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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与小说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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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在明初作为代表统治者意志的官方哲学地位正式得到确立。在其僵硬冰冷的教条束缚钳制下,人性遭到践踏和扭曲,人的个性不仅不会受到重视,而且根本就在限制之列。反映到文学上,明代前期,“台阁体”、“道学体”等毫无个性的诗文充斥文坛;小说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已为士人所注目,但没有人能从人物形象的性格入手予以评说。所以,程朱理学不但成为窒息思想的精神桎梏,而且也成为阻碍文学发展的精神桎梏。

这样,程朱理学的式微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特别是到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明王朝统治因腐败而松弛,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萌动,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于是,王守仁的阳明“心学”起而代之,很快风靡一时。“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闻良知之说,一时心同俱醒,犹如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 ① !王学左派泰州学派使阳明“心学”风行天下,但也正是泰州学派改变了阳明“心学”。黄宗羲评论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失其传。……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② 很清楚地说明了泰州学派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师承变异关系。这虽然为王阳明所始料未及,反映出新滋长的社会经济因素在思想界所引起的必然变动。

直接对文学,尤其是小说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深受王阳明“心学”与泰州学派影响的异端思想家李贽。他以对程朱理学乃至整个传统的封建礼教所进行的尖锐激烈的揭露和批判而著称于世,以致于“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后学如狂” ③ 。他从“童心说”出发,批判揭露“假道学”及其文学观念,从而在理论上扫清了复古主义的障碍,为小说等新兴文学样式的发展廓清了道路。

李贽在对人的价值和人的个性的肯定上,比起泰州学派来更加激烈、更加直截了当。他所说的“童心”,不仅有真心、真情实感的意思,而且也有着真正的无拘无束、率性而为的个性含意。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无悔地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④ 但是他“自量心上无邪,身上无非,形上无垢,影上无尘。古称不愧不怍,我实当之。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世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 ⑤ 他傲然宣称“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 ⑥ 坚持的正是一种不可屈服的独立人格,一种不同凡俗的卓立个性。他特别对封建礼教扼杀个性、禁锢正常人性予以尖锐的批判,要求废除一切封建的“条教之繁”,反对用封建礼教对人“强而齐之” ⑦ ,主张“顺其性,不拂其能” ⑧ 。因此,他对文学作品提出了“顺其性”的创作主张。他说

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 ⑨

他强调人的性情、性格的不同,要求“顺其性”,按照性格自然而发,反对“一律求之”,反对“矫强”。他强调人的自然的性情、性格,对程朱理学一贯强调的礼义束缚而言,这是对人的自然性情、性格的解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社会出现了一种“率性而为”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任性自适、狂放不羁的文人学士,他们极力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袁中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转述他二哥袁宏道对个性自由的理想是“凤凰不与凡鸟争巢,麒麟不共凡马伏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 ⑩ 。袁宏道在《识张幼于箴铭后》一文中则指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11 。将个性与最高的人格追求联系在一起。他甚至说“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12 。因此,明末的张岱认为“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13 。所谓“癖”,就是鲜明突异的个性,张岱认为没有个性的人,既没有深情,也没有真气。由此可见当时个性解放思潮对人的性格、人的个性的重视。

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署名李贽的容与堂本《水浒传》评点本,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人物性格论,开始了对小说人物形象性格的深入评论与分析。这绝不是偶然的。 容与堂本《水浒传》的评点者署名李贽,有人认为真正的评点者应是叶昼;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评点者是谁,他的思想与当时个性解放思潮相通则是确凿无疑的,姑且以容本《水浒传》评点者(以下简称容评)称之吧。他在《水浒传》第三回回评中指出

《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容评第一次把人物的个性作为小说创作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显示出当时个性解放思潮对小说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容评认为《水浒传》“妙绝千古”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刻画了人物形象各自不同的个性。最值得注意的是,评点者强调的是“同而不同处有辨”,也就是特别注重性格大体相同的人物形象的个性不同之处。而这不同之处,是由各个人物不同的“派头”、“光景”、“家数”、“身份”等表现出来的,即由各个人物完全不会重复的个人生活经历所决定的。这样,人物性格就不是某种人为规定的标签或者符号,而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一个具有个性的主体”。这与西方当时将人物分成各种各样的性格类型、规定什么样的人物就该是什么样性格的“类型说”相比,显然要高出一筹。

容评所开创的人物性格论,经明清之际的金圣叹得到进一步发展。金圣叹的思想比较复杂,但他显然受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潮深刻的影响,他所从事的小说、戏曲、诗文评点活动,从根本上说,属于晚明新兴文学潮流的一部分,所以他特别强调小说人物形象的性格自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他把人物的性格作为小说从创作到欣赏的中心环节提出来,第一次把人物性格的塑造在小说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趣的是金圣叹接着又指出;

