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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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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唐宋两朝诗歌创作成就是中间阶段高于初、晚阶段;但明清两朝则应是初、晚阶段高于中间阶段。明清两代的初晚阶段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国家不幸诗人幸”,国家的动乱、人民的苦难大大刺激了诗人们的创作,使他们的作品极富光彩,而两朝的中间阶段,社会相对安定,诗人作品又缺少艺术创新,就显得十分平庸。本文打算就明初诗歌的繁荣及其流派的地域分布作些初步探讨。

所谓明初,基本上是指洪武、建文两朝(也包含明王朝创建时期)前后历时50年左右,这是明王朝建立和巩固时期。元末由浙江方国珍起兵(至正八年)、河南红巾军起义(至正十一年)开始的大动乱,经过了20年之久的鏖战,日趋缓和,终归结束。在民族压迫下备感苦闷的汉族士大夫被解放了出来,但战火、杀戮、饥饿、疾病、颠沛流离、死亡还都历历在目,明王朝的建立给士大夫族带来了新的希望。交织着痛苦的回忆与愉快的憧憬,几乎成为由元入明诗人们的共同讴歌的主题。但随着国家的稳定、明王朝的巩固,雄才而残忍的明太祖朱元璋推行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并亲自处理他认为以文字冲撞他的人,或是杀戮,或是拘禁,使得许多文人不得善终。历代都允许士大夫归隐,以为“太平盛世”之点缀,而朱元璋对于不肯出仕的士大夫绝不客气。在《大诰三编》中说:“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出抄札。”甚而至于处以极刑。仕与隐本来是中国士大夫调节其心理平衡、使其人格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两端,明初的这种政策使得士大夫陷入痛苦和迷茫之中,许多诗人把这些忧惧写入诗篇。且不要说与张士诚有些瓜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就像刘基这样“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的开国元勋,在明朝稳定之后的诗作竟不如动乱时期的作品具有“飞扬硉矶之气”,而变得“悲惋衰飒,先后异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简称《小传》),因此,钱氏认为:“其深衷托寄,有非国史家状所表其微者,每盎然伤之。”指出刘氏有难以形诸显言的忧惧。实际上这是当时士大夫的普遍情绪,反映了刚刚摆脱了异族奴隶之苦的人们,所迎来的是一个更为严厉的本族新主子时的彷徨无归的心态。

以上这些构成了明初诗歌创作的政治文化背景,这些或从正面或从反面都刺激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过去一些诗论家对明初诗歌缺少正确的认识。清末陈田在《明诗纪事·甲签序》中说:“凡论明诗者,莫不谓盛于弘(治)正(德),极于嘉(靖)隆(庆),衰于公安、竟陵。余谓莫盛于明初。若犁眉(刘基)、海叟(袁凯)、子高(刘崧)、翠屏(张以宁)、朝宗(汪广洋)、一山(李延兴)、吴四杰、粤五子(孙蒉等)、闽十子(林鸿等)、会稽二肃(唐肃、谢肃)、崇安二蓝(蓝仁、蓝智),以及草阁(李晔)、南村(陶宗仪)、子英(袁华)、子宜(张适)、虚白(胡奎)、子宪(刘绍)之流,以视宏、正、嘉、隆时孰多孰少也。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这确实是个群星丽天的时代,但明初的繁荣不仅表现在作者众多上,而且还反映在流派纷呈、各现异彩上。

明初众多的诗人按照地域的不同分成五大创作群体,也就是说吴、越、江右、闽、粤五派。胡应麟说:

国初吴诗派盼高季迪(启)、越诗派防刘伯温(基)、闽诗派昉林子羽(鸿)、岭南诗派防于孙蒉(仲衍)、江右诗派坊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成足雄踞一方,先驱当代。

(《诗薮》)明初各诗派皆活跃于南方也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特点。上面所引35人中只李延兴是北平人,陈氏编纂的《明诗纪事》所收洪武一朝诗人375人(甲签三卷至三十卷),收建文朝26人《乙签一至二卷》两朝共401人,而北方人仅有李延兴、宋讷、张昌、张绅、朱谅等五六人而已。

为什么明初诗人多产生于南方呢?首先因为自五代以来文化中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1,更重要的是,元代北方主要文学形式是俗文学(包括杂剧、散曲),北方的文人多趋于此,杂剧散曲最繁荣时期的作者几乎都是北方人(见钟嗣成《录鬼簿》);被士大夫视为正统文学形式的诗歌则在南方(特别是东南一带)得到充分的发展。士大夫固守诗歌这种传统的文学形式与其民族情绪亦有关系。宋亡后南方汉人社会地位最低、受压迫最深,他们的民族意识也最强。为了排遣自己的愤懑,结社赋诗也成为遗民们发泄不满的孔道,有许多诗社还带有政治色彩(如月泉吟社),成为团结遗民的纽带。直到元末明初,结诗社在东南一带仍很普遍。《明史·文苑传》云:“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李东阳也说:“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麓堂诗话》)这些促进了南方诗歌的发展,使得明初有影响的诗人和诗派都集中在南方。

