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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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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情爱故事历来脍灸人口,蒲松龄将爱情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演绎得令人刻骨铭心、回肠荡气,能使当代人读后依然心旌摇曳、激动不已,这真是一个奇迹。然而,在《聊斋》中仍有一批宣扬封建贞节观念、津津乐道于一男双美、纳妾嫖娼之类内容的篇什,这是颇煞风景的。而在准确评论《聊斋》情爱故事之现代价值的时候,这些篇什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因此,无论是一般的文学史,还是对《聊斋》的专门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结论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蒲松龄一方面讴歌了坚贞的爱情,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他笔下也掺杂着不少封建糟粕,带有落后的成分,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等等。

毋庸讳言,对《聊斋》爱情故事的上述论断是相当稳妥全面的。然而,稳妥全面不等于准确中肯。对于蒲松龄这种在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孵育下成长起来的文学家,分析其思想观念时,从正面肯定其积极因素之余,对其局限表示遗憾、对其落后面加以批评指责,可以说是最轻松省事的办法,我们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对封建时代的一切文学家都作如是观,也不至于会有太大的谬误。可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断、约定俗成的程式化见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类似论断过分凸显了封建时代文学家的共性,却缺乏对每一位充满个性的文学家作个性化的阐析,总显得似是而非。不客气地讲,这样说了等于不说,对推进研究的深入无所裨补。我们认为,评判一位作家在文学、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应该有两条基本的标准一是他究竟比前人提出了多少新的东西,二要看他的思想主流。若以这两条标准来衡量《聊斋》情爱故事的内涵,我们就会发现不少新的思想观念,朦胧的女权意识即其一。

《聊斋》中的情爱故事曾被有的学者称为“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 ① ,事实究竟如何呢?所谓“男权话语”,是与“女权话语”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范畴,“女权话语”的提出则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众所周知,人类社会自从母系而父系、进而发展为阶级社会以来,男性就凭藉着生理等方面的优势,一直雄居于社会的中心,生杀予夺,唯我所欲,他们可以丝毫不必去理会女性的感受、愿望与诉求。因此将父系社会之后的文化泛称为男权文化,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西方近数十年来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正是站在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的高度上,试图否定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男权文化,张扬妇女解放、提出女性应与男性分庭抗礼的思想。可问题的关键是,女权意识、女权思想既不是在一个早晨突然降临的,也并非仅出现于西方,其明朗化和自觉化历经相当长历史阶段的酝酿、积累和衍化。如果忽视了这一渐进的过程,我们对女权意识的认识,可能就是被扭曲了的。而《聊斋》中情爱故事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文学上的个案,让我们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女权意识在17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悄然地躁动萌生的。

许多《聊斋》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聊斋》故事中大多数女性鬼狐极为善良可亲,它们不仅不害人,而且还热情地帮助人,这与过去的志怪传奇小说有着绝大的不同。但是,这是否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最显著特点呢?其实,《聊斋》情爱故事的更大特点是女主人公们的在婚恋中大抵是主动者,此类故事大部分亦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可看出蒲松龄的主观意图和情感偏向。在“家世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主宰着青年婚嫁的年代中,如果说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如婴宁、聂小倩、小谢、白秋练等 ② ,可以不受人间礼法的羁绊,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话,那么,世俗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的主动热情,则非有超人的勇气不可,而类似的离经叛道式的自由择偶,在《聊斋》中却比比皆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侠女 ③ ,遇到穷得无力娶妻、但又乐于助人的顾生时,“嫣然而笑”,与之交欢生子,为顾生“延一线之续”;菱角听了胡大成“我为若婿,好否”的要求时,“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属焉”,还主动关照胡,只要托其父的好友来提亲则“无不谐”;劭女、细柳、绿娥、五可等姑娘都是自己选择夫婿,“诸家问名,皆不愿”,“翻复遴选,十无一当”,搞得父母也失掉了耐性“天下迄无良匹,汝将以丫角老耶?”胭脂在家门口邂逅了“白服裙帽,丰采甚都”的鄂生,马上“意动,秋波萦转之”,鄂生走远了,还脉脉含情地“凝眺”……,她们大多也都是凭着自己的主动,找到了终身幸福。