《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慌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气力如此。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19世纪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的一句关于文学典型的名言“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这是别林斯基对文学典型的通俗定义,两相对照,可以看出金圣叹已经接触到人物典型问题的实质了。

脂砚斋在评论贾宝玉的形象时,发展了容评以来的人物性格论,再加上他的评论对象《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本身就达到了明清小说人物形象塑造艺术的最高水平,所以他的评论又走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他对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典型人物性格特征的评析是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人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为更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其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著14 。

贾宝玉与林黛玉这两个人物形象不但于实际生活中“实末目曾亲睹”,而且也是一般的今古小说传奇中所没有的,宝黛确实是明清小说人物画廊中一对“新人”典型。所谓“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正是对艺术典型永远说不尽的无穷底蕴的一种感悟。其次,脂砚斋对艺术典型“移之第二人万不可”的鲜明特殊个性的艺术感受也是十分准确的,与容评以来对人物个性的强调完全一致。第三,脂砚斋同样将人物性格作小说创作与欣赏的中心环节,所以他指出,虽然《红楼 梦》在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类描写方面高出于其他小说,但“犹为二著”。实际上是确立了“性格第一”的小说美学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受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当时的小说人物性格论关注的重点始终在人物的个性,即使是在分析人物性格的类型时也是如此。容评“同而不同处有辨”首开其端,佥圣叹则又深入一步,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约,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他细致地分析出鲁达、史进、李逵,武松、阮小七、焦挺这几位“粗卤”型的英雄的不同个性,敏锐地抓住了他们性格相同性中的不同个性内涵。他比较同样曾经做过军官的鲁达、林冲、杨志时说,“前书写鲁达,已极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写出林冲,又极丈夫之致也。写鲁达又写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写出杨志,又极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15 。指出这三人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着由形到神的鲜明个性差别。正因为金圣叹如此重视人物的个性,所以他特别赞赏“《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是一样”16 。而且金圣叹进一步明确指出人物性格是这一人物各个方面内涵的自然表露的有机组合,性格的刻画离不开对这一人物形神各个方面完全个性化的描写“《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17 。这里相当全面地概括了人物性格以个性为中心,由表及里、由形到神的内涵。其理论价值弥足珍贵。

朱光潜先生在评论西方典型论的产生与发展时,曾经精辟地指出

总的说来,18世纪以前西方学者都把典型的重点摆在普遍性(一般)上面,18世纪以后则典型的重点逐渐移到个性特征(特殊)上面。所以18世纪以前,“典型”几乎与“普遍性”成为同义词,18世纪以后,“典型”几乎与“特征”成为同义词。这个转变主要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18

晚明时代,无论是在社会形态上还是在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都与18世纪的欧洲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必作勉强的比较,但在社会思潮对美学理论的影响规律方面应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明清小说人物性格论对人物个性的重视显然受惠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

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直指程朱理学为“假道学”,其中以李贽不但大胆地批评儒家经典“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19 ,而且愤怒地揭露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虚假丑行20 ,大力提倡“绝假纯真”的“童心”。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不惮公然言利言欲成为一时的风尚。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21 。并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坦言“各人各自有过活物件,以酒为乐者,以酒为生,如某是也;以色为乐者,以色为命,如某是也。至如种种,或以博弈,或以妻子,或以功业,或以文章,或以富贵,随其一件,皆可度日”22 。这固然反映出晚明个性解放思潮放诞、轻狂的一面,但却同时道出了人性的丰富复杂性,并承认它的合理性,还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而且影响到小说美学,直接促进了对小说人物性格丰富复杂性的探讨。

这一影响首先反映在容与堂本《水浒传》的评点中。《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对水浒人物进行品第轩轾,把李逵列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原因就在于他“无成心也,无执念也”23 。这里所取的评价标准显然是李贽所提倡的“绝假纯真”的“童心”。而在第四十七回回评中称赞王矮虎“还是个性中的圣人,实是好色,却不遮掩,即在性命相拼之地,只是率其性耳。若是道学先生,便有无数藏头盖尾的所在,口夷行跖的光景。呜呼,毕竟何益哉!不若王矮虎实在,得这一丈青做个妻子也,到底还是至诚之报”24 ,寓庄于谐,借着对小说人物王矮虎好色个性的谐谑,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假道学。而对小说人物性格充分丰富复杂性的艺术探讨,则开端于在同一思潮影响下对宋江形象的评价“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就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25 。这里当然有封建时代文人对造反的 “盗魁”的偏见,但更有着对假道学的嘲讽和批判。正是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金圣叹的评点,并导致对小说人物形象性格充分丰富复杂性的探讨。