所谓诗派也就是有着共同倾向的创作群体,一个诗派的作者群必然在作品思想内容或艺术风格上有藉以区别其他作者的共同特点,而这些特点则必然是在有别于其他作者的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在明初,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基本上是以地域为分野的。

前面所述的明初社会情况,只是当时人们所共处的大文化背景,实际上各派诗人由于他们成长生活地域的不同、当地风俗、文化传统、诗学承受的差别必然形成对诗人有直接影响的小文化背景。这个小文化环境是诗人目承肤受的,因之对作者影响更大,它才是形成各诗派独特性的根本原因。以下就各派诗歌的各自文化背景、创作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分别加以论述,着眼点则在于各派能借以区别的相异之点和他们各自最突出的特点。

一、越派

确切一些说应是浙东诗派。所谓“越”只指金华、绍兴、温州、处州、台州、衙州等浙东一带。《明诗记事》2所收明初浙东诗人共八十余人,约占其所收全部明初诗人的20%左右。浙东自南宋以来是理学家活跃的地区。宋代有金华、永康、永嘉三大学派,他们都比较注重经世致用的。元末明初的越派诗人多是学有师承的儒者。他们希望在社会变革中建立不世之功,耻于厕身文士之列。元末的动乱,群雄割据,纷纷争取士人。这为他们建功立业的向往提供了可能性。朱元璋攻下金华后两次派人敦请刘基。刘后来为朱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成为建立明朝的第一谋臣。宋濂、王棉、胡翰、苏伯衡等都是被召出山的,后来其中一些人位至通显,成为明初政治斗争中的风云人物。士人们投身于政治斗争,希望在新王朝中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他们关于诗文的理论也是注重实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刘基还特别强调诗歌的讽喻作用,并认为诗歌应该而且能够救当世之失。他说:“故祭公谋父赋《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赖以不坏。诗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诵、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纵不能救当时之失,亦可垂戒警于后世,夫岂徒然哉!”(《倡和集序》)宋濂论诗与刘基相近,他认为诗应是“忠信、近道之质,优柔不反之思,主文谲谏之言”(《清啸后稿序》)。他注重气充言雄之作(这和朱元璋喜欢“铿訇炳朗之作,尤恶寒酸咿嘤”之语是一致的),对于格局褊促、辞语纤巧之“永嘉四灵”则大加排击,言其“识趣凡近,而音调卑促”(《林伯恭诗集序》)。对于当时以倪瓒、顾瑛及稍后的高启等为代表的吴中诗风十分不满。曾说:“今世以诗鸣者□起而泉涌;其视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论。间有倡为江南体者,轻儇浅躁,殆类闾阎小人,骤习雅淡而杂以亵语。”(《许存礼樗散杂言序》)

越派诗人是积极投入政治斗争(或向往投入政治斗争)的儒者,他们的作品政治性强,表现出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在刘基作品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他的《二鬼》诗是这派诗人精神面貌的写照。此诗长达1193字。诗中以二鬼喻自己和宋濂,他们希望以周公孔子的社会理想改造世界,使得人们“敬习书易礼乐春秋诗,履正直,屏邪散,引顽嚣,入矩规。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实现一个自然和融的社会。“不意天帝错怪恚,谓此是我所当为,眇眇末两鬼,何敢越分生思维。”于是天帝命人将他们捉来“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糜。莫教突出笼络外,踏折地轴倾天维”。刘宋都是开国功臣。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远不只是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不是单纯的政治家,还是一个诗人。刘氏写了许多表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作品。如《感时述事》八首,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抱负。诗中虽然多议论,但因出自作者胸臆,还是具有感染力的。刘基还有许多作品再现了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和人民在动乱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寄托了作者报国拯民之志、悯时伤乱之情,并表现出一位进步士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乐府《筑城词》、《北风行》、《买马词》、《畦桑词》等篇或表达对时事的忧虑,或讽刺政令繁苛,或暴露苦乐不均,都表现出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和他的政治家的眼光。对于人民的武装反抗,封建士大夫一般都持敌视态度,而刘氏则能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一定的理解和同情。如在《赠周道宗六十四韵》中深刻揭露和有力抨击了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向人民敲诈勒索的罪行:“破廪取菽粟,夷垣截牛羊。“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这些官兵行同强盗匪,怎么不把人民逼上梁山呢? “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民情大不甘,怨气结肾肠”;“恨不断官头,剔骨取肉尝”。这些诗句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诗中大胆肯定的红巾军起义是为当时多数士大夫所否定的(连出身红巾军的朱元璋也对红巾军称之为贼)。刘氏还在诗中肯定了武力反抗暴政的正义性,“秦人任法令,斩艾尊君师。六合始一家,恩爱终乖离。一旦山东客,揭竿以为旗。叫呼骊山徒,天下响应之。素车拜轵道,谁复为嗟咨。”(《咏史》)这不仅是在谈论历史经验,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的教训。早期越派另一位诗人胡翰,入明已年老,仅官衢州教授。虽然他未登高位,但却怀有澄清天下之志,他的许多诗章都是摅写报国之情的,诗中充满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渴望。如“一夕复一夕,一朝非一朝。昨见春花开,忽睹秋叶飘。人非金石姿,安得长不凋。穷年事觚翰,驾言远游遨。手提具□剑,拂拭鸊鹈膏。含精变光彩,上薄青云霄。愿君勿弃置,佩此长在腰。南山有猛虎,西江有长蛟。斫蛟取猛虎,始贵非铅刀。”(《拟古)之一)诗写得慷慨激昂,它不是简单“拟古”从中可听到诗人内心的跳动,可见其急于用世之情。他的诗质朴,不如刘基作品富于想像,但在慷慨多气上是一致的。钱谦益评胡诗说:“至于五言古诗,超然复迈,虽潜溪亦莫企及,余子何足道哉!”(《小传》)潜溪指宋濂。宋的成就主要在文,诗的成就不大,但五古亦颇可观。肝胆皆冰雪,毛发亦含情。超然鸿蒙初,顿觉百虑冥。安得王子乔,为言此时情。”其他如《义侠歌》、《予奉诏总裁元史,故人操公琬实与纂修寻以病归,作诗序旧》、《次刘经历韵》等都可见其诗才力格调规模杜甫、韩愈,但较杜、韩平易。如《送方生归宁海》。方即方孝孺,此时宋七十余岁,方仅19岁,“昔在词垣时,英才常骏奔。水碧与金膏,价重骇见闻。然终无根蒂,敛散空中云。方生海上来,玉栗而春温。袖携缔绣书,面带黼黻文。揖逊人礼域,陈义凌秋曼……”情辞恳切,富于感染力量,表现出朋友师弟之间以道义相勖勉。越派的晚期代表是方孝孺。其诗表面上看来十分平淡,但却有一股“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其志向抱负极大,诗云:“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所忧谅非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闲居感怀》)他所想的已经超越一姓一国的局限,(由此也可见出后来他拒绝为燕王朱棣篡位草诏不完全是出于正统观念)。他对于生死问题也作过严肃的思考,在《次王仲缙感怀》中说:“翠鸟质微细,乃以羽自戕。犀象兽之雄,每因齿角亡。彭聃死于寿,夭者死于殇。万生谁长存,所贵德誉光。古来志节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萧艾聚,果胜兰惠芳?”其他如《勉学诗》、《感橙树有作》也都是说理之作诗中多议论。但这些道理多是诗人对世界和人生严肃思考而产生的,并采取抒情形式来表达,所以还是能打动读者的。

