集》卷三十三《吴平仲传》云“壬申(隆庆六年),孤自楚入朝”;卷八十六《文待诏内苑十景图跋》日“余故事世宗出人西内,其后贰本兵,典禁旅……”蓝文炳《年谱·序》载,汪道昆于隆庆六年迁兵部右侍郎,万历元年诏以本官“暂管京营戎政,寻改授本部左侍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卷六十一称汪道昆人拜少司马后,“与闻枢莞之事”;以及汪道昆的儿子无竞于《年谱》中云万历元年七月“阅视事毕(指阅视蓟辽保定边务),回京具奏……九月奉钦依暂管京营戎政,十月升本部左侍郎”;——这些记载进一步证明了汪道昆是在北京兵部任侍郎。他任右侍郎时,随世宗出入西内,管京营戎政,阅视蓟辽边务后回京具奏,都说明在北京,因此,“升本部左侍郎”,当然也是北京兵部左侍郎。

三、《大雅堂杂剧》只表现了安闲享乐的情趣吗?

汪道昆的戏剧作品,今存《大雅堂杂剧》四种。一般认为,这四种杂剧只不过表现了封建文人追求安闲享乐的生活情趣。我以为这一看法有欠公允之处。

《大雅堂杂剧》是汪道昆任襄阳守时所撰。今存万历年间原刊本,前有《大雅堂序》一篇,末署“嘉靖庚申冬十二月既望东圃主人书”。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正是汪道昆任襄阳知府的第三年。从内容看,这是一篇作者自序,“东圃主人”当是汪道昆的又一别署。《序》曰:

襄王孙曰:国风变而为乐府,乐府变而为传奇,卑卑甚矣。然或谭言微中,其滑稽之流与!乃若江汉之间,湘累、郢客之遗,犹有存者。顷得两都遗事而文献足征,窃比吴趋,被之歌舞。宾既卒爵,乃令部下陈之,贵在属餍一脔足矣。彼或端冕而卧,其无求多于予哉。

《序》中作者表明,他将古事谱为戏剧,只是借以佐觞。但是,《序》以襄王孙8之言开头,说明戏剧虽“卑卑甚矣”,却往往于诙谐戏谑之中寓有讽喻的意义。

《大雅堂》四种中,《五湖游》一剧比较突出地具有这种讽喻的意义。试看作为此剧提示的末上“开场”,其词日:

[浣溪纱]落落淮阴百战功,萧萧云梦起悲风,齐城七十汉提封。弃国直须轻敝屣,藏身何用叹良弓,百年心事酒杯中。

我爱鸱夷子,迷花不事君。红颜弃轩冕,白首卧烟云。

劈头就以人所共知的韩信功成被害的历史故事向观众猛喝一声,接着转入对范蠡的赞扬,写他助勾践复国后,弃千乘之业、携西施泛游五湖、隐迹江上。此剧情节很简单,以范蠡、西施与渔翁夫妇邂逅相遇的一段谐谑、却颇能发人深思的对话,说明“才是祸胎”,该退步时不思退是“自取其祸”;又借渔翁夫妇离去后,范蠡与西施的对唱,进一步宣扬了急流当勇退、鸟尽良弓藏的思想。从现有记载看,作者汪道昆在撰写此剧之前,仕途上似乎没有遇到什么波折。《五湖游》的主题说明作者至少从史书上和明代的现实中看到了隐伏在仕宦者身后的危机。他对封建统治集团中“人情翻覆”、“鲸鲵流血”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抒发了怨愤悲痛的情怀。如果我们联系当时严嵩父子专权,功罪颠倒、忠良被害的现实,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汪道昆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之时,竟会发出这样的悲叹。《太函集》中到处可以看到作者名成身退的思想流露, 《游城阳山记》表明自己“生平慕鸱夷子”,《冬日山村》说“只今飞鸟尽,好为韣良弓”,自己“吏迹留三楚,生涯落五湖”。汪道昆晚年林居,时以范蠡自慰,并效范蠡汗漫游于五湖。