本来,金圣叹所面对的小说批评对象《水浒传》,其人物形象的性格并不具备充分的丰富复杂性,但是金圣叹不愧是杰出的小说批评家,他并没有拘泥于小说批评对象,而是站在批评对象之上,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提出了更高的艺术要求。在《水浒传》第三十五回回评中他说

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夫读宋江一传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然吾又谓由全好之宋江而读至于全劣也犹易,由全劣之宋江而写至于全好也实难。乃今读其传,迹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笃敬君子也。篇则无累于篇耳,节则无累于节耳,句则无累于句耳,字则无累于字耳。虽然,诚如是者,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记汉武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呜呼,稗官亦与正史同法,岂易作哉!岂易作哉。26

金圣叹自有其政治上保守的一面,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人,他不可能不对梁山泊好汉的起义造反持保留态度,但是,他对宋江这个人物形象矛盾性格的揭示,在小说批评上又是独具慧眼的,尤其是他通过对宋江矛盾性格的揭示,实际上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提出了丰富复杂性的艺术要求,这就是对小说人物性格论的贡献了。

关于他的“腰斩”《水浒传》,历来聚讼颇多,多从其政治立场着眼。其实从金圣叹的批改本身来看,维护封建正统统治的政治立场因素诚有之,但出于情节结构的集中、人物形象的统一等小说艺术因素的考虑也不可轻视。金圣叹是很重视“文法”的,七十回以后拖沓、重复的情节在他看来就实无必要。他又极注重人物形象性格的分析,七十回后梁山泊英雄的性格不但没有发展,反而与前七十回中的性格前后矛盾,也一定使他难以容忍。所以,仅从小说艺术角度看,金圣叹的“腰斩”颇有道理。而经过他的批改,宋江的性格刻画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他发展了以前几种版本中宋江的性格矛盾,融进了他那个时代假道学先生的形象特征,使宋江的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复杂。他又通过评点,把经过改造的宋江性格中的丰富复杂性充分地揭示给读者。与其说金圣叹通过改造宋江形象表达自己对造反领袖宋江的“独恶”情感,毋宁说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如说金圣叹是通过对宋江形象的改造和评点,在实践小说人物形象的性格必须具备充分的丰富复杂性这一艺术主张。明乎此,我们就容易理解,当金圣叹觉得《水浒传》的各种版本不能体现他的艺术主张时,他就要“腰斩”《水浒传》,弄出一部他自己满意的七十回本来;当金圣叹觉得宋江形象的性格还不具备充分的丰富复杂性时,他就要改造宋江形象,弄出一个他认为够丰富复杂的宋江形象来。

金圣叹对人物性格的这一新的艺术要求,毕竟受到《水浒传》的题材限制和宋江这一人物形的规定性限制,没有立即引起当时的小说作家的注意,但年轻的小说批评家张竹坡却深受其影响,并将之体现到自己的小说批评中。张竹坡在评论《金瓶梅》人物形象时,有一句人物评语颇耐人寻味,他说“吴月娘是奸险好人”27 ,在明清小说批评中还是第一次对一个人物形象作出如此极端矛盾的判断。且看张竹坡对吴月娘的分析

篇内出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顺。看者止知月娘贤德,为下文能容众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使随读书守礼之夫主,则刑于之化,月娘便自能化俗为雅,谨守闺范,防微杜渐,举案齐眉,便成全人矣。乃无如月娘止知依顺为道。而西门之使其依顺者,皆非其道,月娘终日闻夫之言,是势利市井之言,见夫之行,是奸险苟且之行,不知规谏,而乃一味依顺之,故虽有好资质,未免习俗渐染,后文引敬济入室,放来旺进门,皆莫不闻妇道,以致不能防闲也。送人直出大门,妖尼昼夜宣卷,又其不闻妇道,以致无所法守也。然则开卷写月娘之百依百顺,又是写西门庆先坑了月娘也。泛泛读之,何以知作者苦心?28 写月娘听楼下人言金莲旧事,乃不先打发金莲等回。乃自己即刻起身,写月娘之与西门痛痒不相关,惟知邀夫主幸安享富贵,毫不肯担一些利害,受一点祸患,若惟恐祸及于己也。月娘之可恨如此!29

吴月娘是西门庆的正妻,但不是结发夫妻,而是继室,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她对西门庆百依百顺,曲尽妇道,这从封建的“三从四德”观念来看,当然属于“贤慧”一类,是好人。但她对西门庆的曲尽妇道,又是不问是非的,对西门庆的禽兽之行不置一辞,“惟知邀夫之宠安享富贵”,这就“可恨”了,也有违“妇道”,是一种奸险的表现。所以,张竹坡用“奸险好人”来概括吴月娘的矛盾性格还是很准确的。尤为可贵的是,张竹坡还通过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人物性格,指出吴月娘是“可以向上之人”,只是所遇非人,与西门庆这样的禽兽生活在一起,所以就“虽有好资质,未免习俗渐染”了。这样从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人物性格的发展,吴月娘的矛盾性格就更使人感到可信了。张竹坡这种人物性格分析方法是相当深刻的,张竹坡准确地抓住了吴月娘的矛盾性格,并指出《金瓶梅》塑造吴月娘形象时“不作一显笔”,“写月娘之罪纯以隐笔”30 。