从上述可见越派诗人的共同特点是善于用抒情方式表达自己对政治问题的感受、抒写自己的报国之志。其中除刘基兼善诸体外,大多以五言古体见长。其五古质朴平淡,但感情激越。诗风受宋诗影响较大。

越派诗人虽不能说都是理学家,但绝大多数都与理学关系密切。有些还得到理学家之真传。但他们的作品不流于“语录体”或“击壤体”越派诗人作品虽然也多平易之作,不尚华藻,但他们的作品是真正的诗。像宋濂方孝孺这样较为纯粹的儒者,他们的诗作的骨力、气格不仅为邵雍“击壤体”之作所不及,即使与刘子犟、朱熹这些善写诗的理学家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这对明代理学家是有好影响的。另外明代许多处尊位、对于社会进步有贡献的政治家也多擅长写诗。胡应麟云明代“勋业才名相兼者颇不乏人”,如于谦、杨一清、王越、王守仁者,他们与越派中的作者在精神上有相承之处,故在诗风上也近于越派。

二、吴派

指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和浙西一带的诗人。《明诗记事》所收属于吴派的诗人共130余人,约占所收明初诗人的33%左右。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是诗人最集中的地区。如果说越派诗人在政治上多与明政权关系密切、其中一些代表作者曾为朱元璋所礼遇、因之在明政权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的话;那么,吴派诗人则多与张士诚政权有些瓜葛,其中许多人受到朱元璋的挫抑。在思想上越派诗人多与理学有些承系关系,或重修养、或重事功;而吴派诗人则多追求个性自由放任,缺乏对政治事业的热情。他们是纯粹的诗人。胡应麟说:“诗人则出吴中,高(启)杨(基)张(羽)徐(贲)贝琼(浙西崇德人)、袁凯皆雄视海内。”(《诗薮》)其中高启成就最大。吴中四杰除去杨基,加入王行、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吕敏、陈则等七人,号称“北郭十友”,实际上它是个相互唱酬的诗社。这些作者并非都是吴人。因为苏州为张士城占领十余年,比较稳定,仿佛是元末大动乱的一片绿洲。许多诗人迁居至此。他们互相倡和,彼此切磋,审美情趣比较接近。元末吴中所盛行的“江南体”也对他们有或深或浅的影响。如富商顾瑛“卜筑玉山草堂,园池亭榭,饩馆声妓之盛,甲于天下。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觞咏倡和,都为一集,日《玉山名胜》。”(《小传》)无锡画家倪瓒也是吴中著名富翁兼画家诗人,他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崇尚道教。中年以后变卖家产,浪迹江湖,其诗风流倜傥。顾、倪等人都是追逐享乐和放荡不羁,不受封建礼制约束的才人,他们名噪一时。对吴中士风、诗风有很大影响。苏州在被张占领期间,吴中诗人生活是较为安定的,张又礼贤下士,许多诗人还受到了优待。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攻下苏州,他恨苏州士民支持张,在赋税刑罚上对苏州特别苛繁。因此吴中诗人得善终者更少。这些必然在吴中诗人创作中留下痕迹。明建立后聚集在吴的诗人虽然星散四方,但在诗歌题材和风格上还保持着共同倾向。

