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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散曲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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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曲研究在20世纪30、40年代从“曲学”中剥离出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有贡献的是任中敏与卢前、梁乙真三位先生,《散曲概论》、《散曲史》、《词曲研究》、《元明散曲小史》是散曲研究的奠基之作。这以后,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歌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也把散曲作为诗歌的独立形式,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但是,散曲这一诗歌形式,一直没有在学界引起重视,因此散曲研究也从来是一个边缘学科,研究的学者不多。为甚麽“边缘”?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散曲作家很多是失意、失志的文人,社会地位不高,也就是说,在当时就不属于“主流”文学家;当然也有一些大文学家写过散曲,却只是偶一为主,对提高这个诗歌形式的地位,不起重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如文体的限制、诗歌传统的影响,作家创作时文体选择的习惯等等,使散曲的题材与诗、词有异一方面向俗文学拓展,一些诗词作品不屑写的内容,却可入曲,而且反映得非常好;另一方面却较少反映重大题材。所以,在重视文学教化作用的中国文坛,散曲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学。这就是散曲研究自古至今一直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可喜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散曲研究与其他文学学科一样,得到很大发展,其成绩有目共睹,不必在此细述。

经过上一世纪散曲研究的发展,已为这一学科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隋树森《全元散曲》、谢伯阳《全明散曲》、凌景埏与谢伯阳《全清散曲》以及各著名散曲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都是可喜的基础研究的成果,为全面了解和研究散曲提供可靠的依据。多种散曲史和散曲研究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整体研究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和拓展散曲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有危机感。有危机感是好事,说明不满足现状,渴望突破,但是不必过于悲观。我觉得应该对散曲这一学科作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位。散曲虽然是古代诗歌体式中与诗、词相提并论的诗歌形式,但是它的总体成就不如诗、词,因此相对诗、词来说,它是个较小的学科;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对它的研究显得有些“冷”。这“冷”的局面确实应该通过我们的努力加以改变的。但因为它是个比较小的学科,倒不必追求与唐诗研究一样热闹。学科成就的高低,并不是与学科的大小有必然联系,小学科可以出大成果。我最佩服任中敏先生,他从事的研究,不论是散曲,是唐戏弄,是唐乐舞还是敦煌文学,都不是甚麽显学,但他的著作每一部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于“冷”,我不能说好得很,这就不实事求是了,但“冷”确实有冷的好处,可以让我们更从容、更冷静、更科学地去做我们的工作。又由于历来散曲研究都比较“冷”,所以比较起来,它可以拓展的领域更大,可以深入的问题更多。

既然散曲是与诗、词不同的诗歌形式,那麽就应该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思路,这里,突破传统观念是很重要的,总是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打转转,很难突破———当然,我并不否定这样的研究,只是认为应该注入新的内容。要研究散曲与诗、词的“异”,则文体研究很有必要。文体研究不仅仅是诗歌形式———格律、用韵、节奏、衬字、务头等的研究,当然,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如果不懂得这些诗歌形式上的特点,实际上就是没有读懂散曲,还谈甚麽研究?但是文体研究的内容其实要广泛得多。首先,诗歌形式的形成,是一个时代的诗人,包括民间诗人和作家的审美观念和创作经验的不断选择、不断规范的结果,因此诗体形成的过程,它的源流、发展乃至衰退的过程,本身就是个内容丰富的研究课题。其次,由于诗体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文体风格。我们常常着重于作家风格的研究,而忽略了文体风格的研究,其实,作家的风格是被文体风格制约着的。诗有诗的总体风格,即使都是诗,乐府诗与律诗的文体风格也不一样。同样,词有词的文体风格,曲有曲的文体风格,不体现这种风格,就是没有词味,没有曲味。最早研究散曲文体风格的,是任中敏先生,他在《散曲概论》中对此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第三,散曲诗体的形成,是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所决定的,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消长与互动的结果,所以文体研究还应该放在文学发展历史的层面上加以考察。以上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讨论散曲的文体研究,但是文体的形成与发展,还有厚重而复杂的人文内涵,值得探讨。譬如说,为甚麽散曲的总体风格是“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是“雅俗兼该”?这种风格起先是某一部分人对客观世界的心理感受、审美体验的不断总结和选择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与社会的发展,与这些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而这部分人的审美理想后来被普遍接受,成为一代诗歌风格的代表,难道不是有深层的人文原因?又如,元散曲反映的生活面,它的作品主题的选择,以男女之爱和隐逸生活为主,而这种情况对明清散曲又有极大的影响,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文体研究其实是散曲研究的基础,必然有别于诗、词研究的领域。

从目前散曲研究的情况来看,元代散曲研究比较充分,当然也有待提高学术质量,而明清散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元散曲作为一代新诗体,与唐诗、宋词并列,其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明散曲有自己的特色,我看与元散曲比较起来,不见得逊色。在题材的开拓、创作风格的多样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元散曲是这一诗体的草创时期,作家但以此抒发情怀,或作席间应酬之用,一般说来没有藏之名山、传于后代的自觉意识,只有到后期如张可久、乔吉、刘庭信等人才开始有这种意识,才想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像乔吉还无力做到这点,使钟嗣成扼腕叹息。所以元散曲作品比较本色自然。明散曲家就不同了,他们的创作意图与艺术追求都比较自觉。就以风格而论,元散曲家的风格是他们创作个性的自然流露,明散曲家却有刻意追求的因素。譬如王骥德推崇“本色”,沈追求格律,王磐标帜清丽,陈大声风格多样,其《滑稽余韵》却刻意追求通俗,还有“青门体”,吴中作家唐寅、祝枝山等人的明丽的风格等等。加之南曲的兴盛,形成南、北曲风格的差异,表现得更为多彩缤纷。正因为他们有比较明确的文学主张,所以形成不同的创作群体,这些现象又是很值得探讨的课题。又如,明作家的生平事迹一般都有迹可寻,而且很多人多才多艺,对于作家个体的研究,创造十分方便的条件。不仅如此,还便于将某一时期的散曲创作与那时的文化形态、创作思潮联系起来,作多角度的探讨。这比元散曲研究的内容丰富了很多。我这里只是举例说明明散曲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而已,实际上可做的工作还很多,就不用我多说了。清散曲虽逞衰微形态,但可研究的问题仍然很多,在此不论。

总之,散曲研究可以开拓的领域还很广阔,可以深入的课题也很多。而且,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人们总是在前人的成果上不断创造新的成果,所以散曲研究如日中天,有无限发展前途。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