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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鉴”与历史演义小说文体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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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往往采用“通鉴”式的编年体叙述方式,以“俗近语”来演绎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从中揭示朝代兴亡的义理;这从其书名即可看出,例如《新刻按鉴通俗演义列国前编十二朝传》、《按鉴演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等等,其书名即多由“按鉴”、“志传”、“通俗”、“演义”这几个关键词组成。因此,如果从书名入手,再适当结合历史演义的创作实际与序跋评点等,那么便不难比较全面、确切地把握历史演义的文体生成及其创作特征。且让我们从“志传”说起。

其书名标出“××志传”,这无疑表明它们与纪传体正史的关系甚为密切。纪传体正史即设有记录典章制度之“志”和叙述历史人物事迹之“传”,故而将“志”、“传”连用,借以指称该类史书,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如《魏书》卷三十三《封懿传》云“子进寿……事具志传。”宋人马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七《史院》亦云“列为志传者,国史也。”而《中兴四朝志传》、《四朝国史志传》等,则径以“志传”作为书名。至于历史演义以“××志传”相称,这自然也是因为它们皆以纪传体史书作为重要的素材来源。如《三国志传》,其所据史实不仅多半出自《三国志》,同时由于《三国志》乃以国“志”为名,而其内容也全为历史人物之“传”,故而演义作者或刊印者将“志”、“传”连用,称其为《三国志传》,可谓名副其实。而后来效颦《三国志传》编写的一些历史演义,便亦蹈袭“志传”之名,以“××志传”相称了。纪传体史书为历史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叙事养分,这一点,历来学者在研究历史演义之虚实关系等问题时多有揭示,不烦赘言。

然而“通鉴”类史书对于历史演义文体之生成所起的作用,目前似尚缺乏深入、具体的探究。这并非意味着其所起的作用无足轻重。实际上,历史演义之所以纷纷在书名中标举“按鉴”,无疑也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通鉴”类史书的孕育。不少演义作者在其作品序跋中即公开声明曾“按鉴”编写某部历史演义,如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有的演义作者还在正文中明确指出其所叙之事出自《通鉴》或《通鉴纲目》等书,如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有鉴于此,研究历史演义文体,理应对“通鉴”类史书与历史演义之亲缘关系作一番具体的考察,以便能更好地把握历史演义生成的某些历史规律,全面地理解其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的文体艺术特征。

一 历史演义“按鉴”之名

一般来说,历史演义书名或正文中标榜的“按鉴”之“鉴”,自然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不过,亦有例外,像《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等,其所按之“鉴”就不是《通鉴》或《通鉴纲目》,而是它们的一些续书。对此,目前一些学者可能是有所忽略了,故而在评介某部历史演义时出现了失误。例如,徐朔方先生在为《古本小说集成》 ① 所收的一些明代历史演义所写的前言中,就认为“按鉴”按的只是《资治通鉴》,故而断言某些历史演义所说之“按鉴”,“全不足信”。其《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前言》即云“此书叙事自盘古开天辟地至周武王吊民伐罪止,而司马光《资治通鉴》叙事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两书各不相涉,而居然题为‘按鉴编纂’,可见‘按鉴’云云是当时小说家的俗套,全不足信。”其《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前言》又云“此书编纂草率,文字拙劣……;又如‘按鉴’云云,其实《资治通鉴》不记战国以前的史实。当时书坊廉价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印刷的水平可以由此窥见一斑。”无独有偶,何满子先生在《有夏志传·前言》中亦云“本书所题‘按鉴’,也只是标目而已,其实并没有《通鉴》可按,也没有依照史书撰写小说。”其《有商志传·前言》又云“书名虽称《有商志传》,但叙周事多于叙商事;且于古史见于载籍者极少,大部分内容都取自民间传说的神异故事……其实称不上‘按鉴’,而且这段历史实在也无‘鉴’可按。”另外,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在评论“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的《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时也指出“所谓‘按鉴’,‘按’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是《通鉴》的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要为超出《通鉴》范围之外的历史‘演义’,就根本无‘鉴’可按,于是只能依靠传说、加上作者自己的想象去敷衍成文了。” ② 齐裕焜《中国历史小说通史》亦云“所谓‘按鉴’,‘按’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是《通鉴》的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要写上古史,没有什么‘鉴’可‘按’,只能依据神话和传说……所以,这四部

