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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研究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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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是文学史总要提到的诗人,但大抵是在金代文学的一小节里。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只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的一位诗人。这或多或少是一种错觉。前人虽也有南北观念,但评元好问,则总是把他融入我国诗歌发展的滔滔长河中来认识,而且评价是很高的。譬如元初的郝经说他“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元好问全集[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第432页)清人这类的评价更多,如李调元《雨村诗话》说:“元遗山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能并驾者寥寥。”郝经说他“中规李、杜”,李调元则干脆说他“直接李、杜”,把两宋以来的众多诗家都弃之于后了。可知元好问虽身处北方的金,但元明以来的评论家都把他视为雄踞南北诗坛的一位诗人,地位是很高的。

再看赵翼的看法,他在《瓯北诗话》中先是说:“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似乎略有贬意。但他接着就说:“然正惟才不大,书不多,而专以精思笔,清练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第26页)这是一种纯文学的批评。严羽早就说过:“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诗辨》)其著名的《沧浪诗话》就是对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倾向的系统批判,反映了南宋后期人们对于江西诗风的不满而力图从唐诗中寻求出路的回归意识。赵翼赞赏元好问的诗,尤其推崇他的诗歌不受前人———即使是苏、陆这样的大家的束缚,因而他的古体诗,“虽苏、陆亦不及”,七律“则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第26页)在清代,推崇元好问的人很多,即使是倾向宋诗的诗人和批评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其中翁方纲就说过:“苏、黄之后,放翁、遗山并骋词场,而遗山更为高秀。”(吴世常.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第37页)虽然他也曾说过“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的话,但对于金源的诗歌仍然是放在与两宋大一统的文化范围内进行考察的。而且在同一时期,他只提了苏、黄和陆放翁、元遗山四人,视之为最有成就的诗人,元遗山则似乎比陆放翁还高出一筹。但陆游是南宋初的诗人,比元好问早半个多世纪,他的诗仍然属于中古的两宋。元好问生当金元,开近古之先河,所以可说是在批判了江西诗派以后,我国诗歌史后期首先出现的一个高峰,确实可以说“能并驾者寥寥。”

这一高峰的突兀而起,自以诗人的天才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基础,也有风云际会的时代因素,如赵翼评元诗时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117页)但更重要的,应该说是由南宋后期开始对江西诗派以至整个宋诗倾向的批判检讨而形成的诗歌革新运动推动着,他成为了一位诗歌的开拓者。

12世纪前后的百余年,中国再次出现了南北朝局面。宋金对峙,金戈铁马,但文化思想仍然是在同一个民族文化背景中运行着。虽然有如翁方纲所说南北的差异,但也只是同中有异:南方多于理性的思考,反映了读书人对于积弱不振的国势的反思以及对于臣忠子孝的期待;苏学盛于北,又恰好表现了北方士人对于臣忠子孝的纲常的韬晦而埋头于诗学的探索,其中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宋诗末流的不满,从而形成对于江西诗派追根溯源的批评。北方可以王若虚和元好问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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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下载: 附件1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