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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秀仁《花月痕》小说引诗及本事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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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花月痕》小说引诗与作者之诗集

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八引《小奢摩馆脞录》云“子安早岁负文名,长而游四方,所交多一时名士。喜为狭邪游,所作诗词骈俪,尤富丽瑰缛。中年以后,乃折节学道,治程朱学最邃,言行不苟,乡里以长者称。一时言程朱者宗之。晚岁则事事为身后志墓计,学行益高,唯时念及早岁所为诗词,不忍割弃,乃托名眠鹤主人,成《花月痕》说部十六卷,以前所作诗词,尽行填入,流传世间,即今所传本也”,这是较早对《花月痕》小说引诗进行解释的一则资料,此说后遭容肇祖先生的批评,他认为《花月痕》虽然“内里的诗词堆塞太多,有炫卖文采之讥,然而根本并不是为着保存早岁诗词而作,是很显然的” ① ,但囿于资料,容先生亦未能就此问题作出进一步的阐述。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福建侯官林家溱先生 ② ,根据其掌握的珍贵文献,编撰了《魏子安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凡例”称“《碧花凝唾集》(以下简称《碧花集》),署名不悔道人,为先生集外诗,散见于《花月痕》小说者,十之二三,爰为择尤,颜曰《碧唾集选粹》,附于谱后,以副世之爱读先生香奁诗者之欣赏”,首次指出《花月痕》小说所引诗词,有见于魏秀仁诗集《碧花集》者。然《年谱》所附《碧唾集选粹》,仅存一篇《碧花凝唾集序》,倒是附录的另一篇文章《〈花月痕〉考证》,引录了《饮采秋室》、《和丹林居士春镜楼本事诗元韵》等数首见存于《碧花集》的诗作。

那么,《花月痕》小说中,到底有多少篇诗歌乃是魏秀仁之旧作呢?这还得从考察魏氏的诗集入手。魏秀仁一生著作等身,据笔者初步调查统计 ③ ,凡55种,惜多未刊印,散佚严重,流传亦十分有限。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仍能看到魏秀仁的《陔南山馆诗钞》(以下简称《诗钞》)稿本及《碧花集》抄本。《诗钞》稿本 ④ ,今藏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善本室,四册一函,首页钤有“陔南山馆”(朱文)、“子敦秀仁”(白文)、“芙蓉掌教” ⑤ (朱文)等三枚魏秀仁的私印,另钤有“曾藏林汾贻处”(朱文)印,则稿本原为林家溱先生之旧藏,据魏秀仁自序,《诗钞》所录诗作始于“丙申”(1836),迄于“丙辰”(1868),凡630首。《碧花集》抄本,今藏福建师大图书馆,已收入《福建丛书》第二辑之五《魏秀仁杂著钞本》,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影印出版。

笔者将《花月痕》小说穿插的诗歌,与《诗钞》及《碧花集》,进行了初步校读,发现共有77首作品,见录于上述两部诗集,其中见录于《碧花集》者68首,见录于《诗钞》者9首。因这些诗作乃是本文论述的基础,故不惮繁琐,将其依《花月痕》小说中出现的先后为序,校列如下

1、第七回荷生《重订并门花谱》10首

《碧花集》题作《并门花谱》,共10首,次序与小说全同。第一首咏刘秋痕,第三句“采春江”,《碧花集》作“采风江”,诗后小注《碧花集》多出“余榜其居曰‘愁院”;第二首咏颜丹,第三句“郁金堂”,《碧花集》作“郁金花”,诗后小注,小说较《碧花集》多出“至度曲,则不及梧仙云”;第三首咏张曼云,第四句“双弓”,《碧花集》作“双弯”,诗后小注,小说较《碧花集》多出“风格虽不及梧仙”;第四首咏冷掌珠,文字全同,诗后小注,小说较《碧花集》多出“寡言笑,而肌肤莹洁,朗朗若玉山照人”、“故人见之辄爱怜不置”;第五首咏傅秋香,文字全同,诗后小注,小说较《碧花集》多出“眉目如画”、“亦后来之秀也”;第六首咏潘碧桃,文字全同,诗后小注,小说较《碧花集》多出“美而艳。然荡逸飞扬,未足以冠群芳也”;第七首咏贾宝书,文字全同,诗后小注,小说较《碧花集》多出“貌仅中姿,而长眉曲黛,善于言语”;第八首咏薛瑶华,文字全同,诗后小注,小说较《碧花集》多出“喜作男子妆,学拳勇,秃袖短襟,诙谐倜傥,乐部中之铮铮者也”;第九首咏楚玉寿,文字全同,诗后小注,小说较《碧花集》多出“善肆应,广筵长席,玉寿酬酢终日,迄无倦容”;第十首咏王福奴,文字全同,诗后小注,小说较《碧花集》多出“杨柳多姿,桃花余艳,以殿群芳,亦为花请命之意云尔”。