小说(包括《开辟衍绎》)不能算作‘讲史’,归入神怪小说,可能更为恰当。” ③

表面上看,上述关于“按鉴”的批评,似乎皆凿凿有据,可实际却是郢书燕说,因为《资治通鉴》固然不载战国之前的史实,但是它的一些续书却专记远古之事,例如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等。笔者曾将《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开辟衍绎》④ 等五部演义与钟惺订正的《资治纲鉴正史大全》⑤进行对勘,发现它们在叙事次序、主要内容,乃至语言措辞等方面,皆与后者基本一致。兹列一简表,示意如下

根据此表,可知《列国前编》等书所标之“按鉴编纂”,确非虚语。此外,《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皆署名“钟惺编辑”,学者多认为此系伪托,可恰巧《资治纲鉴正史大全》亦题“钟惺订正”;并且它们皆由建阳余氏书坊刊行。不知“钟惺订正”是否伪托;如若不是,则“钟惺编辑”恐也不宜遽尔断为“伪托”。

总之,历史演义所说的“按鉴”,有的所按之“鉴”是《资治通鉴》或《通鉴纲目》,有的所按之“鉴”则是它们的续书,因此研究者在评论某部演义所言之“按鉴”时,应对照有关的“通鉴”类史书进行一些必要的比勘,只有这样,方不至于出现误断。

二 历史演义“按鉴”之实

历史演义既然往往“按鉴”演绎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那么其内容和形式就势必深受“通鉴”类史书的影响,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演义作品接受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下面,试就历史演义“按鉴”的实际情形做一些初步探析。

其一,历史演义中有不少作品主要是按《通鉴》、《通鉴纲目》等史书来演叙历史故事的,不仅其主要的历史事实依据《通鉴》、《通鉴纲目》等,而且其基本的情节次序也较少变动,甚至就连话语也大量撷自史书,例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孙楷第即指出“其叙次情节,则一依《通鉴》,顺次照抄原文而联缀之。”⑥并慨叹“元以来所传之隋唐故事,至此乃大改面目而同于史抄。然意境之创造既少,钩稽组合亦无其学力,徒为呆板不灵抄缀之俗书而已。明中叶讲史小说无不抄史书,而其风盖自熊大木倡之。” ⑦ 的确,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东西晋演义》等书,即尤似“通鉴”类史书之翻版,特别是《东西晋演义》与《通鉴纲目》在叙述的主要情节内容方面几无差忒,故孙楷第说它“仅抄缀《纲目》,分条标题,于事之轻重漫无持择”⑧。其他如《南北史演义》、《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开辟衍绎》等,也基本属于以“按鉴”为主的作品。虽然从小说创作角度看,如此“按鉴”抄史,诚不可取,可也由此初步确立了历史演义“依史以演义”的文体规范。

其二,历史演义中还有一些作品则是作者根据《通鉴》等史书对前代讲史平话进行删补修订,编次成书的。例如《全汉志传》虽多取材于《前汉书平话续集》等,但其编写者也的确做了不少“按鉴”删补修订的工作。《平话续集》写陈 叛汉时曾于雁门关埋伏精兵大败刘邦,这在《志传》里就被删除了。《平话》写随何赚蒯通来见刘邦,蒯通当面用“反语”说韩信有十大罪状,为韩信辩冤;《志传》则改随何为陆贾,并删除了蒯通为韩信辩冤的情节。《平话》写韩信部下六将叛汉、箭射吕后等,亦被《志传》删除。这样做,无非为了让《志传》更近于史实。而该书“按鉴”增补之处亦复不少,如西汉部分第三十八至六十二回即是,而东汉部分从第三卷第一回“耿 建策定齐地”始,一直到结束,即一依《通鉴》摘其荦荦大端者抄补联缀而成。其他如《春秋列国志传》、《隋唐两朝志传》、《南北宋志传》等,也都属于“按鉴”删补修订讲史平话之作。这些经过“按鉴”加工后的作品,皆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讲史平话“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弊病,有效地强化了历史演义文体的“历史”特性。