作为吴派的代表诗人高启,他也是明代成就最大的诗人。他论诗偏重于创作论,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社会意识比较淡薄。他主张诗要“发乎性情之自然”(《凫藻集序》)。提出诗之要有三:“一日格,二日意,三日趣。”“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独庵集序》)其核心还在于把情表达得至善至美。他在《缶鸣集序》中引儒家经典《诗经》为例说:“国风之作,发于性情之不已。”与高启一同被朱元璋腰斩的吴中诗人王彝在序高启诗集时指出诗歌就是宣泄人们感情的工具:“人有喜怒爱恶哀惧之发者,情也;言而成章,以宣其喜怒爱恶哀惧之情者,诗也。”从这些言论中可见,吴派诗人们的文学观念是与越派不同的。越派作者以儒者自命,耻与文人同列;而吴派作者则直接宣称他们只是诗人,而不是什么其他。前面提到《二鬼》诗是越派诗人精神面貌的写照,而反映大多吴派诗人精神状态的则是高启的《青邱子歌》诗中充满了对精神自由的渴望与追求,这是和越派诗人大异其趋的。元末本是个群雄逐鹿、人们的社会地位浮沉升降、变化莫测的时代。积极进取、投笔从戎,因利乘时,可能拾功名如草芥而标名青史;消极退缩、无所作为,可能荒山茅屋了其一生而与草木同腐。吴派诗人才子气浓、浪漫气息重,他们仿佛已把事业功名看透只甘心退居民间,作个诗人。这样才能无拘无束,使个性得到自由。这首诗构思奇特,富于想像,气势雄迈奔放,在明代诗歌史上亦是不可多得之作。高启在《钓台歌·送严陵徐尊生太史》中对于有良史才而不愿意仕宦的徐氏再三唱叹歌咏:“先生当代词林载笔有良史才,不展调元手,居鼎台,却思钓台亟归去,胸襟洒落何如哉!胸中之乐何如哉!”这虽是赞美徐氏,实际上也是作者自己胸襟的写照。他们蔑视世俗礼法和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与明初日渐加强的专制主义气氛是不和谐的,朱元璋喜怒无常,他不仅经常屠戮功臣大僚,而且也常以语言文字杀害朝野土人,乃至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我们读吴派诗人人明以后的作品都能感受到一种惴惴不安的气氛。高启这类作品极多。像《忆昨行·寄吴中故人》、《清明呈馆阁诸公》、《夜闻谢太史诵李杜诗》等。像《京师苦寒》云:“北风忽发浮云昏,积明惨惨愁乾坤。龙蛇蛰泥兽入穴,怪石冻裂生皴痕……”其中所写是包括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其长篇七古《答余新郑》(余即“十子”之一的余尧臣)以深挚的诗笔描写了这位被编管临濠的朋友的悲苦情景。(“十子”中其他诗人也有这类题材的作品)他写了大量歌颂隐居生活的作品,希望能在田园中求得安稳的一隅。但他落空了,而以39岁的盛年被朱元璋腰斩于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重大悲剧之一。

吴派其他有代表性的诗人的遭遇和高启也是大同小异。被何景明誉为“国初诗人之冠”的袁凯,为朱元璋所恶,只好装疯以免祸,经过多次痛苦的考验之后才放之归里,总算捡了一条命,但后半生遭遇很悲惨。这些并未能在其作品中充分反映出来,严酷的统治只能使人噤若寒蝉。只有在一些短小的五律或绝句中可以看到诗人对战乱、黑暗专制的厌恶和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这类作品颇具晚唐风韵,富于才情。如《邹园十咏》、《茅宇》、《置酒》等。《京师得家书》:“江水一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这确实是发自诗人内心的呼喊,因此,它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实际上,明初士大夫很难做到归隐,对吴派诗人则更是如此,而出仕又危险万端,诗人的内心苦痛可知。这一点在杨基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与张士诚的关系更深一些,曾入张幕为记室,他切实感到在明朝做官的危险性。

眉庵四十未闻道,偶于世事无所好。寻常惟看东家竹,屈指十年今不到。微躯之外无长物,寒暑一裘兼一帽。妻孥屡欲升斗绝,不独无烟兼无灶。身轻自笑可驾鹤,眼明岂止堪窥豹。人情世故看烂熟,皎不如污恭胜傲。有瑕可指未为辱,元善足称方入妙。有意于今觉更深,静倚南风听蝉噪。(《闻蝉》)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所谓人情世故的痛恨,他希望能够摆脱这些,作自己的主宰,实现自己的价值,但现实生活使他只能羡慕与世无争的蝉。最终他也被置官服劳役,死于工地。四杰中的张羽徐贲比高、杨略逊色一些。他们作品中最富于特色的是经常流露出的忧惧畏祸之情和表达对平安闲适生活的向往。如张氏的《金川门》是作者奉旨往凤阳祭皇陵时所作,诗最后写道:

吾来犯清晓,天空霜露繁。列宿森在列,北斗峭可援。江光合海气,溟涬神攸存。俯视不敢唾,中有蛟龙蟠。浮屠者谁子,高居凌风幡。下见渡口人,扰扰蜂蚁喧。愧彼超世士。去去将何言?简直是如履春冰,这种动荡不安、乃至森然可怖的气氛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洪武九年徐贲奉使晋冀间所作纪行诗十四首,在这些表面平淡的纪事诗中,也有一些篇章借对山川险怪风物的描绘寄托了作者对政治现实的感受。张氏有一些作品直接控诉了明统治者对文人才士的迫害。如《题陈长司画》描写了画家陈惟允临刑从容作画的情景,控诉了统治者对文学艺术的摧残。这类作品还有《悼高启》三首,表现对诗人无辜被害的痛悼。在《槎史赴台》中写道:“平生五千卷,宁救此时艰。天网岂恢恢,康庄遍榛菅。所恃莫可灭,才名穹壤间。”这些作品未必不是使朱元璋更加憎恶他们这一群诗人的原因。

吴派诗人作品艺术性在明初诸派诗人中是最高的,因为他们多是专力作诗的诗人,取径也宽,不拘一格。作品具有浪漫色彩,富于才情,注重词藻,许多人兼擅诸体。如高启七言歌行、五古、五七言近体皆有佳作,特别是七言歌行气魄宏伟,骨力雄健,情辞酣畅,多秀逸之句。袁凯则长于五律和五七言绝句。特别是五律苍凉感慨,颇有神似杜甫之作。杨基长于五七古体和七律,特别是七律,属对工切、才情、意境、辞藻,音调在明代均属翘楚。张羽长于五言,七言古体,徐贲长于五古,二人亦以五言七言绝句见长。张、徐的五古与越派五古也不同,它不以质朴、激越见长,而多表现为精密工丽。明代李东阳之后诗人多重格调而往往流于肤廓,缺少精致工丽、韵味隽永的名句。而吴派诗人,特别是高启、杨基工于造句,精美而情辞并茂的名句比比皆是。如高启:“千里断云随雁鹜,半村残照送牛羊。”(《秋日江居写怀》)“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梅花》)“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泛舟西湖观荷》)袁凯的“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客中除夜》)“柳絮池塘香人梦。梨花庭院冷侵衣。”(《白燕》)杨基的:“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愁细雨中。”(《春草》)“花里小楼双燕入,柳边深巷一莺啼。”(《浦口逢春忆禁苑旧游》)“无数白鸥闲似我,一江春水碧于天。”(《村居病起写怀》)这些诗句用词妥帖、精警动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吴派诗人的人生态度和诗风形成一种传统,在吴中一带有着深刻的影响,也由于吴中一带经济和商业的繁荣,吴中才子形成了异于其他地区的生活方式。他们放浪不羁、风流自赏、不走封建统治者为士子所规定的道路,并以此自豪。他们追逐享乐,追求现实人生的价值;他们多才多艺,多能兼诗、书、画。如后来的沈周、祝允明、文征明、唐寅、徐渭、王稚登等,他们在精神上与吴中诗派有相通之处,其诗歌创作和明中叶以后高涨起来的复古主义思潮大相径庭。他们不法古、不为形式所约束,注重富于色彩的辞藻,有些通俗流畅,以至被正统诗人讥为“如乞儿唱莲花落”。这种士风和诗风直接影响了公安派。袁宏道正是作了三年吴县县令之后其文学主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与传统宣战的文章如《诸大家时文序》、《小修诗序》、《与丘长孺书》等皆写于在吴期间。袁氏与吴中诗坛领袖王稚登交游,后卸吴县令后又在吴中和浙西一带游览,遍交吴越名士,才使得袁氏“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宽”(见《解脱集·伯修》)。可见公安派反对模拟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是和吴派诗歌传统分不开的。

三、江西派

又称江右派。江西所包括的地域与今江西省大致相似。《明诗纪事》收江西诗人55人,约占所收明初诗人的12.3%左右,代表人物为刘崧、刘绍、刘炳、陈谟、梁兰、周德等。宋代就有江西派,但明代江西派与宋江西派不同,他们不提倡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也不效法宋江西派学习杜甫夔州以后风格劲健奇险的诗篇,刘崧甚至断言“宋绝无诗”,对于宋诗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标榜唐音,实际对他影响最深是乡先贤虞集、范柠,揭傒斯等。刘崧在《槎翁诗选》序中言:“年十六得临川虞翰林(集)、清江范太史(淳)诗诵之,昼夜不废。”刘炳等人也是如此。在他们头脑中先入为主的就是虞、范等人涛作。虞诗风格圆润“藏锋敛锷”、“如珠走盘”(《麓堂诗话》),范诗从容不迫、素雅淡泊。二人皆长于歌行,今存《范太史集》中歌行竟占了l/4以上。明初江西诗人正是以虞、范等人为师法对象的。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虞等不同。元末战乱时期在江南各省中江西是战争最频繁的省份之一。自至正十一年(1351年)徐寿辉、彭莹玉起事攻占江州起到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彻底消灭汉国、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为止,十多年中战争不断,特别是陈友谅、朱元璋之间的拉锯战、去去来来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尤大,因此许多关注社会的江西诗人作品中都有一种悲怆的气氛。