《大雅堂杂剧》中,《高唐梦》依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写楚襄王游高唐梦会神女之事;《远山戏》敷衍张敞为妻画眉的故事;《洛水悲》则将曹植《洛神赋》演为戏剧。所写都是帝王、文人的风流韵事,似乎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但其中偶尔掠过的几朵乌云,发出的几声呻吟,却能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例如《高唐梦》中宋玉对忠愤而死的屈原的哀悼,《洛水悲》中甄后对“中郎将弄其权柄”致使洛水生悲的怨忿等,都明显寄托着作者的感情。汪道昆的门人潘之恒曾说:“汪司马伯玉守襄阳,制《大雅堂》四目。《画眉》、《泛湖》以自寿,《高唐》、《洛浦》以寿襄王,而自寓于宋玉、陈思之列。”9他没有提到作品的讽喻意义,只说作者借戏剧侑觞,以宋玉、曹植自寓。这确乎只表现了封建文人闲适、无聊的生活情趣以及作者的自负才高。但是,明末徐翔在《盛明杂剧序》中已明确指出,汪道昆与徐渭、康海等都是“胸中各有磊磊者,故借长啸以发舒其不平”。时至今日,我所读到的今人的有关评论中,却都忽视了这一点,而这,正是作品应该得到肯定的地方,也是作者在自序中曾经提示过的。

不过,《大雅堂杂剧》的讽喻意义毕竟是有限的,它只不过发抒了封建文人对于现实不满的一些牢骚,表现了他们对于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无可奈何的消极态度。

《大雅堂杂剧》四剧共四折,以一折写一事;除《五湖游》用“南北合套”外,余竟全用南曲;剧中有独唱、对唱、轮唱、合唱;四剧开头均倣南剧以末上“开场”,说明作者旨意和剧情大意。它在形式上完全突破了元杂剧的藩篱,而更多地具备了南剧的特色。北曲杂剧自元末在与南戏的竞争中日益明显地暴露了它在艺术形式上的局限性后,它的衰亡迹象也开始明显地表露出来。明初贾仲明、朱有燉尝试在杂剧中吸收南戏优点,对杂剧在曲调、演唱形式上作了初步改革。正德、嘉靖年间,王九思首创一折一剧先例,其后许潮(比汪道昆略长)亦以一折一事撰《太和记》,徐渭则完全摒弃元剧规矩,10他的《四声猿》折数无定、曲调无定、唱者也不限定,完全视剧情发展的需要而定。他们的改革使明代剧坛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杂剧形式,它既具有北杂剧短小的特点,又吸收了南剧灵活多变的优点,成为南北戏剧的混合体,故又被称做“南杂剧”。南杂剧是北曲杂剧艺术形式上的解放与进步,它使行将衰亡的北杂剧获得新生,在明清两代延续、流传达数百年之久。汪道昆作为明代杂剧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其功不可泯灭;《大雅堂杂剧》,作为这场改革中的早期产物,在戏曲史上亦应给予适当的地位。

不过,《大雅堂杂剧》给予后世杂剧的不良影响也是不应被忽视的。明代杂剧的改革者,包括汪道昆在内,多属上层统治者或封建士大夫,他们之中不少人虽有着坎坷的经历,对当时社会有所不满,但他们和下层人民很少接触,对下层社会很少了解。他们撰写词曲,或为歌颂太平,或为娱乐宴饮,或为提倡风教,更多的则为抒写怀抱、发泄牢骚不满。他们自身生活的贫乏和单调,决定了他们往往只能从古人的轶事琐闻和传说故事中撷取片断,即兴写成短小的杂剧。其中除少数几部,如《中山狼》、《四声猿》等具有振聋发聩的艺术魅力之外,多数作品内容贫薄、苍白,缺乏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感人的艺术力量,而更多地表现了文人案头之作的特色。后世作者,效其先行,重在以杂剧抒情,忽视场上演出的要求,致使这种在文人手中诞生的形式,又在文人抒情的窄小天地里衰落,它远不能与植根于人民群众土壤中的元杂剧媲美,也无力与当时称霸剧坛的内容丰富、情节生动的传奇争雄。