其三,历史演义在“按鉴”演绎书史文传,吸收、改造讲史平话之时,还注意揭示其所叙史事蕴涵的“义理”。其书名标举之“演义”,即昭示了其作者编创该类文体的主要用意之一,以至于“演义”后来竟成为该类文体的代名词。对此,学界已多有探讨。需补充说明的是,不少演义作品所演之“义”,往往在不同程度上依从于“通鉴”类史书。熊大木《大宋中兴演义序》即宣称该作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演义正文中直接引录的《纲目》“论断”即达十八处,这既阐明了其所叙之事包含的义理,又对正文有所补充、发挥。《西汉通俗演义》的作者甄伟还断言“义不必演,则是书不必作矣。” (见书前序) 甚至就连《盘古志传》等,其作者也“悉遵鉴史通纪,为之演义” (书末识语) 。而一些改编者如毛宗岗等,亦颇自觉地以“紫阳《纲目》”之正统思想作为其修订旧著的一项重要标准。这样做,虽然容易导致丰富复杂的历史人事被作者从道义的角度简单化,以及造成历史人物的类型化、概念化等,但是作者的主观精神确乎得到了突出和强化,演义作品的思想意旨也变得颇为鲜明或指斥暴政虐民,歌颂仁民爱物;或鞭挞乱臣贼子,赞美忠孝节义;或反对军阀混战,向往国家统一……这样也就使得纷繁的历史人事获得了一种义理上的归属与统一,也可以说整个作品因此而有了比较明确的主导思想;而这对于长篇历史小说来说,无疑也是必不可少的。

其四,历史演义章回体制之生成,亦在一定程度上取法于《通鉴》、《通鉴纲目》的记事格式。《通鉴》即采用分卷记事的方式,其叙事往往先提其纲,后原其详,并且还配之以《通鉴目录》,以便于读者索检《通鉴》每卷所记历年发生之重大史事。朱熹则更将《通鉴》、《通鉴目录》合二为一,形成一种“纲目”体。其特点是,叙事时先立其“纲”,以撮括史事之大要,用大字醒目地标出,再以“节目疏之于下”,对史事进行具体记述,用小字低一格书写。这样,全书便显得纲举目张,雁行有序,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这种记事格式即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历史演义的章回体式。我们拿《通鉴纲目》中的有关条目与嘉靖本《三国演义》 ⑨ 中的若干则目相比,就可发现两者措辞相近的不少例子。例如《纲目》卷十二有“李 郭汜等举兵犯阙”一条,《演义》卷三有“李 郭汜寇长安”一则;《纲目》卷十二有“(兴平)二年春,正月,曹操败吕布于定陶”一条,《演义》卷三有“曹操定陶破吕布”一则;《纲目》卷十三有“(建安二年)秋九月,曹操击袁术走破之”一条,《演义》卷四有“曹操会兵击袁术”一则;《纲目》卷十三有“(建安六年)夏四月,曹操击袁绍仓亭破之”一条,《演义》卷七有“曹操仓亭破袁绍”一则;《纲目》卷十四有“十一月,魏公操杀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一条,《演义》卷十四有“曹操杖杀伏皇后”一则;《纲目》卷十四有“夏五月,操引还,备遂取汉中”一条,《演义》卷十四有“刘玄德智取汉中”一则;《纲目》卷十四有“秋七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一条,《演义》卷十四亦有“刘备进位汉中王”一则……两相比照,只不过《演义》之则目比《通鉴纲目》之“纲”简练、通俗一些而已,至于正文内容虽有繁简之别,但其基本事实大体一致。因此,《演义》章回体式的设立,明显借鉴了《通鉴纲目》的记事格式。