2、第九回痴珠小金台旧作1首。《诗钞》题作《出都过小金台有作》,文字全同。

3、第十回杜采秋题扇诗1首。《碧花集》题作《题扇》,文字全同。

4、第十五回痴珠访荷生不遇,作诗1首留别。《碧花集》题作《七夕嘲丹林居士》,前六句全同,末二句有异文。

5、第十八回痴珠所作4首七绝定情诗。《碧花集》题作《秋心院定情诗》4首,第一首有异文,余三首文字均同。

6、第十九回痴珠作小横披,题七绝4首,送别谡如。《碧花集》题作《送人从军》4首,第二首、三首有异文。

7、第十九回痴珠作《秋子夜》3章。《碧花集》题作《秋子夜三章》,第三首有异文。

8、第二十一回痴珠与秋痕月夜泛舟柳溪,吟诗2首。《碧花集》题作《偕秋痕夜泛柳溪》2首,文字全同。

9、第二十五回痴珠应荷生之邀,至采秋居处会饮,吟诗2首。《碧花集》题作《饮采秋室》2首,题下小注“采秋,姓水名芙蓉,大同校书,寓并门”,此与小说不同,小说称采秋姓杜;第二首有异文。

10、第二十五回痴珠作《绮怀》诗12首。《碧花集》题作《秋心院本事诗十六首用黄仲则绮怀诗韵》16首,较小说多出四首,依次为

花残月缺总精灵,一片香光绕枕屏。楚雨秦云添姽婳,松风竹籁想嘤宁。珊珊仙迹归何处?寸寸柔肠转不停。撒手回思携手日,不该七夕誓双星。

镜栏春云触手生,粤峰甲冷想夫筝。眉分琼叶双尖扫,髻挽流苏两股成。割得秋波为慧眼,敢将兰气作嘤声。日高深院闻吹絮,侬与蛾班作队行。

西风吹动发鬅鬙,仿佛山鸣谷尽应。身价知卿珠十斛,愁肠浇我酒三升。残灯顾影樊通德,绣佛留图管道升。曾冠珠宫内榜,鲰生何福竟能胜。

隔断银墙信息沈,未怜东壁晓霜侵。长空浩荡鸿无影,冷月浸凉鹤在林。絮乱丝系天寂寂,□薰兰破□愔愔。□人一阕花瑰□,击碎唾壶并碎琴。

余12首,文字亦有较大差异,有的甚至全诗仅一二句相同,这表明小说作者在采录上述诗歌时,曾经进行过精心的修润。

11、第二十六回痴珠作《次绮怀诗题后原韵并质春镜楼主人》七绝8首。《碧花集》题作《丹林居士题秋心院本事诗后即次原韵并质水姬》,但只有7首,文字皆同,惟缺第八首“朔雪初晴鸟语柔,文园病起且勾留。秦云塞草燕支月,落落青衫已十秋”。

