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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忠录》作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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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忠录》是我国戏曲史上一部著名剧作,其中《奏朝》、《草诏》、《搜山》、《打车》等出,长期盛演于昆曲舞台。《惨睹》出中“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一曲,与洪升《长生殿·弹词》出中“不提防余年值乱离”一曲,同为广为流传、传唱不衰的名曲,由此遂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谣谚产生。但是,就是这样一部著名剧作,它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尚未搞清。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考索,提出笔者的看法,就正于方家。

《千忠录》未见有刻本问世,只有几种抄本流存。从流存的几种抄本和清代各种曲目著录及曲谱、曲选中,可以知道,此剧在舞台演出过程中,有多种不同剧名《千忠录》、《千忠戮》、《千 锺 禄》、《千 锺 粟》、《千 钟 禄》、《千忠禄》、《琉璃塔》。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程氏玉霜 所藏此剧旧抄本影印,剧名《千 锺 禄》,此抄本由不同的上下两卷拼成,缺第一至第四等约七出。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周妙中点校本,点校本用傅惜华碧蕖馆所藏旧抄本作底本点校,二卷二十五出,剧名《千忠录》 (与王永宽点校本《未央天》合刊) ,这是现存唯一较为完整接近原作的本子。流存的几种《千忠录》抄本,以及清代各种曲目著录、收录有《千忠录》中若干折子戏的曲谱曲选,都没有标明作者是谁,而“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本和周妙中点校本都标明了作者。前者标明《千 锺 禄》为“清李玉撰”,后者标明《千忠录》的作者是“徐子超”。

认为《千忠录》是李玉所作,较早见于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氏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重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补写了四章,在最后一章《阮大铖与李玉》中,根据清代以来大部分曲目著录在李玉名下列有《千忠会》,据此推测“《千忠会》大概便是《千忠录》……非身丁亡国之痛而才如玄玉者谁能作此!故以此剧归在他的名下,是最恰当的”。在1933年《剧学月刊》二号一期上,刊有影程氏玉霜 藏嘉庆初年《琉璃塔》提纲图片,内有《惨睹》等出。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卢前《读曲小识》卷三,述怀宁曹氏藏旧抄本《琉璃塔》,残存《起兵》、《烧宫》、《荩谏》三出,《起兵》即点校本《千忠录》之《议和》,《荩谏》点校本无,可能点校时未参校此旧抄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婴编著《曲海总目提要补编》第274页说“程氏玉霜 藏曲有《千 锺 禄》,又名《琉璃塔》。《别本传奇汇考标目》著录李氏作品有《琉璃塔》。”所谓“别本”,就是有人在宝敦楼抄本《传奇汇考标目》上朱笔增补的本子。据此,《千忠禄》被许多人认为是李玉作品。

将《千忠录》认定是李玉作品,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其理由是,清代以来的曲目著录,如《新传奇品》、《传奇汇考标目》、《重订曲海总目》、《曲目新编》等书,所著录的李玉名下的作品,只有《千忠会》,无多种剧名的《千忠录》中的任何一种,有的曲目著录,在李玉名下列有《千忠会》,在无名氏名下列有《千 锺 禄》,可见《千忠会》并非《千 锺 禄》。至于有人在宝敦楼抄本《传奇汇考标目》所著录的李玉作品上增有《琉璃塔》等,其增补部分并不可靠,而且仅仅是“孤证,很难遽作论定”。持这种怀疑态度的,较早有邓绍基《李玉和他的传奇》一文,笔者与友人合写署名苏宁的《李玉和〈清忠谱〉》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 一书中,也认为“《千 锺 禄》是否是李玉的作品,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而言,是很难作出论定的”。

否定《千 锺 禄》是李玉作品,认为《千忠录》的作者是徐子超,这是周妙中的说法。周氏说法首见于1986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曲苑》(第二辑)她所写的《历代曲家时代考》中“徐子超”一条,此条仅四行文字,只有论点未作论证,在1987年中州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戏曲史》和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较本《千忠录·前言》中,周氏较详细地阐述了她的看法。在《前言》中她说