其五,历史演义的正文叙事,则基本采用了“通鉴”式的叙事结构方式,也即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以时间的自然延续和空间的不停转换来编织纵横于时空的历史人事,力求整体地把握历史人事的内在联系,全面地反映某一或某几个历史时期的总体面貌。这里不妨以《三国志演义》所叙的赤壁之战为例来略加说明。在《通鉴》以前,还不曾有一部书对赤壁之战的来龙去脉作过权威性的叙述。有关这场战争情况的零星记述,分别保存于《三国志》的诸多人物传记和习凿齿《汉晋春秋》、虞溥《江表传》、韦昭《吴书》、乐资《山阳公载记》、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等文献当中。正是司马光第一次对这些零散纷繁的材料和错综复杂的事件进行条理爬梳,取舍熔铸,才把它叙写成为首尾完具、情节曲折、气势宏大的战争故事的。没有《通鉴》对赤壁之战的成功叙述,就不大可能有《演义》对这次战争更为精彩的描绘。这只要将两者略作比较,即可看出《演义》基本是按《通鉴》提供的结构框架和情节次序来叙写赤壁之战的,其叙述的内容亦多因依《通鉴》,尤其是战争描写的思路和方法,更是承袭《通鉴》之长而略有发展。《通鉴》因为旨在“资治”,故其叙写赤壁之战,并不是一般地铺叙战争经过,而是善于集中笔墨,着重描叙战争双方决战前的力量对比、形势分析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从而揭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以给人有益的经验或教训;而敌对双方决战时的厮杀拼夺,则只是粗笔勾勒,一带而过。《演义》描写赤壁之战也是如此。它用了十六则篇幅来描写这次战争,而前面的十三则几乎都是写决战之前双方的战略运用和智术较量,展现双方将帅的精神风貌和气质胸襟。从孔明智激孙权到周瑜决定火攻,从黄盖诈降到孔明巧借东风,作者有条不紊地描写了双方的谋略和部署,揭示了双方攻守之势的转化,从而使读者从战争的进程就能预见战争的结局。而直接描写火攻赤壁的场面,却仅用了不到两则的篇幅。这和《通鉴》的写法何其相似!其他如《演义》第六卷中的官渡之战,第七卷中的仓亭之战、冀州之战、曹操平定乌桓,第八卷中的孙权破黄祖,第十一卷中的合肥之战,第十三卷中的冀城之战,第十四卷中的曹操破张鲁,以及第二十二卷、二十三卷写的每一次征讨攻伐,都显然是按照《通鉴》的叙事框架,复述甚至抄移《通鉴》中的文字,同时又旁涉其他历史素材隐括而成。至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东西晋演义》等,则更是按照《通鉴》及其续书的编年体叙事框架,顺序摘抄史事,补辑联缀写成的。甚至到了近代,吴趼人仍要依照《通鉴》提供的叙事脉络来创作历史小说。其《两晋演义·自序》即云“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沃以意味,使从此而得一良小说焉。”而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也主要是按照“通鉴”类史书的编年顺序来编演史事的。

由此可见,历史演义之“按鉴”,涉及了从题材内容到叙事形式的诸多环节,这就使它明显地带上了“通鉴”类编年体史书的文体特点,丰富了作品的历史内涵和思想底蕴,具有了历史小说文体所必备的“历史”特性,并形成了“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的长篇章回体的叙事规模,在此意义上,历史演义也可以说是通过“按鉴”的方式,从“通鉴”类史书中衍生而出的。

三 历史演义“按鉴”之因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考察,我们还会发现历史演义之所以要“按鉴”演绎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这既“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同时也是因为“通鉴”类史书为历史演义文体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叙事艺术经验。

其一,“通鉴”类史书为“按鉴”通俗演义的产生创造了契机。早在历史演义产生以前的宋元时代,“通鉴”类史书已相当流行,并已逐渐成为社会上各个阶层喜闻乐见的历史教科书。及至明代,《通鉴》尤其是《通鉴纲目》更为统治者广泛推崇。明景泰、成化、弘治、正德等皇帝,均激赏《通鉴纲目》,认为“是书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不可不广其传也”⑩ ,并敕修《续资治通鉴纲目》、《历代通鉴纂要》等书。而文人学士对于《通鉴纲目》更是大力称扬。杨士奇即云“其书则孔子作《春秋》之义,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于治道者也。” 11商辂等则称“《春秋》为经中之史,而《纲目》实史中之经”,并谓《纲目》及其续编可以“正大纲,举万目,隆世道于亨嘉;兴教化,淑人心,保鸿图于悠久”12。而从事《纲目》之研习、推广及仿作者,亦大有人在,如陈济撰《通鉴纲目集览正误》,冯智舒撰《通鉴纲目集览质实》,张光启撰《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商辂等撰《续资治通鉴纲目》,李东阳等撰《历代通鉴纂要》,南轩撰《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薛应 撰《宋元资治通鉴》,许诰撰《纲目前编》,周静轩撰《续通鉴纲目发明》等等。其中有些著述还直接服务于科考。如《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凡例》即云“纲鉴二书,古来未有合编者。合之,自荆川唐老师始,总之为举业家祈捷径也。”当时,有的学官还将《纲目》定为学子的必读书。黄仲昭《资治通鉴纲目合注·后序》即云“仲昭承乏提督江西学政,以为学者定读书之法,其于诸史,则欲其熟观《纲目》,以端其本。”甚至就连私塾蒙学亦学《纲鉴》。谢肇淛 《五杂俎》卷三十三“事部”即云“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而像《新镌增订评注批点便蒙通鉴》等书,则专为蒙学所用。