12、第二十七回痴珠为子善作《即席赋谢》1首。《碧花集》题作《即席赋赠友人》,有异文。

13、第二十八回痴珠赠秋痕诗2首。《碧花集》题作《寄秋痕》2首,文字全同。

14、第二十八回秋痕回赠痴珠诗2首。《碧花集》题作《附录秋痕和作》2首,第二首有异文。

15、第二十九回痴珠和郑仲池《梅花》诗七律8首。《诗钞》题作《梅花 与何梦庐孝廉鼎同作用张船山韵 》8首,第一首、第七首、第八首有异文。

16、第三十回荷生题谢酒诗1首。《碧花集》题作《附录原作》,文字全同。

17、第三十回痴珠和作诗1首。《碧花集》题作《丹林居士以诗招饮采秋室即次原韵》,有异文。

18、第三十三回痴珠作《奉和本事诗三叠前韵》4首。《碧花集》题作《和丹林居士春镜楼本事诗元韵》,文字全同。

19、第三十八回痴珠作五古l首留别秋痕。《碧花集》题作《瑶台》,共三十六句,除第二十七句有异外,余皆同。

20、第四十回痴珠作诗2首,谢爱山为秋痕画像。《碧花集》题作《谢友人为秋痕画像》2首,文字全同。

21、第四十一回痴珠旧作《秋心院本事诗》七律2首、七绝2首。七律2首,《碧花集》题作《过秋心院》,文字全同;七绝2首,《碧花集》题作《罡风》,文字全同。

22、第四十一回痴珠作《怀人》诗8首。《碧花集》题作《感奋》8首,第四首、第六首、第七首有异文。

23、第四十五回痴珠旧作《五月下浣重过秋心院感赋》七律2首。《碧花集》题作《重过秋心院》七律2首,第二首有异文。

通过上述校读,可以清楚地显示《花月痕》小说与《碧花集》及《诗钞》的密切关系,但新的问题产生了由于《诗钞》编定于同治己巳(1869)元夕、《碧花集》编定于同治己巳(1869)夏,时间上均晚于《花月痕》的成书日期,那么,究竟是魏秀仁在《花月痕》小说创作时,引用了自己的诗歌旧作,这些作品后又收入诗集?还是诗集的编订者,将《花月痕》小说中的诗歌,视为魏秀仁的作 品辑入了集中?我们的答案是前者,理由如下

1、将稗官小说创作时即兴编撰的诗歌,收入作者的诗集,这样的做法,史无前例,亦不符合古代文人别集的编选传统;

2、《花月痕》小说引用的诗歌,除前文所列77首外,另有近100首,如果《诗钞》、《碧花集》曾经从《花月痕》小说中辑录魏秀仁的诗作,那么,没有理由仅仅选录其中的一部分,而遗漏其它部分;

3、《碧花集》、《诗钞》均按时间顺序编排,经查核,《花月痕》小说所引77首诗作中,有1首作于“丙辰”(1856),有62首作于“丁巳”(1857),而根据文献,《花月痕》小说始撰于咸丰戊午八年(1858)三月,初稿完成于该年九月,详见下文。也就是说,上述诗歌写出之时,《花月痕》小说尚未动笔。因此,从产生的时间上来看,只可能是《花月痕》小说引用了旧作,后来它们又被收入了魏秀仁的诗集,反之不能成立;

4、若仔细比较《花月痕》所引诗歌与《诗钞》、《碧花集》所录之间的文字差异,可以发现明显的因迁就小说情节而改动的痕迹

譬如小说第七回所引《并门花谱》十首,较之《碧花集》所录,其最大的文字差异,乃在于诗后的小注,《碧花集》十分简单,仅标明姓名、字号、年龄、籍贯而已,但《花月痕》则添加了许多描述该女子性格、才艺的文字,这无疑是出于小说人物塑造的需要,最可注意的是“潘碧桃”,《碧花集》小注云“潘碧桃,字春花,年十七”,而《花月痕》小注则云“碧桃姓潘氏,字春花,年十七。美而艳,然荡逸飞扬,未足以冠群芳也”,为何作此增饰呢?原来在小说第一回,作者已经决定将潘碧桃塑造成一名淫妇的代表,所谓“劣如秃僮,傻如跛婢,戆如屠户,懒如酒徒,淫如碧桃,狠如肇受,亦各有真面目,跃跃纸上”云云,为配合这一人物设计,当然需要加上“美而艳”、“荡逸飞扬”之类的道德评语。

譬如小说第二十五回,痴珠作《绮怀》诗十二首,此组诗歌《碧花集》题为《秋心院本事诗十六首用黄仲则绮怀诗韵》,共有十六首,如果《碧花集》是根据《花月痕》辑录的,不可能在辑录时临时又创作四首,而只能是《花月痕》小说在引用旧作时舍弃了四首。再如小说第二十七回,痴珠为子善作《即席赋谢》一首,此诗《碧花集》题为《即席赋赠友人》,其末两句作“尊前且唱倾杯序,莫管离亭柳色新”,但小说则改为“使君高义云天薄,还我双双自在身”,为何作此改动呢?我们来看小说情节,此回叙刺史子善,因同情秋痕与痴珠的爱情,特邀请他俩到公馆过冬,而此时的痴珠,虽深爱秋痕,却无力为其赎身,遂寄希望于子善的帮助,小说作者显然是为了配合这段情节,才临时删改旧诗。

综上所述《花月痕》小说直接抄用作者诗歌旧作77首,在具体引用之时,魏秀仁又根据小说情节发展、人物塑造的需要,进行了适应性的增删润色;至同治己巳(1869)编定《诗钞》、《碧花集》时,上述作品仍以原来的文字面貌、而非改动后的小说面貌收入别集。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花月痕》小说引用上述77首诗作,其作用既非如传统白话小说穿插诗词曲赋那样,在于“刻画肖像,描绘风物,敷衍场面,劝善惩恶”;也不是纯粹为了“建构以抒情而擅胜场的独特的小说美学风貌”,“使小说臻于词章化、抒情化的美文” ⑥ ,而是涉及到整部小说的题材来源、人物原型及主题寄寓等关键问题,详见下文。