戏曲研究所所藏旧抄本《千忠录》(即傅惜华先生旧藏本)卷末有一行字,写道“康熙戊子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东海子超置造也可歌”,这一行字的笔迹和墨色与正文不同,决不是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写的。书口还有“徐子超”三个大字,因多次翻阅已似有如无了。这两点很值得重视,“东海”应是徐子超的籍贯或字、号,“可歌”是称道剧本写的很好,值得歌唱或演出,关键在于“置造”二字。有的同志对于《千忠录》出于李玉之手深信不疑,遂将“置造”解释为抄写。笔者对这种解释不敢苟同。“置造”就是“制造”,也就是“创作”的意思。在其它剧本也见过这一词汇,如《荆钗记·受钗》有“你便说何人置造?甚人遗下的?”这样一句道白。而且此本俗体、简体字连篇累牍,曲、白和正衬未详加区别,许多字须玩味上下文始能辨认,写得又草又密,连出目都没有写。又没有写“某年某月某人手录”之类的话,可见决非藏书家手录,必是梨园所抄。这种人的社会地位在封建社会是很低的,有什么必要一再地写上他的名字呢。所以我推测是这一旧抄本的旧主人知道此剧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因而写上了这一记载。所以剧作者应是徐子超,剧本于康熙四十七年六月问世。这一根据虽是孤证,却是二百年前的人写在剧本上的第一手资料。

笔者认为周氏的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其理由是

根据“置造”二字不能就断定剧作者是徐子超,《千忠禄》作于康熙四十七年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坚瓠集》补集中,褚人获在康熙四十三年写的《后戏目诗》(甲申春连观演剧复成四律)中就提到他观的剧中有《千忠禄》“出师表奏千忠录。”可见《千忠禄》早在这以前就写成了。据此亦可见《千忠禄》作者系徐子超之说不能成立。 (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第360—361页,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邓长风在《苏州派戏曲家作品归属考辨三题》中对笔者的看法提出异议,认为“徐子超则很可能是《千忠禄》的作者”,其理由如下

《昆剧发展史》引述褚人获《坚瓠集·补集》中作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的《后戏目诗》(中有“出师表奏千忠禄”句),来论证“《千忠禄》作者系徐子超之说不能成立”,其理由并不充分。同样,周妙中女士认为徐子超写作此剧是在戊子(1708)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他们都误解了抄本卷末的题署。

上文已经说过,徐氏的真名待考,子超是他的字或号。故抄本卷末既称“东海子超”,必为抄手所题;因而“戊子年六月朔”亦必为抄写的年月而非写作的时间;只是“六月朔”之下省去了或漏写了一个“抄”字而已。 (《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第57页,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认为“徐子超则很可能是《千忠禄》的作者”,应当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仅凭猜想说在“康熙戊子年六月东海子超置造也可歌”中,“只是‘六月朔’之下省去了或漏写了一个‘ 抄 ’字而已”,用此来弥补周氏说法的不正确,并不能说明问题。周氏已经说明,这个抄本“俗体、简体字连篇累牍”,“决非藏书家手录,必是梨园所抄”,而卷末那一行字,与旧抄本的“笔迹和墨色”不同,为持有这个“旧抄本的旧主人”所写。邓氏主这一行“必为抄手所题”,这“抄手”指谁?如指“必是梨园所抄”的抄手,早为周氏所否定。如指持有这个“旧抄本的旧主人”,或其他抄手,则此抄手不但知道《千忠录》的作者是“徐子超”,而且还知道这个梨园抄本是“康熙戊子六月朔”所“抄”,年、月、日都非常清楚,这可能吗?