不仅如此,《聊斋》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在婚后也大都是家庭的主宰。红玉、小二、青梅、细柳、鸦头、白秋练等人,或“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或“以刺绣作业,……经济皆自任之”,或“晨兴夜寐,经济弥勤”,或“为人灵巧,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将家政经理得井井有条;方氏、辛十四娘、成名妻等人,在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时,显得比丈夫更冷静、更有主见,指挥若定,化险为夷;《夜叉国》里的女夜叉“母女皆男儿装”,辅佐儿子、丈夫征战,“奇勋半出于闺门”;《仙人岛》中的芳云闺房中“牙签满架,靡书不有”,博学多才,劝自诩为“中原才子”的丈夫王勉“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惭,遂绝笔”;《颜氏》中的丈夫因考不上秀才而悲泣,妻子女扮男装应试,中举及第,当上御史,退归田里后,将官衔让给丈夫承当;《书痴》中的郎玉柱在琴棋乃至枕席之事都得接受颜氏的训练;《黄英》中的马子才自名清高,娶了卖菊而富的黄英,偏偏又不愿沾妻子的光,把妻子家的东西送回去,遭到黄英的戏谑“陈仲子毋乃劳乎?”“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遂无言以对,不好再装腔作势。通过这类故事,蒲松龄明白告诉我们,在不少家庭中男子已无形中退居为配角。

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强化,最极端的例子是《大人》、《农妇》、《乔女》、《仇大娘》、《张氏妇》、《小二》等,这批女性在精神智慧甚至体力上构成了家庭中的强者,而男性在故事中则几乎完全淡化为女性的附庸。不过这类故事为数不多,显见不是蒲松龄关注的焦点,因此无须过多讨论。《聊斋》中更有意味的是大量的“悍妇”的故事。蒲松龄对凌辱丈夫、虐待公婆的悍妇是深恶痛绝的,这既因为他青年时代就遭受悍泼的嫂嫂欺凌、从而第一次领略了人生的苦涩和艰辛,也与他接受的教育有关 ④ ,因而《聊斋》中的悍妇大多是被惩治的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封建礼教本位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蒲松龄对悍妇的厌恶之情,而是他对悍妇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无奈。不仅《聊斋》中写了二十多个悍妇,在他的诗文杂著俚曲中悍妇的身影也所在多有。如《禳妒咒》说明朝的名将戚继光在家时“他奶奶说跪着,他还不敢站着哩”,《〈妙音经〉续言》更谓“床上夜叉坐,任金刚亦须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铁汉无能强项……妇倡夫随,翻欲起周婆制礼”,《〈怕婆经〉疏》“阳纲不竞,遂而阴寇相尤;雌教成风,醋河失岸” ⑤ 。再联系清初其他小说戏曲——如褚人获《坚瓠集》、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曹去晶《姑妄言》、李渔《风筝误》等——中普遍存在的悍妇故事,那么,完全可以说蒲松龄思考的不仅是悍妇产生之因,他还透过悍妇现象道出了男性的集体酸辛尴尬,不过,《聊斋》有时认为悍妇比贤妇更有价值,《云萝公主》中的侯氏,对付谁都管不了的 嗜赌丈夫,是“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甚至是刀砍,使丈夫“改行为善”。蒲松龄为之感叹“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另一篇不起眼的游戏式故事《狐联》,说的是一对“颜色双绝”的狐女挑逗自称“生平不敢二色”的焦生,狐女调侃焦生“君髯如戟,何无丈夫气?”“无丈夫气”,即男性的雌化,可以说是蒲松龄对男性的评价,也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男性的强悍伟岸与女性的娇弱细柔间的对应,在人类社会中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而在《聊斋》中却来了一次大颠倒。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这是破天荒的。

正因为蒲松龄能正视女性,他对女性生存状况就显得格外关注。女性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夫家度过,她们面临最多的问题无非是妻妾关系、子嗣与守节。