二 《花月痕》的成书时间与题材来源

《花月痕》小说今存最早刊本,为光绪十四年(1888)福州吴玉田刊本,前有魏秀仁题于“咸丰戊午暮春之望”的《花月痕前序》、题于“咸丰戊午重九前一日”的《后序》,有栖霞居士题于“咸丰戊午重阳日”的《题词》,以及弱水渔郎题于“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的《题词》;再加上小说前四十四回和后八回,文学风格迥然不同,第四十九回已写及“这年甲子”(即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陷南京的情节。因此,关于《花月痕》的成书,形成了两个主要观点

其一、整本小说乃分两次完成,即先撰写前四十四回,若干年后再增补后八回,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并无分歧意见。

其二、至于具体的完成时间,则说法不同有的研究者根据小说序跋题词及魏秀仁好友谢章铤 《课余续录》卷一的记载,认为“小说开手于戊午年三月,至同年九月前完成四十四回,故事已告一段落”,后八回文字则改写于同治三年至同治五年(1864—1866)间;而有的研究者 ⑦ ,则根据魏秀仁之弟魏秀潜所编《续魏氏世谱》,认为前四十四回完成于咸丰十年(1860),后八回增改于同治七年(1868)。

根据新的文献资料,笔者认为《花月痕》小说,至迟应在咸丰八年(1858)三月开始构思或动笔,同年九月之前完成初稿(即前四十四回)。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卷四载“戊午,余自山右奔丧,阻以兵燹,不得以而入蜀”,其友何鼎临别赠诗四首,第三首云“浣花溪水净无尘,天末回思定怆神。敢诩青山成别调,可堪白眼遍时人。哀蝉落叶孤城远,古驿残灯客恨新。一曲广陵谁继响 子安著《花月痕》小说,余曾借读之 ,长空如练月如轮”,《诗钞》“戊午”录有《九月初十日自太原赴蜀留别余巽吾、吴心榖 、何梦庐》,则魏秀仁入蜀的时间为咸丰八年(1858)九月十日,而此时何鼎已经借读过《花月痕》,此洵为小说初稿已经完成的铁证。为能更加清晰地说明此问题,不妨再据《诗钞》、《碧花集》所录,来梳理一下魏秀仁在咸丰六年(1856)至八年(1858)之间的生命轨迹咸丰六年丙辰(1856

魏秀仁因科举失利,于四月十五日离京赴晋(《诗钞》“丙辰”录《四月十五日偕王煦甫桐、蒋锦堂绍年两孝廉出都赴晋》、《出都过小金台有作》、《宿方顺桥》、《井陉》、《土鸦岭》等诗);四月二十七日抵太原,二十九日入住山西巡抚王庆云(字雁汀)节署(《诗钞》“丙辰”录有《太原》、《四月二十七日抵太原谒王雁汀中丞》、《二十九日移入节署寓堂之东偏》等诗);五月二十二日,由太原赴四川(《诗钞》“丙辰”录有《五月二十二日由太原赴泽州宿徐沟》、《潞城道中》、《古桐宫》、《豫让桥》、《感事》、《韩侯岭 时自太原入陕 》、《关中》、《大散关 自陕入蜀 》、《留侯庙》、《武关渡》、《樊河桥》、《雨阻五丁峡述怀百韵》、《寄内》等诗);九月二十九日抵成都,后留于妻兄彭山县令葛福绥处(《诗钞》“丙辰”录有《九月二十九日抵成都》、《浣花草堂 时抵成都 》、《冬至日旅舍题壁》、《彭山 时寓县署 》等诗)。咸丰七年丁巳(1857)魏秀仁“小住彭山,元夕后由成都折回太原”(《陔南山馆诗话》卷四),四月一日途经西安(《诗钞》“丁巳”录《柳 丁巳 》、《赠郑沛云明府 霖溥丁巳 》、《蜀井》、《四月初一日抵西安席中即事》等诗);四月十六日,由西安赴太原(《诗钞》“丁巳”录《十六日由西安走太原是夜宿临潼》、《犹忆》、《虞坂》、《老松 华山庙 》等诗);五月初三日,回到太原节署,六月,王庆云调任四川总督,魏秀仁移居太原太守保龄(字眠琴)郡署,课其子女(《诗钞》“丁巳”录《五月初三日抵太原节署呈中丞》、《豆花次王叔雅明经 彬 韵 时抵太原仍寓节署 》、《玉簪花》、《并门秋感时寓太原郡署 》、《玉溪生诗题后》、《何梦庐孝廉鼎生日以诗招饮采秋室即和原韵》、《答余巽吾茂才》、《梅花 与何梦庐孝廉鼎同作用张船山韵 》、《早梅叠韵》等诗)。咸丰八年戊午(1858