关于《千忠录》作者问题,学术界有上述两种不同说法,以李玉说占多数。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充足理由,在没有搞清《千忠录》作者是谁时,可聊备一说而已。

早在四十年前,周绍良曾写过一篇短文,对《千 锺 禄》的作者,提供了一条可供研究的线索。周氏在1962年8月11日《文汇报》上发表的题为《〈千 锺 禄〉的作者》一文中,引录清铁保辑《熙朝雅颂集》卷三十一所收罗万成《读王冰庵先生谱建文君臣出亡事》一诗

帝子称兵日,皇孙去国时。艰辛成远避,流浪几支离。百世丹心事(原注史仲彬诸臣致身竭忠),千秋黄绢词。泉台如可作,开卷尚含悲。

周氏认为,“王冰庵既谱建文君臣出亡事,那么他也可能是此剧的作者”。

周氏提供了这条线索,未作进一步探索,或者虽作探索,未有发现。可能由于此文太短,似未被研究者注意——也许有的研究者注意到这篇短文,但未作进一步探索,或者虽作探索,却未有发现,所以四十年来,似未见有关《千忠录》的论著中提及引文。最近笔者对这条线索进行了多方面的考索,发现《千忠录》的作者就是王冰庵。

王氏是江苏太仓人,清雍正二年,镇洋从太仓分出,置镇洋县,属太仓州。乾隆《镇洋县志》卷十二《人物类》中

王吉武,字宪尹,号冰庵。发祥子,慧悟夙成,书无不窥,诗笔兼妙。……康熙壬子(康熙十一年,1672)举于乡,丙辰(十五年,1676)成进士,除中书舍人,戊午(十七年,1678)分校北闱,代同事受过,左迁国子博士。九年,迁工部主事,升员外。寻以户部郎中出守绍兴,郡号难治,又岁当早潦,一切持以简静,事集而不竞,忤大吏意,甫二岁,中计典归。副宪李涛以实学荐,不出。老屋数 椽 ,仅蔽风雨。匡坐一编,炊烟时断,晏如也。兴至出游,所过山川民物,尽入诗囊。论者谓其和粹舂容,人如其诗,名与唐吏部孙华埒,四方称娄东者必曰唐、王,卒年八十一。

王氏同里行人司行人顾陈 在《王冰庵太守传》中说

公……以雍正三年乙巳(1725)卒,距生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八十有一。生平深知笃好莫如诗……公于诗固由天性,亦禀家风。祖孙父子兄弟人有集,而母吴夫人及三女咸工诗。家庭无事辄令诸子女拈题分咏,吴夫人为第其高下,标芳竞秀以为笑乐……公与唐吏部东江诗名相埒,交亦最厚……公在博士时,王阮亭为祭酒,相与论诗,阮亭有江左无双之叹。

就是这样一位“生平深知笃好莫如诗”、曾任绍兴知府的诗人,身后萧条,诗集无力刊刻。还是“养子宗骥、犹子安国”多方奔走,才得以刊行。在这篇传文的前部分,顾氏说

既清贫,身后无长物,有诗万首,尝自芟定,存十一。同里宗衮西田相国洎海昌陈文简公,先后请梓行而皆不果。乾隆三年(1738),距公之卒十四稔矣,二子抱遗编而泣曰嗟乎,先人一生心脉毕萃是,其终湮敝簏乎?于是安国校勘缮写次第成帙,宗骥筐行以出,走东粤投抚军梅冶王公,即西田从孙也,慨然任之,遂为之开雕。 (《洗桐轩文集》卷七,《冰庵诗钞》卷首

乾隆五年,《冰庵诗钞》八卷二册由谷诒堂刊行问世。在卷七中,收有一首王氏在读了罗万成《读王冰庵先生谱建文君臣出亡事》一诗后所写的五律《琢山题予旧作史仲彬杂剧奉酬》

逊国千秋恨,从亡百折身。传疑存野史,大义属君臣。泪洒金川日,歌惭玉树新。周郎能识曲,谬赏及巴人。

诗题中的“琢山”为罗万成字。罗氏曾官太仓,解印后淹留太仓,与王氏多有交往。“史仲彬杂剧”,虽可理解为剧名,但非剧名,而是王氏言其所写的史仲彬戏曲意。如众所知,对“杂剧”、“传奇”等概念作较明确的区分是近代的事,明清文人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是将“杂剧”“传奇”用作戏曲之通称,如与王氏同时代的褚人获,在康熙三十年(1691)夏写的《戏目诗》“观女优演杂剧亦集成四律”,而所观之剧全为传奇,“杂剧”实为戏曲之通称。“史仲彬杂剧”所说之“杂剧”亦为戏曲之通称,“史仲彬”非剧名,而是剧中主要人物之名。