封建时代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蒲松龄于此未能免俗,而“双美共一夫”的情爱模式也就成了他受现代评论家诟病的主因。的确,蒲松龄写了不“妒”的贤妻,俯首帖耳的小妾,无视发妻存在的丈夫,他还试图调解妻妾间的矛盾,这些都是事实,但《聊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思想倾向的苗头。《聊斋》对男女之情的描写大抵是认真纯洁的,涉及一夫二妻的故事有45篇,尚不足爱情故事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一重要的现象说明蒲松龄并不认为多妻是情爱的常例;而其中又有不少篇故事里蒲松龄有意识地淡化“双美”中的一方 ⑥ ,她或者只剩下一个朦胧的背影,根本不参与故事的进程如《青凤》、《水莽草》等;或者不与另一位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中如《西湖主》、《竹青》等;或者要等到前一个妻子去世才正式走进家门如《黄英》、《聂小倩》等。一些双美合一故事若细加玩索,也可以读出另一意味来。《莲香》中的莲香与李氏的争宠要说明的是男女之事“夜夜为之,人且不堪”;《小谢》中小谢活泼而秋容老成,故事里时时流露出作者对不同性格少女的体察怜爱;《嫦娥》中的嫦娥与颠当表现了婚后女子有“持重不轻言笑”与“惑人”的两极,孰利孰弊,蒲松龄无法解答;《陈云栖》中真生之母一句“画中人不能作家,亦复何为”的埋怨,表明蒲松龄希望女子既要有“弹琴好弈”之雅,又要有“理家人生业”之实,他将择偶的双重标准兼得的理想幻化为陈云栖、盛云眠这两个艺术形象。而有一些故事更站在女性感受的立场上对一夫多妻提出了抗议,如《阎王》中李常久劝嫂嫂勿“悍妒”,不要虐待小妾,嫂嫂便反唇相讥“小郎若个好男儿,又房中娘子贤似孟姑姑,任郎君东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声。自当是小郎大乾纲,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媪!”而做小的也有满腹牢骚,《房文淑》中房氏生子后,丈夫打算还乡,并向房氏说明妻子“不妒”,房氏回答“多谢,多谢,我不能胁肩谄笑,仰大妇眉睫,为人作乳媪,呱呱者难堪也!”《张鸿渐》、《竹青》中的女主角都在已婚男子落难时施以援手,并心甘情愿嫁给男子,在丈夫提出想家、要回家时,舜华含酸说道“妾有偏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忘之也”;竹青则回答“无论妾不能往;纵往,君家自有妇,将何以处妄乎?”这类抗议与蒲松龄本人为多妻制的辩护构成了不和谐音。这种众声喧哗的现象,或许可以说明,蒲松龄已在下意识中感觉到要调和妻妾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徒劳的,这实质上已经是多妻制合理性的怀疑了。 在宗法血缘社会中,子嗣对家庭是个牵涉到能否传宗接代的严重问题。按封建礼法,女性在不能生育时,就有为丈夫纳妾的义务。于是,在《聊斋》中就有了林氏暗度陈仓,将丫头推上坚决不愿纳妾的丈夫的床;江城改恶为善后为丈夫钟意的芳兰“出籍”;奇妒的连氏四十无子也不准丈夫买妾,侄儿辈在叔叔中风后乘火打劫,“牛马杂物,竞自取去”,连氏只有痛哭的份儿。所以她在临死时告诫女儿和孙媳“汝等志之如三十不育,便当典质钗珥,为夫纳妾。无子之形状,实难堪也!”毛氏“不育而妒。嫂每劝谏,不听,曰‘宁绝嗣,不令流眼送眉者忿气人也!”当她打算过继兄子,兄长使出激将法,有意让儿子说不愿,还教儿子对婶婶说“待汝死后,何愁田产不为吾所有。”惹得毛氏大怒,“立召媒媪,为夫买妾” ⑦ 。这类故事中的正妻因无子嗣,受尽苦楚,不得不为夫纳妾,乃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丈夫纳妾对妻子情感上的伤害,必然深深震撼着蒲松龄的心灵,因此他也在谋求女性在子嗣问题上的超脱翩翩与罗子浮在山中生子后,将思家心切的罗送走,罗父子再去寻翩翩时,只见“黄叶满径,洞口路迷”;荷花三娘子、云萝公主、颜如玉、青娥、芳云、房文淑等都在生子后悄然离去 ⑧ 。蒲松龄在构思她们的故事时,曾感叹“混迹人间,狎生子女,则居而终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屡弃其子,抑独何哉?异已!”实际上这是故为狡黠之笔。这些女性都是神仙一流人物,她们当然可以不受世俗情感的困扰,而蒲松龄在对她们行为的描写中,不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世俗女性对她们的超然之行的欣慕之情吗?