《金瓶梅》作为一部世情小说,其主要人物形象的性格,比起《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来要丰富复杂得多,打破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那种忠奸对立、好坏分明的人物形象格局,给人物形象涂上世俗的丰富复杂的油彩,出现了一些让人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新的人物形象,使人物性格的塑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完全是晚明新的社会因素的出现在小说中的反映,是新的市民生活和市民形象进入小说画廊后出现的新情况。张竹坡把握到了这一股新的小说思潮的流向,在小说批评中提出了新的见解,这样就把金圣叹已经感到,并在《水浒传》的评改中想加以表达,但终因受到《水浒传》的题材限制和宋江这个人物形象的规定限制,而没有充分表达出来的小说艺术主张光大了起来。因此,从金圣叹发端,经张竹坡发展,要求人物形象的性格必须具备充分的丰富复杂性,就成为一种有影响的人物性格理论。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自觉地吸收以往优秀小说的艺术精华,特别是学习、研究与吸收了世情小说代表作《金瓶梅》的艺术精华,因此使《红楼梦》超越了以往,成为明清,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最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关于这一点,前人已多有论列。例如清人张新之指出;“《红楼梦》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佥瓶梅》,摄神在《水浒传》”31 。清人诸联认为《红楼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漫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真是蝉蜕于秽”32 。脂砚斋则点明“《红楼梦》深得《金瓶梅》壶奥”33 。因此可以说金圣叹、张竹坡的小说人物性格论,必定深深地影响了曹雪芹的小说创作,特别是要求人物形象的性格必须具备充分的丰富复杂性这一艺术主张,正是由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天才地实现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评价《红楼梦》说“其要点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重点赞赏《红楼梦》的,正是《红楼梦》在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性上的突破。确实如此,曹雪芹对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无论是爱之深的,还是恨之切的;无论是寄予褒意的,还是寄予贬意的,都不因此而使之简单化、理想化或丑化。特别是薛宝钗这个人物形象,曹雪芹对这个浸透了封建传统观念的灵魂并不抱好感,但却没有因此肆意丑化她,而是按照这个大家闺秀应有的生活逻辑,把她塑造成一个“德、言、容、工”俱佳的才女,连贾宝玉也曾在她与林黛玉之间徘徊,难于抉择。清朝蒙古族小说批评家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三十八回的评点中极为赞叹地说

全书那许多人写起来都容易,唯独宝钗写起来最难,因而读此书,看那许多人的故事都容易,唯独看宝钗的故事最难。大体上,写那许多人都用直笔,好的真好,坏的真坏。只有宝钗,不是那样写。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儿没有什么好。一再反复,看出她全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我又说,看出全好的宝钗全坏还容易,把全坏的宝钗写得全好便最难。读她的话语,看她行径,真是句句、 步步都象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这又因什么?《纲目》臧否全在笔墨之外,便是如此。

哈斯宝的评论指出了宝钗性格中那种让人难以一眼看穿的丰富复杂性,并特别强调塑造这样丰富复杂的人物性格的艰难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评论从行文到语言,都与前面所引的金圣叹对宋江的评论极为相似。这与哈斯宝崇拜金圣叹,基本上是学习金圣叹的方法来评点《红楼梦》当然有关。但是,哈斯宝的评论更使我们看到,金圣叹对人物形象性格必须具备充分的丰富复杂性的艺术要求,无论是对小说批评,还是对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顾宪成《小学斋札记》卷四。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叙录》。

③沈瓒《近事丛残》。

④⑤⑧⑨ 19 21 22李贽《焚书》卷四《豫约》,卷一《与周友山书》,卷三《论政篇》,卷三《读律肤说》,卷三《童心说》,卷一《答邓石阳》,卷一《与周友山书》。

⑥ 20李贽《续焚书》卷一《与耿定念》第二信,卷二《三教归儒说》。

⑦李贽《明灯道古录》卷二。

⑩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八。

11 12《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卷五十五《与潘景升书》。

13张岱《琅环文集》卷四《五异人传》。

14 33《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俞平伯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3页,第169页。

15 16 17 23 24 25 26《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页,第17页,第9页,第26页,第897页,第26页,第658页。

1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01页。

27 28 29 30《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一回回评,第十五回回评。

31《妙复轩评石头记》卷首《红楼梦读法》。

32诸联《评红楼梦》。

原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