总之,由于“通鉴”类史书被帝王、士人们视为资治之工具、“读史之捷径”、“兴教化,淑人心”之利器,以及科举考试、蒙学之辅助读物,故而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推重,得到极其广泛的流传。笔者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 13 统计,现存明初至万历以前的《通鉴》类史书有20余种(因虑个别版本再版及刊刻时间不易确定,故示以约数),而《纲目》类史书则有140余种(其中90余种为坊刻本),不仅数量繁夥,而且明显呈现出将《资治通鉴》简约化、通俗化,乃至逐渐由《纲目》、《纲鉴》等取代《通鉴》的趋向。特别是坊本《纲目》类史书,不仅简明扼要,文中还多附句读、注音、释义、圈点、考异、批评等,其通俗、普及之意昭然。不过,即便附有注音、释义等,《通鉴》、《纲目》等恐亦不易通晓。否则,元人吴澄给皇帝讲解《通鉴》时就无须改用语录体了,郑镇孙亦无须根据《通鉴》再写一本白话体的《直说通鉴》了;而明代张居正也无须采用白话写成《通鉴直解》,用以教谕万历皇帝了。既然皇帝接受《通鉴》,尚需儒臣将之译为白话,那么一般民众想要读懂《通鉴》、《纲目》等,又谈何容易!所以,为了满足一般民众了解历史知识的渴求,就有必要将《通鉴》等史书进一步通俗化。于是,明代的一大批“按鉴”通俗演义作品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当时,从事“通鉴”类史书之普及与历史演义之编纂者,主要为书商和书商型的文人。在动手编写历史演义之前,他们早已刊售过多种“通鉴”类史书14 ,因此根据“通鉴”类史书的流行情况,很容易测知民众对于历史知识的需求及其阅读史书时存在的困难,虽然他们在刊行“通鉴”类史书时已做了不少通俗化的工作,但是仍然觉得“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不可以入俚耳”15,故而为了使“闾巷颛蒙皆得窥古人一斑”,就有必要“敷衍其义,显浅其词”16。可见,他们最初编写演义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将《通鉴》等史书通俗化,以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借以牟利。余邵鱼就声称其编写《春秋列国志传》,“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 (《列国源流总论》) 。熊大木亦称其编写《大宋中兴演义》,是欲“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 (见书前序) 。托名林翰的序者言其重编《隋唐两朝志传》,是欲“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 (见书前序) 。甄伟编写《西汉通俗演义》,亦欲“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 (见书前序) 。