刘崧是江西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他诗论平正通达而无道学气,主张“诗本诸人性,咏之物理,凡欢欣哀怨之节之发之于其中也。…‘而不屑在乎一句一字之间而已。”(《槎翁诗选自序》)刘诗也不以字句见奇,而以完篇取胜。刘化善于运用长篇五古和七言歌行反映动乱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和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这一点比越派的刘基、吴派的高启更为突出。《壬辰感事》六首以古体叙事形式描写了江西动乱的由来和发展。作者对徐寿辉、彭莹玉的反元斗争是否定的,但这些诗篇客观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辗转于水火的苦况,也暴露了农民军的许多弱点。《南山谣》是写淮西在天灾中南徙流民给江西人民带来的苦难,题材新颖。诗中把流民与农民的对立描写得十分真实、生动。它不仅在诗歌史上、在社会史的研究上也是有价值的。在刘氏笔下当时社会是混乱不堪的,《南乡怨歌》写兵匪相续、虎去狼来:“杀尽丁男掳妈女。”《筑城叹》写兵匪你去我来,但无不拉百姓筑城。《布谷鸟)写“丁壮从军”中男筑城春来土地无人耕种。《有虎行》写猛虎入城市,公然食人,军队不敢制止。《虎逐狼》写各种军队如虎似狼,无不扰民害民,人们备受痛苦,这后两首可作为寓言诗读。它们形象地展示了那个广大人民想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人们的出路只有死!《凶年有弃子于江渚者诗以寄哀》,更是令人不可卒读:“骨肉岂不亲,无食难为恩。抱子弃水中,哭声吐复吞。母饥骨髓枯,儿饥眼眶出。终然两难存,何以共忧恤。岁月不相贷,恩爱从此分。我死尚可忍,儿啼那复闻。儿啼那复闻,江水流浩浩。不忍回视之,衔悲入秋草。”虽然汉末王粲就写过这个题材,但刘氏这种细腻描写才更能展示这类事件的悲惨。刘诗中还有一首《石炭行》写挖煤工人之苦,这个题材也很少有人涉及。

刘氏善于以七言歌行叙事,平易畅达,很少用辞藻,但却富于感染力,在他所描写的世界中充满了悲哀和血泪。他的近体和抒情作品则较差,诗味寡淡。

刘炳的社会意识较刘崧淡薄,其诗多以其平生经历为题材,也擅长七言歌行。许多作品与其从军生活有关。如《东武吟》回忆其“壮年投笔去,手提三尺菙。戎衣才至,短剑光陆离”。这正是在动乱中许多士人的出路。《予昔与孟思鲁参戎事于三衢监司宋公幕府及兵溃得间道还乡遂归休之志故历叙之》诗中叙述其从军作战及归乡的过程,作者站在军队一方很少看到军队对人民的祸害。但他也感到战乱给社会带来的萧条,因此他的怀古伤今之作多表现出感伤情绪。如《浔阳行》、《明妃曲》、《题李陵苏武位别图》以及一些古乐府等。在刘氏描写自己生平遭际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反映了沧海桑田之变,从而笼罩着悲剧气氛。

周德是江西派的晚期代表,他主要生活在社会生活已趋于安定时期亦擅长七古歌行,周氏用这种体裁写了大量反映平民日常生活的作品。如《牧童谣》写牧童的苦辛和乐趣。《涣郎谣》写“载歌一曲沧浪晚,棹人烟波何处寻”带有隐士色彩的渔翁。《桑妇谣》、《临川女》、《瞿塘贾》描写了养蚕女,军人妻子、商人妻子的忧愁与烦恼,可见当时不同阶层妇女的生活侧面。其他如《柳条长》、《种粟谣》、《樵夫谣》都是一诗一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朱彝尊说周氏此类作品“犹存张王遗韵”(见《明诗综》)周氏叙事诗只在平淡质朴方面类似张王,但在生活提炼方面较差。张王乐府是“成如容易却艰辛”,而周诗则较为草率,情节、语言都缺少锤炼。

总之,明初江西诗人一般较长于叙事作品,擅长七言歌行。也有的长于五古,如前面提到的刘绍、梁兰、刘以五言纪行诗见长;梁的五言闲适诗较佳。风格平易自然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江西派中除了刘崧外,成就都不大。

江西派的直接产物就是永乐、宣德之间的台阁体。台阁体创始者为杨士奇,他是江西泰和人,陈漠之外甥,少时曾从梁兰学习诗文。刘崧作为其乡先贤,对杨士奇也有很大影响。杨士奇历任四朝内阁大臣,为太平时期宰相。江西平易自然的诗风正宜于奉敕颂圣、歌咏升平之作。因此钱谦益说:“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杨士奇),步趋台阁,其流世界冗卑而不振。’”(《小传》)

四、闽派

真正对明代诗歌创作有全局影响的是闽派。所谓“闽”指今日福建省。《明诗纪事》收闽诗人40人左右,约占所收明初诗人的10%。福建在唐代还是个文化落后地区,没有出现过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五代以后,特别是宋南迁后闽文学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南宋中叶出现了著名诗论家严羽。严氏提倡兴趣说,主张妙悟,推崇盛唐诗,这对闽诗学有极大影响。明初闽诗人继承和发展了严氏诗论,并力图用自己的创作证明这一点。