魏秀仁闻父亲讣告,拟奔丧,阻以兵燹,遂于九月十日,再次离开太原,绕道四川返回福建(《诗钞》“戊午”录有《赠何梦庐孝廉 戊午 》、《答梦庐》、《九月初十日自太原赴蜀留别余巽吾、吴心  、何梦庐》、《猗氏旅次寄梦庐即用其赠别原韵》等诗;《碧花集》“戊午”录有《重九后二日徐沟晓发》等诗);九月二十八日,抵西安(《诗钞》“戊午”录有《九月二十八日抵西安寓灌园》等诗);十月三十日,到达成都(《诗钞》“戊午”录有《十月三十日抵成都节帅留馆于不系舟》等诗)。

从咸丰六年(1856)四月二十七日首次抵达山西太原,至咸丰八年(1858)九月十日带着《花月痕》小说的初稿离开太原,魏秀仁在山西、陕西、四川地区来回飘泊,前后长达两年零四个半月的时间,其中惟咸丰七年(1857)五月初三至咸丰八年(1858)九月十日,共计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他才较为安定地留居太原,因此,可以断定《花月痕》小说初稿的酝酿与创作,均应在这一时间段内完成。验诸《花月痕》小说的情节,恰相吻合,丝丝入扣

《花月痕》第二回叙痴珠“在都日久,资斧告罄,生平又介介不肯丐人;此番出都,因陕西是旧游之地,且与两川节度公子有同游草堂之约,决计由晋入秦,由秦入蜀”,“自京到陕二十六站,与车夫约定,兼程前进”,小说第三回、第五回、第八回陆续交代了痴珠出都后的行进路线 潼关——西安(游邃园、寻娟娘、游荔香仙院、晤红卿)——宝鸡——益门——大散关——广汉(痴珠遇郎舅广汉守郭公、在署中“度过残年”,“韶光荏苒,转瞬是二月初旬了”,“决计由原路且先入都,再作回省打算”,“郭公也留不住,只得厚赠数百金,派两名得力家丁护送至陕”)——梓橦——翠云廊——青桥驿——凤县——草凉驿——宝鸡——西安——潼关——蒲关——霍州——太原(遇见秋痕、荷生、采秋等人,演绎出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

两相对照,可知《花月痕》小说前八回所叙述的痴珠行踪,实即魏秀仁在《诗钞》、《碧花集》中,以诗歌方式记录下来的一段人生飘泊经历;而小说的主要情节,均发生在痴珠从成都回到太原之后,乃意味着小说中的花月因缘,亦当取材于魏秀仁在太原时的生活经历,那么,魏秀仁在留居太原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到底体验了一场怎样的刻骨情事呢?

如前所述,科举失败的魏秀仁出都赴晋,于咸丰六年(1856)四月二十七日抵达太原,投奔王庆云幕中,但出仕之心不灭,旋即赴川措资援例,《诗钞》“丙辰”录有《五月二十二日由太原赴泽州宿徐沟》诗“才醒京华梦,翻思宦海游。前程何处是,今夜宿徐沟”,末有小注“时拟措资援例”。然措资未能成功,魏秀仁跌入人生的谷底,在赠给妻兄葛福绥的诗中,他哀怨地写道“鲰生无赖困风尘,自笑儒冠误此身。匏系已难雕朽木,桐焦未易息劳薪。无情岁月销铁轮,有志风云 涸鳞。磨蝎命宫文福薄,一枰楸局早输人”(《呈葛坡诗》)。就在如斯的失意潦倒中,魏秀仁于咸丰七年(1857)五月初三日返回太原,不久他的知遇靠山王庆云又升调四川,离他而去。虽然,魏秀仁随即转为太原守保龄的馆师,生活尚算安定,但其内心的郁闷悲凉,当不难想见。何以解忧?则唯有青楼风月、红颜欢笑。

《诗钞》、《碧花集》的“丁巳”全年及“戊午”年初,收录了一系列纪实性质的缘情之诗,它们十分清楚地勾画出了魏秀仁的一段情史1)魏秀仁醉心欢场,参与太原的青楼花会,写下10首题为《并门花谱》的品妓诗;2)魏秀仁与秋心院妓女刘梧仙(字秋痕),惺惺相惜,互订情怀,秋夜泛舟,诗酒酬唱,写下《秋心院定情诗》4首、《过秋心院》2首、《偕秋痕夜泛柳溪》2首、《秋心院本事诗》16首、《寄秋痕》2首等诗作,《碧花集》还收录了秋痕的《和作》2首;3)魏秀仁与秋痕的感情遭遇阻碍,他郁郁成疾,《罡风》诗云“罡风吹不断情丝,死死生生总一痴。忍冻中宵扶病起,剔灯苦诵定情诗”,“强将红烛夜高烧,鬓影撕磨此福销。欢喜场成烦恼恨,青衫红袖两无聊”;4)秋痕病重,魏秀仁请友人为其画像,时当在1858年4月,《碧花集》“戊午”录《谢友人为秋痕画像》诗“卷施不死亦无生,惨绿空留一段情。憔悴双双窥镜影,药炉烟里过清明”;5)秋痕病亡,魏秀仁伤恸欲绝,作《感奋》诗8首,第5首云“昨宵月下亭亭影,疑是归来倩女魂”,第7首云“拼将青衫轻一殉,孤坟谁与筑鸳鸯”,第8首云“五夜迢迢睡不成,灯昏被冷若为情。名花证果知何日,蔓草埋香有旧盟。地老天荒如此恨,海枯石烂可怜生。胭脂狼籍无人管,凄绝天边大凤声”。