女性如不能与丈夫白头到老,就还要面对守节问题。《聊斋》对此的描写和态度也显得十分矛盾。一方面,《金生色》、《牛成章》、《金姑夫》、《乔女》等篇赞扬不事二夫的烈女、责骂惩罚再醮之妇;另一方面,《青梅》、《吕无病》、《冤狱》、《霍女》等篇却又写寡妇改嫁理所当然。细读这类故事,就会发现蒲松龄不是一般性地反对寡妇改嫁。那些因改嫁受到他责难和惩罚的女性,都是丈夫死后不顾亲老子幼、只顾自己的家伙,她们甚至“货产入囊,改醮而去”,不给孤儿老人留下一点活路,完全丧失了人性,无论何人对此在感情上都无法接受和原谅,因此,蒲松龄对她们的否决不能说仅仅是道德礼教层面的,更是人性层面的。也正因为如此,蒲松龄对那些没有亲老子幼问题的寡妇改嫁不持反对态度,这不仅在《聊斋》中可以看出,《聊斋文集》中还有一篇《代人遣侄女再醮启》,在这篇启文中,蒲松龄将妇女改嫁渲染得如此欢快美妙“江柳拖金,辨云天于春树;花铃护玉,嫁桃李于东风。赤绳联两姓之欢,乌羊系千年之好。同车彼美,鸣凤其昌……”。“从一而终”信条本身的不近人性、不合情理,就这样在蒲松龄对女性的宽容和理解中被化解了。

可以说,在同时代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对女性生存状态持如此同情、体谅乃至焦虑之情的,实无人能望蒲松龄之项背!

蒲松龄对爱情、婚姻、家庭的关注与描写,实际涉及了人类一个最古老的问题——男女性之间的地位问题。我们来看《聊斋》中被何满子先生称作“女人驾驭男人的恶之花”的作品《恒娘》朱氏“姿致颇佳”,与丈夫洪大业感情也不错。而洪纳妾宝带后,尽管宝带“貌远逊朱”,洪还是“嬖之”。朱因此不高兴,夫妇反目,关系疏远,朱氏痛苦不堪。后来朱见邻居家的妻子恒娘“姿仅中人”,妾不仅年轻且“甚娟好”,可邻居 “独钟爱恒娘,副室则虚位而已”,朱便向恒 娘请教,恒娘教以“易妻为妾”之法,使洪逐渐厌恶宝带,朱氏夫妇间的关系遂恢复了正常。何先生认为“易妻为妾”的目的“就是自己变成一个应该对男性的有诱惑力的玩物……并努力使自己永远占有这被玩弄的地位” ⑨ ,这一主张与他的“驾驭男人”说明显格不入。恩格斯认为家庭“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 10 。蒲松龄隐约感觉到婚姻中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因此才会有我们在上文中述及的家庭中女子创业、男子仰成的描写。而在《恒娘》中他却有意回避了洪家夫妇各自的家族和经济背景,仅在洪“不敢公然宿妾所”一句中隐约透露了洪还不是毫无顾忌的。蒲松龄更多地从性心理的角度表现朱氏在性爱上强烈的排他性,手段当然不无可非,但从目的说,她要求“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即蒲松龄在《罗刹海市》中借龙女之口说的“妾为君贞,君为妾义”,这其实也是争取家庭中男女平等与和谐相处的第一步,她的目标达到了。可以说,这已经是作为封建文人的蒲松龄所能设想的极限了。