闽派较早的代表人物是张以宁,他上承严氏,下启闽中十子。张氏多题画之作。如《题马致远(清溪晚渡图)》、《题李遂卿画》等,他善于选用富于色彩的词藻,描绘图画中的各种景色,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使闽诗成为一派的是闽十子的出现。他们以林鸿,高棅为首包括陈亮、王恭、王偁、唐泰、王褒、郑定、周玄、黄玄等人。这是一个集团意识较强的创作团体,并对相同风格的诗作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墓本上是以林鸿、高棅为首的两个核心,彼此有较密切的往来,或师承关系;在创作上成就最高的是林鸿。他明确地提出作诗要师法盛唐:“开元,天宣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明史·林鸿传》其集名日《鸣盛集》这既包含了作者对新王朝的肯定和拥护,也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诗歌的评价。高棅因编选了《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而享大名。他用唐诗选本为诗人提供模拟的范本。这两个选本中把唐诗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初、盛、中、晚。推崇李白,把他看成盛唐的代表人物,他的多种体裁的作品被高氏列为正宗,成为模仿理想样板。杜诗人选的也很多,但只许为大家,被排斥于正宗之外。高氏还强调诗歌的源流正变和诗教,主张熟参致悟,并用唐代作品印证了《沧浪诗话》的论诗主张。

闽派诗人的创作成就和他们在理论上的向往并不相称。他们意识到明代的建立必然意味着一个兴盛时代的到来,他们也有意用自己的作品鸣一代之盛。实际上,他们对诗人如何反映“盛世”问题并不理解;另一方面“盛世”也没有给他们提供表现盛世的条件。专制主义和最高统治者对于文化的排斥使得诗人不能放开喉咙歌唱。闽中十子作品内容比较贫乏,他们把歌功颂德的谀词看成盛世之音。因此,他们之中只要是有过仕宦经历的应制奉和之作特别多。林鸿、高棅都是这样。如林的《春日游东苑应制》就很为当时人所称赞的:“长乐钟鸣玉殿开,千官步辇出蓬莱。已教旭日催龙驭,更借春流泛羽杯。堤柳欲眠莺唤起,宫花乍落鸟衔来。宸游好续箫韶奏,京国于今有风台。”高棅的《拟岑补阙参奉和早朝大明宫之作》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它们在意境、音调、辞藻上亦步亦趋刻意模仿初唐、盛唐应制之制,却不考虑地域和历史差别,这样就不可能取得令后人满意的成绩。

闽中诗人标举盛唐,他们本身缺少盛唐诗人的品格,社会亦非盛唐,故其诗风与盛唐差别颇大。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提要》的《白云樵唱》提要中言王恭诗“吐言清拔,不染俗尘,得大历十子之遗意。”用这段话评价林鸿、高棅、王偁诗亦无不可。“十子”中其他一些人的作品更是等而下之。

闽派诗人的作品还有一个共同点就在于“拟”字。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林子羽《鸣盛集》专学唐,袁凯《在野集》专学杜,盖皆极力模拟,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题目亦效之,开卷骤视,宛若旧本。”钱谦益也指出:“膳部(指林鸿)之学唐诗,摹其色象,按其音节,庶几似之矣。其所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模仿形似,而不知由悟以入也。”(《小传》)不仅林氏“十子”皆有此病。高棅把盛唐有成就的诗人作品几乎拟遍。有拟李白、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李颀、崔颢、张说等,几乎无人不拟,而且多拟他们的高华典雅的七律。林鸿的“五月台江水,孤舟去国人。苍山低戌垒,野日暗行尘。”(《送殷秀之武功》(仿佛是集唐人诗句。有些模拟流于抄袭,如王恭的“更尽一杯秋雨外,故山曾有几人回。”(《小楼对酒》)“肠断十三弦上月,一弦一柱总关情。”(《月下闻笛》)这些简直是生吞活剥、改头换面。王恭《冬猎》直抄李白诗句:“弯弓射杀平原鹿,笑人吴姬酒馆中。”但李白诗的风采全都失去。王氏在《观猎》又再抄一遍:“弯弓射杀南山豹,归醉吴姬卖酒垆。”而且更为拙劣。模拟之风虽然宋元两代也有,但没有明代这么普遍。明代始作俑者应该说是闽中十子。

前面提到闽派对明诗有全局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他们自己有作品,并为模仿唐诗提供了两个范本,而且他们提倡的学习盛唐之音,正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明统治者和士大夫对于明王朝的看法与评价。另外,诗人们也想利用诗歌黄金时代的创作经验为正在日趋没落的正统文学形式——诗歌——注射一针强心剂。《明史.文苑传》认为“终明之世,馆阁以此(指闽派)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作为明代诗歌主流的茶陵派、前、后七子、一直到明末的复社、云间派都提倡,“诗必盛唐”、注重摹拟,以临帖的方法学习作诗,在精神和方法上都是与闽派一脉相承的。作为明代诗歌的结束者钱谦益对有明一代诗歌创作,不无感慨地说:“自闽诗一派盛行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曼节,卑靡成风。风雅道衰,谁执其咎?自时厥后,弘、正之衣冠老杜,嘉、隆之频笑盛唐,传变滋多,受病则一。”(《小传》)“病”应该说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在明代最早的传播者则是闽派诗人。