根据罗万成诗《读王冰庵先生谱建文君臣出亡事》和王氏这首酬和诗,笔者对“史仲彬杂剧”和《千忠录》,从取材、剧情、剧中主要人物,以及两剧出现的时间和地区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史仲彬杂剧”就是《千忠录》。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文即位,用齐泰、黄子澄谋,定策削藩。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以诛齐泰、黄子澄靖难为名,举兵反。建文四年(1402)六月,京城陷,宫中火起,不知所终。或言焚死,或言出亡,莫可论定。朱棣即帝位后,大肆杀戮忠于建文的忠贞死节之臣,有诛及十族者。

建文逊国后,有关建文逊国的记载颇多,传闻异辞,多在疑信之间。万历年间,有建文朝侍书史仲彬撰述的《致身录》一书出现,此书述建文出亡史仲彬致身竭忠事甚详。焦竑、董其昌、陈继儒、文震孟等或为撰序,或为题识,“一时士大夫皆信之” (《明史·牛景先传》) 。但其时亦有人对此书有异议,如沈德符在《野获编》卷一中就明言此书为伪。至钱谦益撰《致身录考》 (《初学集》卷二十二) ,对史仲彬致身从亡事“断其必无者有十”。钱文出后,《致身录》为伪书,其所述史仲彬致身从亡事迹亦伪之说为多数士人所接受。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史仲彬后人吴江史炜撰《〈致身录〉十无辨》,驳钱谦益“断其必无者有十”,又引起《致身录》真伪之辨。吴江潘耒撰文论《致身录》所述为谬妄,史炜复于康熙三十八年再撰《辨潘耒四谬三妄之说》反驳,史仲彬《致身录》之真伪再次引起士人注意。

明末清初,有关建文逊国的众多著作中,在江南吴中地区影响最大的就是《致身录》。现在一些有关论著,在论及《千忠录》的取材时,往往开列不少明清两代有关建文逊国的著作,笼统地说取材于此。其实,《千忠录》是根据《致身录》谱写的,《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三《千 锺 禄》条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按剧所载,皆据东吴史仲彬《致身录》。

《致身录》述建文即位,钦授史仲彬翰林侍读。燕王借靖难之名起兵,陷京城,大内火起。帝欲自杀,程济请帝出亡,取出太祖升遐时所遗红箧,内有度牒、僧衣、剃刀等物,朱书“应文从鬼门出”。程济为帝披剃,乘舟至吴江史仲彬家暂避。苏州府派吴江邑丞巩得至史家,追夺诰命,询问建文下落,程济护建文出亡至云南。后史仲彬数往云南谒建文,以通“奸党”罪被控。朱棣逝世,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即逝,朱瞻基宣德即帝位,师(建文)曰吾心放下矣,今后往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

上述即《致身录》主要内容,把《千忠录》和《致身录》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千忠录》全剧的框架和主要情节是根据《致身录》谱写的。

《千忠录》中贯串全剧的主要人物是史仲彬,其次是程济,其他方孝孺等均属次要人物。《致身录》为史仲彬自述其致身竭忠事,《千忠录》据《致身录》谱写,史仲彬当然成为剧中最主要人物。点校《千忠录》的周妙中在《清代戏曲史》第164页说“《千忠录》情节大部分取材于《致身录》,这大概就是作者把他(史仲彬)作主角的缘故吧。”《千忠录》全剧25出,第一出副末开场唱[满庭芳]曲,首句就是“靖难忠臣,仲彬史氏,翰林程济英豪”。可见剧中主要人物是史仲彬,其次是程济。第二出就是史仲彬登场,第三、第四、第七、第九、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等各出,都是谱写史仲彬,其次是程济,其他人物如方孝孺只在第八出《奏朝草诏》中出现,所以《曲海总目提要》说“剧中又顺带方孝孺殉节事”,把方孝孺殉节事视为剧中顺带的一场戏。