此外,《聊斋》中出现的男女平等的思想萌芽,还表现为蒲松龄对男女婚恋中“知己之情”的强调,有关论述相当完备,故不拟展开讨论。

《聊斋》女权意识的躁动既有蒲松龄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风气的因素,从个人说,蒲松龄穷困终生,口腹自役,长年设帐在外,家中只靠相濡以沫的妻子刘氏独立支撑,将四个孩子次第养育成人。蒲松龄对妻子的感激之情在《述刘氏行实》及多首忆妻、悼内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时代看,清代虽也强调礼教,但由于受晚明市民观念余波之浸淫,也因满人的习俗,对女性的禁锢及评价已远非明代那么严苛。我们只须看《明史》和《清史稿》的《列女传》,即可略见一斑。《明史》开头就是“妇人之行,不出于闺门”,而《清史稿》则是“积家而成国,家恒男妇半”,对女性地位已有观念之异。《明史》言明代烈女“不下万余人”,而《清史稿》则说清代烈女“都数千人”,其中还有三分之一以上是顺、康年间海内战乱兵祸未定为免受辱而自尽者,这是数量上的差异。再从入传的具体个案来看,明代烈女多为殉夫殉父、肝疗姑者,如京师刘氏被丈夫遗弃后,往松江寻夫,丈夫不准她入门,她就大哭“良人弃我,我将安归?”自己找了一付棺材,每晚睡进棺材,前后几十年。一天,邻居失火,她干脆爬进棺材被焚而死。相比之下,《清史稿》突出赞扬的倒是女性的自强精神,如顺德周子宽犯罪,被刺配贵州,其妻随行,周死后,其妻又冒险负着丈夫的骨殖回乡,期间前后长达十九年,被乡人号为“女苏武” 11 。不仅平民女子有这种自立自强意识,官宦之家也不乏其例。康熙时的大学士桐城人张英,其妻姚氏不因丈夫骤贵而一改故态,一件青衣穿着数年,她还亲手缝缝补补,乃至亲戚家的人都把她误认为仆妇。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儿子张廷玉等亦都成材,连康熙都说“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12 两本“正史”都成于一班正统的冬烘先生之手,两篇《列女传》记的也都是堪为天下女性楷模的女子,但两者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竟然会如此之大,这恰恰为清代女性地位的微妙变化提供了一个小小的佐证。

我们无意高估蒲松龄的女权意识,但绝不能同意《聊斋》是“男权话语”的主张。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落魄文人,在清代初年男权文化依旧占据社会中心的环境中,就能得风气之先,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女性的极大同情和理解,这是要有胆魄与卓识 的。民国初年修《清史稿》的胜国遗老们,不得不扭扭捏捏地承认清代女性地位比起明代有了改观;与之相比,蒲松龄不仅早出了两百多年,而且对女性的描写显得更为生动体贴,这尤具人类学上的意义。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聊斋》中众多活泼可爱的女性,就不会有吴敬梓笔下的沈琼枝、曹雪芹的晴雯、黛玉、李汝珍的唐小山。蒲松龄开启小说世界中女权意识之先,这一劳绩后人是不应该忘怀的。

注释

①如马瑞芳先生《〈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见《文史哲》2000年第4期。

②以上人物均见张友鹤先生辑校《〈聊斋志异〉三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新一版。下不赘。

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侠女》受唐传奇如皇甫氏《原化记·崔慎思》、薛用弱《集异记·贾人妻》等故事的影响,不同者是蒲松龄更具人情味。

④参见《述刘氏行实》、《与王鹿瞻》,分别见《蒲松龄集·文集》卷五、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新一版。

⑤见《蒲松龄集·文集))卷十、《俚曲集》。

⑥如《青凤》、《聂小倩》、《水莽草》、《鲁公女》、《辛十四娘》、《西湖主》、《八大王》、《巩仙》、《张鸿渐》、《阿纤》、《竹青》、《锦瑟》等篇。

⑦见《林氏》、《江城》、《段氏》等。

⑧见《翩翩》、《荷花三娘子》、《青娥》、《书痴》、《仙人岛》、《云萝公主》、《房文淑》等。

⑨《〈聊斋志异〉论析二篇》,出《汲古说林》,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版。

11引例见《明史》卷303、《清史稿》卷508,中华书局1975年9月版。

12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12《张夫人传》,黄山书社1990年3月版,此条材料与《清史稿·列女传》中的相同。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