五、粤派

除了越、吴、江西、闽四省诗人比较集中外,安徽省的诗人也不少。但是由于没有出现成就较高、有代表意义的作者,在地域上也缺少独特的传统,因此不能构成一个在思想内容上、艺术形式上有共同倾向的创作群体。而粤(今广东省)出现的诗人并不多,《明诗纪事》中只收六人,但因为出现了卓有成就的诗人孙蒉和以孙为首的南园诗社,他们有着共同的创作倾向,对于粤地以后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形成了人们所谓的粤派。

粤地在明朝以前除了张九龄、邵谒、郑愚、陈陶、余靖外没有出现过什么有影响的文人。而且他们多是粤北人,至于粤南,即广州一带在中国诗歌史还是空白,明初孙黄蒉,黄哲、李德、王佐组织了南园诗社,再加上赵介号称岭南五先生

粤派诗人没有遗下什么论诗或论文主张,但他们在创作上确有共同之处,这与他们彼此唱和、相互影响有关。也就是说他们的群体意识是在创作中自然形成的。孙贲有《南园歌·赠王给事彦举》很生动地描写了南园诗社成员欢聚和共同创作的情景;黄哲的《王彦举听雨轩》也描写王佐、孙蒉等人狂歌醉饮的浪漫生活;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想像远离中原战乱的广州一带士人的放浪生活和当地文化的发展。

南园五子均长于七言歌行,他们学习初唐卢照邻、骆宾王之豪纵流丽的诗风,用富于才藻的诗章描写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恢复后城市的繁荣和他们家乡的风物。孙蒉的《广州行》很有代表性。广州是当时通向西洋、南洋的最大商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明朝以前只有贬谪或编管南荒的士人写过广州的景色和风物,他们多是中原或江浙一带的士人,广州在他们眼中还是化外荒蛮所居之地,是充满烟瘴、令人恐怖之地。孙蒉是第一个以这样饱满的热情描写了广州的繁华和它作为国际性商业城市的特征。直到20世纪30年代,屈向邦还在《粤东诗话》中写道:“广州自南越立国、南汉建都以来,以地势重要,交通便利,故民物殷繁,商贾荟集、蔚然岭南之大都会。重以物既阜饶,景尤优美,绿杨城郭,风月无边,视古扬州,未遑多让。孙西庵特为之歌,读之,昔日风光,令人神往。较之近代,不胜沧桑之感。诗笔秀丽,宜为后世所艳称。”孙蒉的《南京行》着力铺排了作为明朝首都的南京宏伟气势和蔚为壮观的宫室与市容。其他如《长安篇》、《上京行》、《湖州乐》、《蒋陵儿》、《紫骝马》等或以城市景物或以城市豪门少年的浪漫生活为题材反映社会的安定和明王朝的开国气象。王佐的《唐仙方使图》孙蒉的《骊山老妓行·初天宝遗事戏效白乐天体》(此诗长达1232字)都是借题发挥,藉写唐代开元、天宝之盛、首都长安的辉煌壮丽以颂美新朝。粤派诗人生活在距离元末动乱中心遥远的南国,他们没有像其他地区诗人饱经战乱、心灵布满创伤,生活又较为优裕,因此他们的诗歌欢快,明朗。

粤派诗人善于以七言歌行或七律、七绝描写明丽的景色和风物。像赵介的《怀仙吟·题玉枢经卷后》、《南楼对月》,李德的《天上谣》、《春兴》六首或写超凡脱尘的仙境,或写清秋空明的月色、或写明媚鲜丽的春光,都写得玲珑剔透,无凑泊之语。他们的作品中的意境与美丽的南国风光是一致的。

明初的粤派诗人在广东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在广东诗史上是起着开创作用的。南园诗社已成为文学圣地。屈向邦说:“吾粤风雅之地,首推南园。”(《粤东诗话》)在南园五子的带动下,广东一带的文化与诗歌创作在明朝二百余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后来又出现了南园后五子(区大相、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步武前五子。明末还产生陈子壮、黎燧球,这样杰出的诗人。特别是黎氏,他的诗歌,从内容到艺术风格都明显地受到孙蒉等人的影响。因此,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谈到广东诗歌创作时说:“王先生以胜国遗佚与吴四杰,闽十子并起,皆南音、风雅之功,于今为烈。”这是十分正确的。

以上,我们对明初诗歌创作按照以地域为区别的五个流派的特点,及其对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作了一个大致的描述。可以看出,即使在戏曲小说占统治地位的明代,其诗歌在内容和艺术上还是有一定特色的。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时期,诗歌还是承担起了反映社会现实、摅写人们精神世界职责的。因此,对它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注 释

1 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一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三联书店版。

2 目前尚无《全明诗》,在常见的各种明诗总集中惟《明诗纪事》搜罗较为详备,所以取此书考查明初诗人分布状况。

原载:《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