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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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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笔记》对我是一本很奇妙的书。正是它,使我直观领悟了为什么鲁迅先生国学功底深厚,编撰过《汉文学史纲要》与《中国小说史略》,却坚决反对读古书。我恨不得极力向每个人推荐这本书的好处,把它作为窥探彼时世态人伦的一面镜子,但看到有人盛誉此书对人情的练达乃至给女儿起名“阅微”,我又恨不得告诉他,把这本书烧掉,永远不要沾染朽骨上的腐尸气息。

纪昀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篡官,长时间为乾隆的文学侍从之臣,也有获罪被贬伊犁的经历,这使得他对官场与人情世态有普遍的体察。

但同样以小说来分析社会,《阅微》与《聊斋》,却有不同的价值。

《聊斋》观察社会,基于底层的观点,写人写鬼,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然有时思想却不脱乡间秀才气,带着较多偏激色彩。比如抨击科举制度不公。其实科举制度应该被诟病的是选拔的内容与标准,而不是考试的程序。有清一代,对科场舞弊的惩罚尤为严厉,蒲松龄落榜并非考试不公正的结果。事实上,比照聊斋干净利落的叙事,再读读被他敝帚自珍的骈四骊六,就明白了。以落榜者的怨愤来观察科举制度,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一种文本“抒愤懑”的意识太强,往往会影响它反映社会现象的客观。

相反的,纪昀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人。乾隆虽然循例推崇理学,但暗里是打击理学家的。因为一旦一种思想获得了近于宗教的地位,哪怕它本身是维护皇权的,它的狂热崇拜者却有可能把“亘古不变之理”凌驾于皇权之上,造成与日益膨胀的皇帝个人权力的冲突。纪昀无疑对“最高精神”心领神会,所以在《阅微》里有大量对理学家“不近人情”的嘲弄(鲁迅先生曾论之)。既然他反对理学家的“不近人情”,自然要极力标榜他在天理人心之间的平衡技巧。读者可以发现,《阅微》无处不努力体现自己的持平与公允,也就是说,纪昀的道德评判,并非最严厉,也不会最前卫,而是“最正确”。他表述的观点,是比较接近当时社会舆论的普遍标准的。

《阅微》和《聊斋》不同,走的不是唐宋传奇,而是魏晋志怪的道路。《聊斋》是上天入地、曲尽其态的描摹想象,《阅微》则是近于“原生态”的短小故事。纪昀推崇孔子的“述而不作”,致力于考据,著述甚丰,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而文学创作,就只剩这本小说(诗文集系后人辑录),偏偏在这本小说里,他极力淡化创作的痕迹。《阅微》多数篇目,都要注明故事的来源。每个讲述者都有名有姓,若非自己亲闻,则必注明流通环节,辗转相因,言之凿凿,推卸“加工”的责任。他有时提供一个故事两个不同版本,甚至会质疑故事的真伪,伪装得像对待史料般认真考据过一番。同时他也狡黠地提醒读者:你相信道理就好,至于故事,就不必太认真了吧。《阅微》的分卷标题之一就是“姑妄听之”。对一本谈狐说鬼、神道设教的小说,其作者极力撇清与创作的关系,是十分可笑的。但是这无疑标明了纪昀是借神鬼小说还原人情世态的意图。

《阅微》的文字特别的好。鲁迅先生曾经赞誉:“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聊斋以情节和描写引人入胜,纪昀则擅长不动声色地讲故事,寥寥数语,就包含丰富的信息,并把自己的价值判断,不知不觉传输给读者。他还非常喜欢做道德评价,往往在故事末尾,发一两句精警告白,或是作一幽默比喻。这使得《阅微》的说教既含蓄,又醒目。在说教的时候,他还格外注意“理和理打架时怎么办”的尴尬状况,有时甚至来一场真实或者虚构(借神鬼之口)的辩论,让读者看到多方的立场与判断。这一特色,使得它反映的社会伦理观更加完整。

纪昀和一切道德家兼小说家一样,都有虚伪的一面。兰陵笑笑生写的明明是“宣淫”的大“毒草”,却偏偏总要记起扮演“惩淫”的审判官。纪昀的出身和教养注定了他无论宣淫或者惩淫都不会像笑笑生那样直截了当,但是有时他“干干净净,开开心心”地讲一个个黄色小故事,转眼又要担负起审判官的职责。这角色转换得太快,脸上的笑容都来不及收敛,读者其实不难察觉其间的言不由衷。但是,我们考察文本,不单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还要注意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纪昀既是一个“最正确”的人,他那些道德评判,可能不代表他真实的见解,但是他会有这样的见解,恰是社会“需要”这样的见解。所以纪昀道德判断的真诚与否,往往并不影响分析的结果。

从《阅微草堂笔记》的大量“原生态”故事里,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从底层到高层的众多趣事,人们对神仙的信仰,对鬼神的态度,对同性恋的观感,婆媳关系,主仆矛盾,京师风尚,边地民俗,窥见素来崇尚“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国人的为官之道,做人技巧,处世哲学……它无愧于一本清代乃至旧时中国的人情世故绝佳的教科书。

原载:《文汇报》2006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