因此,“按鉴”通俗演义之肇兴,确然源自于宋元特别是明中叶以来将《通鉴》等史书进一步通俗化以普及历史教育的社会风气,从《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节要》●“按鉴”通俗演义,走的正是一条将《通鉴》、《纲目》等史书逐步普及化、通俗化的道路。而这,恐怕也正是最初的历史演义评点多从历史角度立论,强调“羽冀信史”、通俗教化,却漠视历史演义之“小说”特性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通鉴”类史书为“按鉴”通俗演义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叙事艺术经验。郑振铎在《中国小说的分类及演化的趋势》一文中曾说“在小说艺术未臻完美之前,长篇著作是很难着手的,只有跟了历史的自然演进的事实写去,才可得到了长篇。”17 这句话正可作为历史演义依附、演绎“通鉴”类史书的精辟注解。因为在中国宋代及宋代以前,文言小说虽已臻于成熟,短篇话本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人们运用书面文本去处理纷纭复杂的历史或现实事件的能力,叙述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头绪混杂的事件的种种方式和技巧等,还基本上集中地体现在《资治通鉴》里。纪传体史书虽说也能网罗一代或数代史事,有提纲挈领之本纪、举目可详之史表、记载典制之书志、反映典型人物之列传等,但由于它们将事件、史实分散在若干个人物的传记里,这就使本来完整的历史事件被分割成若干个碎片,使人很难把握一个事件的概貌和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此外,这类史书还容易出现“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同一史事重复互见等弊端。故而章学诚慨叹“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各篇,动逾百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不过便人随事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盖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富,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 18相比之下,《通鉴》则不仅长于反映历朝兴衰治乱之迹,把同一单位时间内里里外外的大事一一开载明白,而且也易致“理尽一言,语无重复”之效,所以一部《通鉴》虽然连续反映了1362年的历史,但全书亦不过294卷。如果从年经事纬的时空安排,按年叙述的结构方式,以战争描写为重心等叙事旨趣这些方面看,《通鉴》显然要比纪传体史书更接近于规模宏大、首尾连贯的长篇历史小说。至于朱熹在《通鉴》基础上编写而成的《通鉴纲目》,则更便于小说家们有选择地按“纲”节“目”,理顺故事脉络,自然而然地形成长篇历史小说的规模。所以,宋元讲史讲的多是“《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而历史演义也往往以“通鉴”类史书作为取材的渊薮和叙事的范本。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庶几能够较为确切地理解历史演义的“按鉴”之因,更好地把握其产生、发展的某些历史规律。

四 历史演义之“小说”化

不过,历史演义又不宜简单地视为“按鉴”演史的产物,这是因为它们在“按鉴”演史的同时,不仅常以纪传体史书作为取材和借鉴的对象,而且还或多或少地汲取了民间讲史、历史剧和历史传说等的生动素材,部分地承袭了民间讲史的文体特点,有意地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人事通俗化、条理化、故事化和传奇化。这样,它们作为“小说”的艺术特性,也就随之突出、鲜明起来。

其一,将历史人事通俗化。历史演义之书名即常常标举“通俗”二字,不少演义作者或评论者亦反复强调历史演义不同于史传文体的“通俗”特性,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序》即云“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陈继儒《唐书演义序》云“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云“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亦云“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因此,在“按鉴”演史时,演义作者便自然要将“理微义奥”之史书语言转化而成“易观易入”之白话,力求做到“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以期为最广泛的读者所接受。不过,这还只是历史演义“通俗”涵义的一个方面。同时,“通俗”还应包括“采小说”以“通好尚”。熊大木《大宋中兴演义凡例》即云“内诸人文辞,理渊难明者,愚则互以野说连之,庶便俗庸易识。”梦藏道人《三国志演义序》云“其间杂以街巷之谭者,正欲愚夫愚妇共晓共畅人与是非之公。”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亦云“其间谶谣神鬼,不无荒诞,殆亦以俗好怪喜新,姑以是动人耳目。”的确,野说巷谭因为凝聚了下层民众之历史意识和审美情趣,故而将之略加修辑,摭入演义,便易于达到通“俗”娱众的效果。孙楷第即云“讲史演某代之史,即取某代固有之传说故事为资料,庶于当时社会风气不至背驰而得如其分表见之。” 19除此以外,历史演义为了“通俗”,还顾及了民众的欣赏习惯,有意沿袭民间说书艺人的讲史方式,自觉地向“说书人”认同,以“说书人”自居,主动地按“说—听”的关系来展开叙事,并不停地用“话说”、“且说”、“看官听说”等套语,以及设问、提示、强调等语气,来召唤读者,让读者沿着他的叙述路线,去轻松、准确地理解其所叙故事的内涵和意义;并且他还不时地对历史人事评头论足,以使读者明白什么是善恶美丑,从而获得一定的启发和教益。这样,历史演义也就兼融了民间讲史等的内容、意趣及其叙事特点,呈现出了以“说书体”来演叙历史的文体样式。