以上说明,《千忠录》取材于史仲彬《致身录》,谱建文逊国、诸臣从亡事,史仲彬是贯串全剧的主要人物。王吉武的“史仲彬杂剧”取材于史仲彬《致身录》,这从罗万成诗中标注“史仲彬诸臣致身竭忠”,王氏酬和诗的诗题就可看出。“史仲彬杂剧”谱写的是“帝子称兵日,皇孙去国时。艰辛成远避,流浪几支离”,即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举兵之日,就是皇孙建文逊国之时,建文君臣,为避搜捕,遁迹云南,这其间几经离散,流浪各地。“史仲彬杂剧”,不言而喻,史仲彬是全剧的主要人物。“史仲彬杂剧”和《千忠录》取材、剧情和主要人物完全一致,这不是说明“史仲彬杂剧”即《千忠录》吗?

一些认为《千忠录》是李玉所作的研究者,把《千忠录》看作是清代顺治年间至迟是康熙初年的剧作。如果《千忠录》是这段时期内出现的,王吉武就不可能是《千忠录》的作者。但是,没有任何一条记载能论证《千忠录》是这段时间内出现的。现有的材料却可以推断,《千忠录》出现的时间,与王吉武谱写“史仲彬杂剧”的时间非常吻合。笔者所见最早记载《千忠录》出现年代的是褚人获《坚瓠集》补集卷六《后戏目诗》“甲申春连观演剧,复成四律。”其第一首是“铁冠图传逊国疑,赠书远遁古城陴。出师表奏千忠录,博流沙边百炼锤……”甲申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此剧当作于这一年前。褚氏在《坚瓠集》四集卷二也有《戏目诗》七律四首,说“辛未夏日观女优演杂剧亦集成四律云”。辛未为康熙三十年。诗中提到的剧作,有相当数量是李玉、朱佐朝、朱素臣、叶时章、张大复、丘园、陈二白等苏州地区剧作家的作品,如《逊国疑》、《文星现》、《琥珀匙》、《吉庆图》、《双冠诰》等。朱素臣、叶时章、张大复等年龄都小于李玉,卒于康熙四十年后,他们的作品,很多是康熙年间写的。《千忠录》如康熙三十年前已演出于舞台,褚氏是会写入《戏目诗》的。据此《千忠录》当为康熙三十年后至四十三年前的作品,以康熙四十年前后的可能性为最大,因为在苏州地区,一部较好的剧作写成后,在不太长的时间就会有戏班演出。

王吉武谱写“史仲彬杂剧”的年代虽无记载,但从现有材料中可以推断。“史仲彬杂剧”当写于王氏从绍兴解职回太仓后,因为如写于在北京、绍兴任官时,剧作当最先出现于北京、绍兴舞台。查乾隆《绍兴府志》卷二十六《职官志二》,王氏康熙三十一年任绍兴知府,三十四年杨芳声任绍兴知府。王氏从绍兴解职回太仓的时间是康熙三十四年,剧作当为这一年以后所写。《冰庵诗钞》是王氏亲自从万首诗作中选定的,此集虽未标明是编年,但查考集中各诗,可以得知,八卷诗集是按成诗年代先后编定的。如卷五《辛巳夏诏毁明逆魏忠贤墓恭述》,辛巳是康熙四十年(1701)。卷六《次和东江夏旱述忧四首》,查唐孙华《东江诗钞》卷八《夏旱述忧四首》为“乙酉”年即康熙四十四年作。卷七有经浙游闽诗,为康熙四十八年作。王氏《琢山题予旧作史仲彬杂剧》编在卷七,约为康熙四十八年作,王氏称“史仲彬杂剧”为“旧作”,也以作于康熙四十年前后的可能为最大,这与《千忠录》出现的年代也完全吻合。

褚人获是长洲人,王吉武是太仓人。长洲、太仓毗连,清代顺治康熙时期,皆属苏州府。这个地区,是当时全国昆曲中心,戏班林立。王氏剧作脱稿后,必然先在这一地区演出,因此褚氏能及时观演此剧,并将它写入《后剧目诗》中。《千忠录》最早出现的地区与王氏撰写“史仲彬杂剧”地区也完全吻合。