对于《大雅堂杂剧》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前人意见不甚一致。吕天成《曲品》以之与徐渭《四声猿》并列为南杂剧上品,称其为“清新俊逸之音,调笑诙谐之致”。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以之列入“雅品”(《剧品》分六等,此为第二等),赞其“庄雅不群”,“巧于传情”。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云汪作“非当行”。意见的不一致,是由于各人着眼点的不同。若以《大雅堂杂剧》置于案上吟咏,或于文人筵前歌舞,它确有值得玩味的地方,使人感到庄雅蕴藉、清新脱俗。但若以之搬演于民众之中,只怕未终场而席空。四剧关目平淡、情节简单、文词典雅,甚至直接以前人的大段诗赋入曲。说其“都非当行”,如从面向舞台、面向广大观众来说,并不为过。

四、汪道昆的文学思想和戏曲修养

要真正理解汪道昆的作品,不能不了解他的文学思想。汪道昆自言,他“少而好古”(《太函集·自序》),长仍慕古、师古(《太函副墨·自序》)。他持论与李攀龙、王世贞同,曾称许李攀龙“主盟当代”(《致李于麟》),推奖王世贞之文“陵厉千古之上”(《沧州二会记》)。他的诗文,在“后七子”统治文坛之时,亦曾名盛一时。王世贞赞其“文章妙天下”,11将他列入“后五子”,并作诗云:“伯玉人间人,忽往在千古。矫矫先秦则,耻为东京伍。……”12当时人有以汪道昆与李攀龙、王世贞“并驾”者,13后来张汝湖《汪南溟集·序》亦称其“可与李、王埒”。然而汪道昆之诗文集《太函副墨》(先刻)、《太函集》中,可取者实不多。由于刻意摹古,极少新意,语亦因此往往扦格不畅。汪道昆主张文学复古,这使他的创作沿袭了前后七子模拟古人的错误方法。不过,即使是前后七子,他们的文学主张也不完全一致,甚至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早期和晚期的主张也不尽相同。李梦阳晚年在《诗集自序》中强调“真诗”,自惭所作“非真”,王世贞有过“夫诗,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的议论14,晚年自悔复古主张,而以怡淡自然为宗。汪道昆的文学主张在主要方面与前后七子相同,重在形式上的模拟古人,但与此同时,他也继承了儒家抒情言志的文学思想。例如,他称赞《玉岘集》“庶几乎可以群、可以怨矣”,15在《诗薮·序》中说“夫诗,心声也,无古今一也”。在《姜太史文集序》中也说:“夫文由心生,心以神用。用文役心则神牿,以心役文则神行。牿其心以役于文则棘端、槲叶者之为,吾惧其无实用矣。”强调“以心役文”,反对“以文役心”,认为后种文字无实用价值。由此出发,他很看重文章表情达意的作用。他认为《骚》后无骚,“非无骚也,善哭者无情而不哀,《骚》之优孟也”,说《文选》之后无选,“非无选也,雕几工而太朴丧,《选》之栖椿也”(《(骚),(选)序》)没有真情实感,不哀而哭,那只不过是优孟伎俩,字雕句镂,丧其大道,则只是矫揉造作,二者都没有继承《骚》、《选》的精神实质。由于强调“心声”、情真、大道,故而又云“至言无文,文之至也”。(《致戚少保》)这些意见,与当时唐宋派“直抒胸臆,信手写出”,16以及稍后的公安派“从自己胸臆流出”17的主张也有相通之处。