其二,将错杂纷纭的历史人事条理化。“通鉴”类史书虽说能为演义作者理顺史事脉络,排比、演绎史事提供极大便利,但其记事“无论如何巧妙,其本质总不离帐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之劳,抑亦寡味矣”20。因此,为了减轻《通鉴》“事以年隔”之弊,演义作者难免要将《通鉴》中某些相互交错的情节移前挪后,将间隔于某一情节之中的其他事件剔除不用,以维持情节叙述的连续性、完整性和紧凑感。不过,仅靠此法,还难以将丰富复杂的历史事件趋合成一个完整有机的艺术整体,故而高明的演义作者一般都要对“通鉴”式的编年体结构作程度不同的艺术加工和处理。其方法是

1.根据叙事主旨,从历史事件的众多矛盾纠葛中抽出主要矛盾,作为叙事结构的焦点,让一切小的冲突、次要的纠葛尽量少些,并都围绕着主要冲突趋从于一个方向。这样,故事情节便显得简约精练、脉络分明了。如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即有意选择刘邦、项羽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主线,刘邦与韩信等人之间的纠葛为副线,并以刘、项作为焦点人物,通过双方性格的分线对比来展开叙事。副线则隶从于主线,与主线相伴而行,直到项羽败亡,才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以韩信等功高被杀而告终。因此,《西汉通俗演义》基本上能突出主要矛盾和主要人物,没有陷于繁杂和琐碎。这正是其采用焦点叙事取得的效果。而这种以某一两个人物作为叙事焦点、统贯情节的叙事法,实际上是对纪传体叙事结构的借用,因为纪传体即以人物为中心来构筑故事情节,连贯而又完整地反映英雄人物的事功伟业,所以将之错综运用于编年体结构之中,就有可能获得既反映了有关政治方面的兴衰治乱之迹,又突出了人物在历史运转中之作用的双重效果。

2.突出渲染重要的情节关目,使之成为支撑整个叙事结构的主要骨架,而对次要的情节则略写或虚写,并使情节轻重搭配,前后疏密相间。杜纲的《北史演义》就是主要围绕高欢及其指挥的沙苑、邙山、玉璧之战来着笔的,至于其他伴随高欢的人物或对立人物,则根据其不同程度的重要性,用墨递减,刻画也渐次粗疏,并且“每写一番苦争恶战,死亡交迫,阅者方惊魂动魄,忽接入闺房燕昵,儿女情长琐事以间之,浓淡相配,断续无痕,总不使行文有一直笔” (《北史演义凡例》) 。因此,该书结构便显得繁简适宜、张弛有致。而这种对重要历史人事细加铺排的方法,亦可谓得益于纪事本末体的启迪。由于编年体叙事之弊在于“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而莫绎其终,揽其终而莫志其初”21,所以为了使主要事件经纬明晰,节目详具,给人以完整、显豁的印象,演义作者就须从纷杂的事件中抽绎大端,详其始末,原始要终,而将余枝冗叶尽可能删除,以造成情节的曲折起伏与疏密张弛,形成一种节奏分明的结构感。

3.增强故事情节之间的因果关联,使结构内部血脉贯通、浑然一体。如《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从头至尾都有内在的因果联系,在故事情节的启承转合之中,道德因果律、宿命因果律、性格因果律始终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从而使演义呈现出完整的逻辑联系,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叙事结构。

可见,高明的演义作者并非一味地按照编年顺序摘抄、排比史料,而是根据表现主题、塑造人物、反映历史人事精神面貌、增强情节审美张力等需要,对“通鉴”式的编年体结构进行灵活化用。正因如此,史书的纪传体、本末体也才会被有效地融合在演义整体的叙事结构之中,以济编年体之短,从而获得结构优化的艺术效果。

