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网简体|繁體|English

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微信

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在谈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篇小说时说“假如中国古典小说能以此为楷模,集中笔墨于主要人物和场景,集中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道德理解,而不是仅仅着力于纷繁的事件,它们本来是可以达到堪与西方以《克莱弗丝公主》为嚆矢,以《安娜·卡列尼娜》为最高峰的爱情或奸情小说相媲美的水平。中国通俗小说中充满了荒诞,而《珍珠衫》则是其中经过变异的独一无二的奇迹,如果当时沿着它的模式发展下去,中国小说的传统一定会变得更加优秀。” ① 由于夏志清认定这篇作品在中国通俗小说中是最出色的,并有意识地把它与《金瓶梅》、《红楼梦》作了比较,所以,这其实也代表了他对中国小说的一个基本判断。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判断是否正确,问题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思路,那就是以西方小说作为这种判断的标准,即夏志清在本书《导论》中所说的“除非我们以西方小说的尺度来考察,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以完全公正的评价。”这一思路与标准或隐或显地贯穿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现象,它实际上也是20世纪对中华文明评价与诠释的一个缩影。

一 “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之背景与流变

“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出自《新小说》1905年刊《小说丛话》中定一之语。它很精确地概括了按照西方小说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国小说的批评观念与方法。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从根本上说是与近代西学东渐和社会改革的思潮联系在一起的,与黄遵宪以来“中国必变从西法”的舆论一脉相承 ② 。随着“西学”、“西法”的广泛传播,国人对中国固有文明的批判和对西方文明的推崇也日益高涨。而早在《国闻报》1897年发表的著名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论者就相信“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③。这一观点后来被梁启超、康有为等很多人反复强调、不断发挥,小说一时成了社会改良的核心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传统小说的批评自然成了整个社会批判的一部分。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就在极力推崇欧美小说益国利民的同时,批评中国古代小说之腐坏为害 ④ 。知新主人(周桂笙)在《小说丛话》中进一步从身份、辱骂、诲淫、公德、图画等方面,一一论证了中国小说不如外国之处 ⑤ 。“五四”前后,这种在中西小说间的抑扬不断升级。钱玄同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致陈独秀的信中,对旧小说只肯定了《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称“返观中国之小说戏剧,与欧洲殆不可同日而语”⑥ 。他在次年《新青年》上给胡适的信中,又强调了“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 ⑦ 。这种对中国小说的全盘否定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如静观《读〈晨报小说〉第一集》说得更具体“中国的小说本是不成体统的。旧时回目小说虽然也有几篇不朽的作品,能够使人感出强烈的情感,但是头绪纷繁,叫人看着捉摸不定,精彩的地方被繁琐的情节掩遮过去。至于短篇的作品,则非香艳体的小品文字,即聊斋式的纪事文章,不是言怪,便是述怪,千篇一律,互相模仿,仿佛一个工厂里制成同样的出品。”⑧ 由于“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与批判,处于传统文化最下层的小说被否定,似乎比别的方面更容易为人接受。

当然,“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的产生,也有文学内部的原因。如果从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来看,20世纪的古代诗歌、散文,甚至戏曲领域,似乎都没有出现过如小说界这样严重的“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一方面传统诗文主要采用文言文,在近代面临了全面的革新,语体与文体比较容易剥离,也就不存在“以今范古”的问题;另一方面,古代诗文理论本身也很成熟、完满,形成了一整套与诗文相适应的审美标准与创作思想,不会轻易在“以西律中”中退却。而古代曲学同样早已成为一门体系完备周详的专门之学,戏曲自身的特殊性更成了维护其独立性的天然屏障。所以,虽然在近代戏曲也曾与小说一同受到过类似“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评判,但至迟在20世纪中期,就享受起所谓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体系同等的尊荣了。小说则不然。古代小说发展至清代后期已呈衰落之势。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翻译小说却大量涌现。尽管创作水平之低并不意味着文体之劣,但两相对照,确实也给否定古代小说的观点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文化背景。同时,由于传统小说理论缺乏足够的理论自觉性、严密性、系统性,加之对传统文论和史传理论的严重依附,对小说的整体认识很不全面,所探讨的问题也不深入。以致乾隆年间,四库馆臣还将小说列在史部,完全无视通俗小说的存在。当小说被捧为“文学之最上乘”后,传统小说不但难膺其赏,反而在这种“最上乘”的文体期许下,愈形浅陋。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传统小说理论不但不曾为小说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更无法适应小说发展的新要求,从而为西方小说观念的乘虚而入留下了巨大的空隙。所以,陈钧在《小说通义》中就说中国小说“由来虽久,著作虽多,而历数千年,至今从未有能阐明其微旨,与确当不易之界说者。以视西人之列小说于文学四种之一,诚不可同日而语矣。今欲明定其界说,固不得不借助于西人之论也。” ⑨ 即便反对“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人,往往也因为缺少必要的理论依托而显得软弱无力。如熊润桐1924年就曾著文反对一些人“拿西洋文学中的什么主义去贴在《红楼梦》的面上”,他指出《红楼梦》不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或“自然主义”,不为无见。但在具体分析中,却只是简单地列举了《红楼梦》中的片言只语,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创见与深度 ⑩ 。

“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发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它的出现首先隐含了两个前所未有的观念。一个是与固有的小说批评不同,“中国”事实上成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从《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开口闭口“无论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之地”,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宏通眼光。而中国古代小说也就在中西有别的意义上被凸显出来。尤其是晚清的学者,他们讨论的往往还属于“本朝”小说,中西区别显得更为突出。在此之前小说的评论则只有古今、雅俗、文白之分。