汪道昆以礼乐起家,他的思想中封建儒家的正统观念是主导方面,却又不满宋以来统治者极力提倡的程朱学派。他心折旨在反对程朱学派的王阳明学说,称“王文成公崛起东越,倬为吾党少林”(《致王子中》)。思想上的不局于“正宗”之见,使他在文学上也不踡于一隅。他强调文学作品“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岭也”(《水浒传·序》),赞赏那些“不守一隅,不由一径,或得之心,或遇之目,或触之兴,或动之情,调调刁刁众窍毕作”的作品(《汪禹又集序》)。晚年里居,他与龙膺、屠隆、李维祯、吕玉绳、胡应麟、梅鼎祚、潘之恒等结白榆社,他为社长。每集则饮酒啸咏,评古论今,辨析哲理,杂呈雅谑。社人尊崇他,称其为“长者”,18奉其为“指南”,19他则“虚怀折节,奖引后来”。20他推重对复古派理论有所突破的胡应麟,赞其学问文章“博而核,核而精”(《少室山房四稿序》);嘉许屠隆的《白榆集》,并助成其刊行,而屠隆于集中表述的文学思想比早于此集的《由拳集》所阐述的更接近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自称“通家后学”21的李维祯则以“性灵”之说修正七子理论,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一定影响。汪道昆与他们结社,奖励推引他们,说明他们的志趣相近,他们在相互切磋中会互有影响。胡应麟、屠隆等文学思想的转变,实际上也反映了汪道昆文学思想的转变。

正因为汪道昆没有完全陷入从形式上模拟古人的泥沼,尤其晚年更重心声,因而一旦心有所动,挥笔纸上,便也出现了一些抒情言志的佳作。他的《孤愤集序》借沈山人祭胡司马一事,极写司马功高、礼士及其长者之态,批评昔日受恩者于司马被法后“群起而诽讹之”的恶行,盛赞沈山人不忘恩义,其诚感动天地的深厚情谊,抒发了作者愤世嫉俗的强烈感情。文章记叙简洁,形象生动,感情真挚,运用环境描写衬托气氛也很自然。《善仕论》列数世上善仕者的五项诀窍,如说“彼有长喙,务中用事者之驩”,“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结其心,所憎则尧可非也,所喜则踱可誉也”等,均以不骂为骂,颇能击中要害。其弟困诸生,有嗜酒、放言、玩物之癖,他作诗讽之日:“以我车前辙,为君座右铭。鬓无多日绿,眼有几人青。国步须骐骥,家声仗鹊鴒。别来成契阔,莫厌太丁宁。”平易、流畅,使人感到亲切,读之朗朗上口。而其辞世前四年写的《水浒传·序》,尤为奇文,它奇就奇在作者发表卓见的直率大胆上。作者“以心役文”,神行不羁,故而文章写得汪洋恣肆、气度不凡。文中内容宏富而组织谨严,文字简约而气雄意舒。足见作者在不以复古主义枷锁加身时所表现出来的令人叹服的见解和才能。

汪道昆对于戏曲的爱好与其家庭影响有关。他的祖父善饮,家有苍头一人,能秦声,使佐酒。由于自幼受到熏陶,年十二,即改编小说为戏曲,被父亲发觉焚毁。后来,他又“由礼乐起家”。任襄阳守时,镇宁恭靖王少子朱厚柯设部乐,习吴歈,汪道昆至即命升歌,终夜而散。他的《大雅堂杂剧》即作于此时,剧中多用南曲,当与朱厚柯部乐习吴歌以及“嘉靖中江以南竞南音”(《查八十传》)的风气有关。汪道昆在世之时,正是北腔冷落,南声盛行之时,他在《东圃镇国》书中云“今所供奉必多新声”,其诗文云“试听新声作越吟”,“征歌还许出吴趋”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声腔流行的情况。汪道昆既习北腔,亦喜南声。他与琵琶名手查八十有交往;与当时曲家吕玉绳、屠隆等亦相笃厚。二十年里居生活中,时以丝竹声伎为乐,终夕不疲。他在明代杂剧形式的改革与创新中,能够发挥作用,成为先行者之一,这与他熟悉南北戏剧,具有一定的曲学修养是分不开的。