认为《千忠录》的作者是李玉或徐子超的学者,往往根据剧作的思想和艺术作出这样的判断,即认为《千忠录》的作者是一位有才华的身经亡国之痛的文士。如郑振铎认为此剧“以万斛亡国之泪写之的,非身丁亡国之痛而才如玄玉者谁能作此!”周妙中认为此剧作者当属“那些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明遗民。从字里行间流露的思想感情看来,作者很可能是明遗民,借燕王靖难的历史故事,倾吐国破家亡的痛苦” (《千忠录·序言》)。 不少文学史戏曲史和有关李玉的著作,都有类似的看法。持有这类看法的人,或许会怀疑,在明清易代那年才出生的王吉武,在清朝统治下成长,任清朝官吏,他会有《千忠录》作者那种思想情感吗?他有谱写《千忠录》这样杰出剧作的戏曲才华吗?

王吉武的祖父日新,明清易代后“韬晦遁迹,躬耕于野。吴祭酒伟业赠诗比之伏胜、桓荣”。其父发祥,“顺治乙未(十二年,1655)成进士,除刑部广西司主司,转员外……尤以表扬忠孝贞节为急” (乾隆《镇洋县志》卷十八《人物类》中)。 在这样家庭环境中成长的王吉武,在任绍兴知府仅二年多的时间里,就捐俸重修了绍兴六贤祠,祠成展祭,缅怀先贤,他满怀崇敬之情写下五言长诗《重修六贤祠成展祭作》,诗题下有双行夹注“黄忠端公讳尊素,倪文贞公讳元璐,施忠介公讳邦曜,周文忠公讳凤翔,刘忠正公讳宗周,祁忠敏公讳彪佳,皆越人,明季殉难。”这六位明季越地先贤,黄尊素以劾魏忠贤、客氏惨死诏狱。倪元璐、周凤翔、施邦曜三人皆在崇祯殉国后自缢,施氏自缢被解救后再食信石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宗周和祁彪佳二人,他们是在南明弘光王朝沦亡、清兵破杭州后一绝食死,一投水死。王氏称他们为“明季殉难”,在诗中把刘宗周誉作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把祁彪佳誉作自沉汨罗江的屈原。全诗颇长,现摘录如下

乾坤有倾缺,凭谁奠苍黄。成仁取义间,得争日月光。末世务苟活,横流决堤防,不有数君子,何以扶颓纲。……维时刘与祁,解组各归乡。号咷义旗举,自矢百炼钢。未几降幡出,南都复沦亡。两公竟致命,先后归帝旁。一甘绝勺饮,僵饿追首阳。一起赴清波,怀石同沉湘。区区于越地,山川灵气翔。凛凛得数公,劲草卓秋霜。……末路更完节,浩然还旻苍。…… (《冰庵诗钞》卷三

王氏在这首长诗中,抒发的歌颂“明季殉难”的忠贞死节之臣的思想情感,王氏在酬和罗万成诗中抒发的对建文逊国的痛心、对从亡诸臣的歌颂(“逊国千秋恨,从亡百折身”)的思想情感,与《千忠录》中作者缅怀建文从亡诸臣,歌颂他们致身竭忠、忠贞死节的思想情感,不是完全一致吗?

顾陈旭在《抱桐轩文集》卷二《 跋 小山集》中说,太仓是“诗地……国朝梅村祭酒高树标帜,海内争趋承其流,而播其风者有娄东十子”,十子之后,“艺林领袖,辄推唐、王,而嘲弄风月,排比声律,东江恒自 不如冰庵也”。“唐”是唐孙华,别号东江,有《东江诗钞》,“王”即王吉武。从顾氏这番话可以看出,唐、王并称,皆太仓著名诗人,但王氏更有“排比声律”的戏曲才华,唐氏“自□不如”。《冰庵诗钞》卷八有《中丞公以所撰〈升平乐〉见示,奉题长句》,“中丞公”即陈元龙。陈氏喜戏曲,有家班,官广西巡抚时公余撰有戏曲《升平乐》,请王氏鉴赏品题。这也说明陈元龙深知王氏有戏曲才华,所以才以《升平乐》“见示”。