此外,《诗钞》、《碧花集》还隐约记录了另一段几乎同时发生的花月姻缘,即魏秀仁的朋友、贵州籍文人何鼎(字梦庐、号丹林居士)与妓女水芙蓉(字采秋)的情事,《碧花集》“丁巳”收录《饮采秋室》2首、《丹林居士题秋心院本事诗后即次韵并质水姬》8首、《丹林居士以诗招饮采秋室即次原韵》1首(《诗钞》“丁巳”亦录此诗,题作《何梦庐孝廉鼎生日以诗招饮采秋室即和原韵》);《碧花集》“戊午”收《和丹林居士春镜楼本事诗元韵》4首;《诗钞》“戊午”录有《赠何梦庐孝廉 戊午 》、《答梦庐》、《九月初十日自太原赴蜀留别余巽吾、吴心  、何梦庐》、《猗氏旅次寄梦庐即用其赠别原韵》等诗。

令人惊讶的是,上述两段真实的情事,均被魏秀仁一一如实写入《花月痕》小说,甚至连两位女主角的名字“秋痕”、“采秋”,都未作丝毫改动;上述诸诗,亦被整首整首地引入小说,分置于不同的小说人物名下,共同构成《花月痕》十分特殊的题材来源。就此而言,《花月痕》已非一般的“自况”小说,而是带有浓厚的“实录”色彩。光绪十四年(1888)福州吴玉田刊本《花月痕》,前附作者撰于戊午年(1858)三月十四日的《 梧花史小传》,其中有“闻姬病日沉笃,恐终不起云”诸语,则此时秋痕应尚未去世,也就是说,当魏秀仁于咸丰八年(1858)三月开始酝酿创作《花月痕》时, 小说的最终结局实际尚未确定,作者乃是随着生活中自己与秋痕故事的不断演进,才逐渐完成对小说人物、特别是“痴珠”与“秋痕”的命运安排。《花月痕》的这种创作形态,在整个古代通俗小说的编撰史上,是非常独特、罕见的,按照魏秀仁自己的话来说,即所谓“知己文章关性命,当前花月证姻缘”(《丹林居士以诗招饮采秋室即次原韵》)。

此处,不妨再引一则笔者新发现的材料。福建文史馆已故馆员郑丽生曾在其《小说旧闻钞补》稿本“《花月痕》”条目中,引陈因《拭幡录》卷七之记载称陈因的友人胡涉园,家藏魏子安《陔南山馆诗钞》钞本,胡氏久欲为《花月痕》作考证,所著《梦胥轩笔记》有云“秋痕,河南人,其叔荡而无行,鬻痕于晋之勾栏,少耽书史,工吟咏,溷迹烟花,非其志也。时子安在王文勤幕中,一见秋痕,如旧相识,誓委身焉。鸨母居为奇货,要索聘金二千,子安不能办。适有大腹贾,饵其色,愿如价以纳之。秋痕知其事,缢而死。子安感其情,为成《花月痕》一书”,“魏家现尚有秋痕亲笔与子安书并唱和诗,如《花月痕》中所刊者,其字妍秀类卫夫人,余亲见”。胡涉园对魏秀仁、秋痕情史的描述,与《花月痕》小说卷首所附《 梧花史小传》颇为接近,而其云亲见“秋痕亲笔与子安书并唱和诗”,则正可为本文上述之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

三 《花月痕》的人物原型与主题寄寓

事实上,当我们读完魏秀仁《诗钞》、《碧花集》“丁巳”、“戊午”两年收录的诗作、尤其是被引用到小说中的那77首作品之后,《花月痕》小说的人物原型,已不言自明 ⑧ ,即魏秀仁——“痴珠”,秋痕——“秋痕”,何鼎——“韩荷生”,水采秋一—“杜采秋”;不仅如此,《花月痕》小说的基本情节,亦多源自生活中的真实事件;甚至当魏秀仁开始构思创作小说时,他本人仍然沉浸在和秋痕的情史之中。因此,对于魏秀仁来说,《花月痕》小说的创作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