汪道昆在《送黄文学迁成均序》中曾说:“诗也、歌也、舞也,三者必本于心,而后乐从之。”据此,则集诗乐歌舞于一台的戏剧自然亦以“本于心”者为上。要求戏剧传心声,这与道学先生以戏剧进行封建说教的理论相比,无疑是进步的。但是,忽视了诗与曲在抒情方式上的不同,不求在生动的情节中表达思想,而直接以蕴藉典雅的文词抒写胸臆,所言又皆士大夫之情,这不能不说是汪道昆的杂剧行之不远的主要原因。陈弘绪称杂剧为“备小说之奇,揽诗余之秀,去弹词之鄙者”,与此同时,又极口称赞《蔡//杂剧》之技,“几与屈原之《骚》、子美之诗争胜”。可见汪道昆此剧当也是一部奇拔秀雅、清新脱俗,而以抒愤言志为主的作品。

屠隆曾说: “弇州以无所不法为法,伯玉以有所不法为法。”22所谓“法”,李维祯《太函集·序》曾云:“文章之道,有才有法。……法者前人作之,后人述焉,犹射之彀率,工之规矩准绳也……”“以有所不法为法”,意即没有泥于古人文章的规矩准绳,而能镕意于心神,写出法古中有所变化、能够自成一格的文章。屠隆与汪道昆结交是在汪道昆的晚年,屠隆所云当主要指汪道昆晚年的创作特色。这说明了汪道昆由“矫矫先秦则”到“有所不法”的转变。汪道昆“以心役文”、“以有所不法为法”,写出了一些令人击节的佳篇妙文;又能突破元人藩篱,改革杂剧形式,谱写摅愤言志的戏剧作品:这些与他所处的时代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汪道昆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正是文学复古运动渐呈衰颓之势的后期。这时,唐宋派已经崛起,他们对拟古主义文学的批评具有深刻的揭露意义;承继王阳明学说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而发展起来的“左派王学”正形成一股进步的思想潮流,其突出代表人物李贽的叛逆思想和他反复古、反道学的文学思想正在发生影响;在杂剧形式的改革上,朱有燉、王九思等也已迈出了步伐。这些,对汪道昆的思想、创作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当然,他不羁的性格、创新的精神,以及能够接受一些异端思想的影响,与他出身盐贾之家,祖父、父亲多侠义之行,23以及自身的经历,也都有着一定的联系。

注释

1 《太函集》卷六十《庐山大安和尚塔记名》。

2 《太函集》卷七《送首座璋公还鹫峰序》,卷八十《介弟仲淹赞》。

3 见王占鲁辑《明代微调戏曲散齿句辑轶——木梳记》之简介。

4 汪无竞:《汪左司马公年谱》谓汪道昆生于嘉靖四年乙酉十二月廿七日,即公元1526年1月9日。有些著作以汪道昆生于1525年,误。

5 以上见《年谱》及《扬州志》卷五十一。

6 见1983年597、617期,1984年第624期。

7 吴晓玲:《漫谈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载1983年8月2日《光明日报》。

8 从《太函集》卷二十九《王子镇国少君传》及卷九十五《致东圃镇匡书》中,可以得知,襄王孙即襄宪王曾孙、镇宁恭靖王少子朱厚柯。汪道昆守襄时,二人“相与绸缪,”朱厚柯“设部乐习吴歈,太守(汪道昆)至则命升歌,务尽长夜。”

9 潘之恒:《亘史杂篇》卷四《曲余》。

10 徐渭虽比汪道昆长五岁,但其《四声猿》的完成时间却在《大雅堂杂剧》之后。

11 《弇州山人稿》卷六十一《贺封少司马双塘汪翁胡淑人并寿七十序》。

12 《弇州山人稿》卷十四《后五子篇》。

13 《太函集·朱镇山先生集序》。

14 《弇州山人稿》卷六十五《金台十八子诗选序》。

15 《太函集》卷二十五《玉岘集序》。

16 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答茅鹿门知县书二》。

17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一《叙小修诗》。

18 20 屠隆:《白榆集》卷十二《报汪伯玉司马》。

19 潘之恒:《亘史杂篇·酹昆》。

21 李维祯:《汪左司马年谱·序》。

22 张汝瑚:《汪南溟集·序》。

23 《太函集·先大父状》及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卷六十一《贺封少司马双塘汪翁胡淑人并寿七十序》。

原载:《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