《千忠录》剧情悲壮动人,曲词慷慨激越,是诗人之曲。王氏是诗人,又以兼擅戏曲称著,这样一位诗人兼戏曲家,是完全有谱写《千忠录》的才情的,郑氏所说“非身丁亡国之痛而才如玄玉者谁能作比”,说得太绝对了。

总上所说,《千忠录》和“史仲彬杂剧”皆取材于史仲彬《致身录》,皆谱写建文逊国史仲彬竭身致忠诸臣从亡事,皆以史仲彬为贯串全剧的主要人物。《千忠录》最早出现于舞台的时间与地区,与王吉武撰写“史仲彬杂剧”的时间与地区完全吻合。王吉武又完全具有撰写《千忠录》的思想情感和戏曲才华。基于上述这些理由,笔者认为,王吉武的“史仲彬杂剧”即为《千忠录》。《千忠录》的作者,不是李玉,不是徐子超,而是清代太仓诗人王吉武。

最后,附带说一下《千忠录》出现各种不同剧名的问题。《千忠录》这部著名剧作,剧名混乱,有多至七种不同名称《千忠录》、《千忠戮》、《千 锺 禄》、《千 锺 粟》、《千 钟 禄》、《千忠禄》、《琉璃塔》。在这七种剧名中,原作剧名当为《千忠录》,其他六种剧名,皆舞台演出所取,梨园抄本所用,非原作剧名,有的只能用作某几出折子戏的剧名,不能用作全剧的剧名;有的则是同音讹误,不能用作剧名。

《千忠录》,取谱录千忠之意,是原作剧名。剧作在第一出《开场》[满庭芳]曲末句就标明这个剧名“千忠录,淋淋慷慨,可以续离骚。”褚人获的《坚瓠集》是最早记载此剧的,剧名也作《千忠录》。《坚瓠集》,尤侗、毛宗岗、顾贞观、洪升、张潮等人皆作序称之,从集中可知,褚氏熟知戏曲,其所记剧名当为原作剧名。《千忠戮》,取千忠惨遭杀戮之意,用于舞台常演的《奏朝》、《草诏》等几出折子戏则可,因这几出折子戏谱方孝孺等人惨遭杀戮;用于全剧则不可,因剧中最主要人物史仲彬及重要人物程济,均未被杀戮,结局一是官复旧职合家团圆,一是长往入山不问人间事。《千 锺 禄》,虽在剧中可以找出“食禄千 锺 ”“享禄千 锺 ”语,但这些都是用来斥责建文朝某些旧臣忘了建文圣德反颜事敌之语,不但不能用作全剧剧名,也不能用作折子戏剧名。《千 锺 粟》、《千 钟 禄》、《千忠禄》,显然是同音讹误,不能用作剧名。至于《琉璃塔》,陆萼庭先生指出,张惠衣在《金陵大报恩寺塔志》“补遗”部分有“杂缀”一条,摘录“卢前涵芬楼读曲小识卷三”中语“盖以琉璃塔为全剧收场,故名琉璃塔。”查卢前《读曲小识》中无此语。张氏此书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商务印书馆出版,卢前《读曲小识》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卢前《读曲小识》写于民国二十四年,二十六年整理札记成书。当时张氏和卢前均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上文所引张氏摘引文字大概见于卢前初稿本,卢前“理札成书”时已将此句删去。明代南京聚室门外建有报恩寺塔,是古代一大建筑。塔高九层,每层均以五色琉璃瓦覆盖,顶刹以黄金宝珠合成,与五色琉璃瓦交相辉映,故报恩寺塔亦被称为琉璃塔。此塔始建于明永乐十年(1412),至宣德三年(1428)方告完成。《千忠录》谱建文从南京出亡,晚年归北京宫中正是宣德即帝位后琉璃塔建成之时,剧名《琉璃塔》与《千忠录》如有关系,现仅知这一点,但从现存抄本《千忠录》全剧,看不出与“琉璃塔”有何关系。

2002年11月8日

[作者简介]

刘致中,1931年生。195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苏教育学院副教授。发表过《昆剧发展史》(合著)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