“生活真实”环节,似乎较为容易把握。《花月痕》小说的创作,本不是演义,不是改编,也不是凭空杜撰,它是“苦闷的象征”,是“情动于中”而形于文,是情感郁积后的自然宣泄,故小说中“痴珠”与“秋痕”的苦恋,大多被描摹得酣畅淋漓、入木三分。魏秀仁每每借助深刻的心灵体验,信手拈来,为读者重现了许多自己亲历的场景譬如,《碧花集》收录《偕秋痕夜泛柳溪》,诗云“溪上残更露湿衣,月明一舸竟忘归。笛声吹出凌波曲,惊起鸳鸯拍拍飞”,想必这个生活中与恋人月夜泛舟的经历,曾令魏秀仁刻骨铭心,所以《花月痕》第二十一回写道

秋痕吹起笛来,声声激烈。痴珠吩咐水手将船荡至水阁,自出船头站立,见月点波心,风来水面,觉得笛声催起乱草虫鸣,高槐鸦噪,从高爽 寥中生出萧瑟。秋痕也觉裙带惊风,钗环愁重,将笛停住。搭起跳板,两人扶上,怅望一回。秋痕想起五月初五的事来,不知不觉玉容寂寞,涕泗阑干。痴珠起先愕然,后来自己触目伤怀,百端难受,将秋痕的手握在掌中,轻轻的搓了几搓,说道“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我们还下船坐吧。”

寥寥数语,却字字从胸臆流出,散发着强烈的现场感,的为“有我”之笔。有时,《花月痕》对生活真实的恪守,已经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譬如,《诗钞》“丁巳”录《何梦庐孝廉鼎生日以诗招饮采秋室即和原韵》,其中有云“第一番风料峭天,辛盘介寿艳开筵。酒筹缓缓消残夜,春日迟迟祝大年 是日立春 ”,记载的是魏秀仁、水采秋等人,在“立春日”为何鼎祝寿宴饮之事,《花月痕》第三十回“看迎春俏侍儿遇归,祝华诞女弟子称觞”,亦叙痴珠、秋痕、采秋等人为荷生祝寿行酒令,且谓“明年戊午立春节气,却在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查检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咸丰八年戊午(1858)的立春日,正是咸丰七年丁巳(1857)十二月二十一日,丝毫不差,其忠实性可见一斑。

然而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名小说作家,魏秀仁并未迷失在感情的体验与记忆中,使《花月痕》成为《影梅庵忆语》或《浮生六记》之类的自传笔记;而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艺术创造,即将“痴珠”、“秋痕”的人生悲情与“荷生”、“采秋”的美满腾达,通过虚构的手法,推向极致,在强烈的对比与映衬中,产生令人震撼的艺 术张力。先来看“痴珠”与“秋痕”,生活的真实是魏秀仁与刘秋痕恋情受阻,秋痕郁郁而终,秀仁于咸丰八年(1858)九月离开太原,转道四川回福建奔父丧,后滞留于成都,主讲芙蓉书院,最终携一新纳之妾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四日回到家中,与妻儿团圆,虽然他亦发出了“十载沧桑家国泪,一身风雪鬓毛斑”(《诗钞》“壬戌”录《十二月初四日抵家有作》)的慨叹,但毕竟尚算平安;而《花月痕》小说,则痛下“杀手”,将“痴珠”的结局安排为既为情所困,又为母所忧,远忧近虑,身心交瘁,呕血而亡,去世时竟“瘦骨不盈一把”,“秋痕”亦久病缠身,受尽折磨,最后闻讯自缢殉情,真是悲无复加。

再来看“荷生”与“采秋”,生活的真实是根据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卷四记载,“贵阳何梦庐大令鼎,王文勤公门下士也,工词,诗亦俊逸。当余之寓节署也,大令就薇垣月川恒公福之聘,仅于公宴中一再晤其人。忽一日,大令投以《花魂》词二阕,读之几为泪下,遂订交焉。后文勤移节四川,而恒公受巡抚,余寓郡署,署中宝晋斋与节署后小山相接,登山呼之则诺,余两人遂无日不相见矣”,“时福公移节河南,大令亦偕之去,其明年捷春闱,鱼沉雁渺,两人踪迹遂不相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信然耶?抑人海茫茫,过此犹有相见缘耶”,则何鼎在太原时,也不过是满人恒福的帐中幕客,其处境虽略胜秀仁,却亦属沉于下僚;水采秋的记载本就甚少,仅《碧花集》“丁巳”所录《饮采秋室》诗题下有小注云“采秋姓水名芙蓉,大同校书,寓并门”;至于何鼎与水采秋的感情,《诗钞》及《碧花集》所录诗作,也止隐约咏及他们两情相悦,其细节和结局,均未作明确交代或暗示。但是,到了《花月痕》小说中,作者却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荷生”与“杜采秋”的功成名就,富贵达人及美满幸福“荷生”先是平定回部叛乱,后又执掌帅印剿灭逆贼、倭寇,复被破格取为会试一甲第三,探花及第,直至封侯;而杜采秋“华贵雍容,珠围翠绕,锦簇花团”(第四十三回),才色双全,亲自上阵助荷生剿逆,最后“受一品夫人封典,赏食提督总兵全俸”(第五十一回),人生得意,尽于此矣。