其三,将历史人事故事化、传奇化。宋元平话的演史特点就是“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其功名,总依故事”,并且“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长久” 22。历史演义作者也秉承了这一传统,而把想象、创造力主要用于敷演兴废争战之事,着重描绘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血腥争斗,力求情节紧张、曲折、惊险、热闹。例如《三国演义》所写的大小战争即达100多场,林林总总的武打约400余处。这些形形色色的战争占据了全书的主要篇幅,颇能体现作者着意演绎战争故事以增强趣味、动人观感的叙事意趣。与此相应,演义作者自然便把兴趣的核心置于争斗厮杀的主角——将帅与军师身上,集中笔墨将他们传奇化甚至神化,用以迎合民众对于英雄的崇拜、追慕心理。例如,演义中的关羽、张飞、秦叔宝、尉迟恭、薛仁贵、岳飞等将帅,其神勇超凡的武功、卓绝雄壮的举措、威武不屈的意志等,即体现了民众对英雄的景仰与追念;而姜子牙、诸葛亮、徐懋功、刘伯温等军师“涵天地于掌中,舒造化于指下”的神异才智和非凡法力,则极大地满足了目不识丁者与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尚智心理。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无疑是作者叙事的主要兴奋点,如《残唐五代史演义》共六十回,可写李存孝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业绩就占了二十六回,这是全书叙速最慢、也最精彩的部分;《西汉通俗演义》写韩信弃楚投汉、筑坛拜将、暗渡陈仓、悉定三秦等传奇经历,在史书中本来不过寥寥数句,但演义却整整敷演了二十个回目。这些英雄的故事,构成了演义作品中最具传奇色彩与小说意味的章节。

总之,由于演义作者在演绎史事时对历史人事进行了通俗化、条理化、故事化和传奇化的艺术加工和处理,致使史传文体与小说文体得到了较好的会通与整合,从而形成了一种“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23的演义小说文体。综上所论,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创作特征及其生成过程,大致可以作出如下概括1.历史演义是融合史书中的纪传体、“通鉴”类的编年体(亦包括纪事本末体),以及民间的说书体等而形成的一种新兴的历史小说文体,其书名所标之“按鉴”、“志传”、“通俗”、“演义”,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历史演义小说文体创作的基本特点。

2.历史演义与“通鉴”类史书的关系尤为密切,它们最初是在“通鉴”类史书相当普及、通俗历史教育比较风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通鉴”类史书不仅为其产生创造了契机,而且为其演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人事提供了必要的叙事艺术经验,大多数历史演义的题材内容、思想倾向,及其外在的叙述体式和内在的叙事结构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通鉴”类史书的孕育。

3.历史演义在演绎书史文传的同时,亦或多或少地汲取了民间讲史、历史剧和历史传说的生动素材,部分地承袭了民间讲史的文体特点,有意地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人事通俗化、条理化、故事化和传奇化。这样,它们作为“小说”的艺术特性,也就随之突出和鲜明起来,并最终促使“按鉴”通俗演义演变成了中国最早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注释

①《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出版,其中收录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数十种。本文涉及的《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春秋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北史演义》、《隋唐两朝史传》等,均见于《集成》。徐朔方、何满子等先生为《集成》中的多数历史演义撰写了前言。

②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③齐裕焜《中国历史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④此书与《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叙事繁简,略有差异,看来一书当以另一书为底本。

⑤该书题“宋京兆道源刘恕《外纪》、兰溪仁山金履祥《前编》,明太仓 州王世贞补遗、景陵伯敬钟惺订正、闽潭犹龙余应虬汇阅”,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

⑥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⑦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提要》(三),参见《艺文志》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⑧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⑨笔者认为《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根据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依照《通鉴》和《通鉴纲目》的记事格式和叙事框架,博采《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及《后汉书》等史传中的有关材料,并旁涉讲史平话、历史剧和民间传说等的生动素材,加以综合、条贯、生发、润色、虚构和改造,并使之故事化和通俗化的产物。可参看拙作《试论〈三国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载《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欢迎批评指正。

⑩可参看《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三、《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九、《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九等相关记载。

11《资治通鉴纲目集览正误序》,钟惺订正《纲鉴大全》卷首,明末呈祥馆藏版。

12商辂等《进续资治通鉴纲目表》,钟惺订正《纲鉴大全》卷首。

1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4参见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第三章《明代福建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16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序》。

17《郑振铎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18章学诚《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19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提要》,参见《艺文志》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中国之史学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21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序》,《通鉴纪事本末》卷首,中华书局1964年版。

22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之一《小说引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

2002年12月7日)

[作者简介]

纪德君,1966年生。199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专著《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