很显然,魏秀仁在创作《花月痕》小说时,既缘于生活之真情实事,又超越生活而臻于艺术之境界,“痴珠”与“荷生”,摆脱了生活原型的束缚,被提炼成为一组相互对峙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形象,此即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所谓“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当如韩”,具体言之,即“以韩荷生的平灭内忧外患、与宠妾衣锦还乡,来寄托祈盼国家中兴、个人建功的理想;以韦痴珠的才高命蹇、客死他乡,来作为虽有济世之志、却无用才之途的自况” ⑨ 。唯其如此,《花月痕》小说才具有了双重的文学美感,一方面弥漫着言情小说的哀艳凄惋,另一方面则又继承着屈《骚》以降香草美人的文人传统。论者誉其为“近代说部之上乘禅”(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八引《雷颠笔记》),或非溢美。

《花月痕》全书结束时写道管士宽一梦醒来,“因坐起来,只见枕边有部书,大书《花月痕》三字,傍题一联云‘岂为蛾眉修艳史?权将兔颖写牢骚',便当作一件宝贝”(第五十二回),此联庶可视为整部小说的创作主旨。有意思的是,它实际上也引自魏秀仁的诗歌旧作,《诗钞》“乙丑”末附一诗,文字已悉数被魏秀仁墨笔涂去,并以朱笔标“删”字,经笔者仔细辨认,题为《□□□□题后》,诗云“□游遗迹已蔓蒿,一卷花春月地蒙。岂为美人修艳史,宜将彩笔写牢骚。丛台细历红叶换,绝世才推赤凤高。我文伤心同作者,低徊往事首重搔”,此“乙丑”为同治四年 ⑩ (1865),距离太原情史的发生已有七八年的时间,回首往事,涌现在魏秀仁心中的,也许仍会有秋痕的音容笑貌与款款深情,但更多的已是一种历史的悲悯和人生的感悟,笔者认为这也正是《花月痕》小说最为深层的主题寄寓。

注释

①参见容肇祖《〈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载《史语所集刊》第四卷第二期。

②林家溱(1891—1965),字汾贻,为林则徐之玄孙,清末曾留学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魏子安先生年谱》原稿藏林家溱之友郑丽生家,毁于1966年。福建省图书馆存有1962年传抄本一册,参见官桂铨《读〈魏秀仁的 生平及著作考〉》,文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本文所引即为福建图书馆所藏传抄本。

③详参拙文《清魏秀仁著述新考》,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创刊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④笔者于2003年夏开始撰写此文,囿于资料,当时只讨论了《碧花凝唾集》与《花月痕》的关系。2004年9月,参加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举办的“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承蒋寅先生告知,社科院图书馆藏有《陔南山馆诗钞》稿本,遂据此作了若干资料增补,谨致谢忱。

⑤咸丰九年(1859)、十年(1860),魏秀仁曾主讲四川成都芙蓉书院,故称“芙蓉掌教”,参见林家溱《魏子安先生年谱》。

⑥林薇《〈花月痕〉新论》,载《清代小说论稿》,北京广播学院2000年版。

⑦分别参见陈新《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3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官桂铨《读〈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⑧林家溱《魏子安先生年谱》附录之《〈花月痕〉考证》,已指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多存在真实的生活原型,如韩荷生为何鼎,杜采秋为大同校书水芙蓉,明经略禄为满人恒福字月川,节度田公为王庆云,广汉守郭公为妻舅葛福绥等。此后,陈新《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1982)、官桂铨《读〈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1983)两文,均据林文转述此,惜皆未加详论。

⑨参见《花月痕》“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另参曾宪辉《魏子安论略》,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⑩根据此则资料,《花月痕》小说后八回的增改时间,上限应为同治四年(1864)。至于小说前后的风格存在巨大差异,或是因为岁月无情,物是人非,魏秀仁补写后八回之时,心态已不复当年,故草草了事,致遭虎头蛇尾之讥。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