与此相关,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古今之别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其中的时间感基本上被进步与落后所含摄,“西学”成了“新学”的代名词。特别是民国以后的学者,他们所说的中西之别,几乎就是古今之别。如汪淑潜在《新旧问题》中明确说“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 11 而古代小说当然是属于“旧”的范畴,在“以今范古”的观念中,它从时间上就为中国小说设定了一个被替代的理由。

有趣的是,最早接触西方小说的人对小说的看法其实还是与旧的小说观纠缠在一起的。如1872年蠡勺居士所作《〈昕夕闲谈〉小叙》,与人们常见的明代小说之序,无论格式,还是基本理念,都没有什么区别,无非也是强调小说有“启发良心惩创逸志之微旨” 12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虽纵论古今中外,但落实到对小说的基本认识,也不过强调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与冯梦龙、袁宏道之流的见解并无二致。实际上,当梁启超们提出小说是文学最上乘的观点时,并没有引述西方人的原话。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说法虽顺应了改革的要求,但也与传统小说观念的重视社会教化功能有着内在联系,或者说只是强调得更突出而已。而它也很自然地为社会所接受,没有形成强烈的文化冲突。正如君实在《小说之概念》一文中就指出,随着西方小说输入,国人对小说的看法有所改变,最突出的是视小说为通俗教育之利器。“但质言之,仍不过儆世劝俗之意味而已。”13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本来是不会导致对中国小说的否定的。只有在对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有了不同的解释,这种否定才逐渐展开。这也就是梁启超们将国民精神的塑造,从传统道德层面引向政治层面,进而导致否定古代小说的实质。因此,最初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否定主要是基于对小说内容的批判。如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就说古代小说充满“怪谬荒诞”、“污秽邪淫”,主张“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以改变小说的面貌 14 。

在贬低中国小说的声浪中,并非没有唱反调的。如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叙》就痛斥“中国无好小说”之论。不过,他在极力推崇《水浒传》时,强调它是社会小说、政治小说、伦理小说、冒险小说等,其实也是在用这些西方小说类型来抬高中国小说,正如吴宓1920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谈》所说的“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15 。这种论证在后来也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即在中国小说中寻找与西方小说共同的东西,从而以此肯定中国小说并不输于西方小说。有时候,它从另一面遮蔽了中国小说自身的特点,可以说是“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另一种表现。

如果说,“以西例律我国小说”最初只是出于一种现实的要求,到了黄人、徐念慈、王国维等人,则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美学理论来研究小说的价值与特点。这些人对西方理论的接触与运用还是表面的,但由于得风气之先,又不乏理论的敏感,因而也得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见解,如王国维在著名的《红楼梦评论》中对《红楼梦》悲剧性的体认。只是他之称赞《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这部小说“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这一出发点使他的评论无法摆脱牵强附会的弊病。相比之下,胡适虽然受过了西方科学方法的熏陶,他却更习惯用传统方法来研究小说。所以,他在中国小说史学科的建立中的贡献是相当正面的。一方面他真正将古代小说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来对待,为小说史成为一门学科提供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他对传统方法的采纳,又为阐发中国小说的实际特点提供了可能。不过,由于他更热衷于具体问题的考证,在小说研究的理论上没有大的建树。而此时西方小说理论仍在不断引进,至清华小说研究会1921年编《短篇小说作法》的出版,可以说标志着西方小说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系统化、应用化。这本书表现出相当完整的小说文体思想,举例基本上是西方的,很少与中国小说实际相联系。这似乎是一种暗示,中国小说处于小说正格之外。

30年代前后,困扰小说界的首要问题仍然是什么是现代的新小说?就连古典小说的学者也无例外地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俞平伯的《谈中国小说》等就体现了这样的思考。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古典小说研究,都是从小说的走向上着眼,条分缕析地追溯中国旧小说的种种缺欠,指出现代标准的小说的种种条件。这种理论重心的转移,表明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大势” 16 。又如胡怀深在《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中指出现代小说的八个特质,亦即现代小说与中国原有小说的区别。其中“结构无妨平淡,不必曲折离奇”,“注意于人物描写的逼真,和环境与人物配置的适宜”等项 17 ,本来并非古代小说所没有的,如此比较设论,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一种偏见。

不过,30年代更具指导意义的还是典型论的传入与运用,它表明以刻画“人物”为中心的写实小说被视为小说创作的“正宗”,而人物典型化的理论、环境与人物关系的理论,特别是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观点遂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小说理论。这一理论在此后数十年中几乎成为评价古代小说的不二法门,小说人物论也成了小说研究的主流。如1947年有人就撰文认为中国小说中只有“类型人物”,而缺乏“典型人物”18 。正面的评价也很快就出现了。胡绳1948年在《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中即高度评价《水浒传》和《红楼梦》在典型人物的创造上取得的巨大成功 19。但是,由于古代小说通常是被认为只重情节、不重人物的,而典型理论在后来又经常被概念化、简单化,特别是过强的意识形态化导致的机械运用,也妨碍了对小说艺术成就的整体把握,带来了对古代小说新一轮的扭曲和否定,如对《红楼梦》中宝黛钗形象的分析以及对《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分析,都曾左右了对这些小说的基本认识。当然,由于典型理论的意识形态化,它也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西之别。不过,严格地说,这种模糊其实还是西方小说观念对中国小说特点的笼罩,如将贾宝玉视为“多余的人”之类即是如此。当40年代大众化、通俗化成为一种时尚时,“欧化”才受到了第一次广泛的质疑。章回小说一度盛行开来。虽然有不少人轻视或批评那种形式,但古代小说也相应地获得了一次从文体上重新审视的机会。可惜,同样由于意识形态的制约,40年代的通俗化只能算是一次对传统小说不彻底的反思。如孙犁1946年在《说书》一文中,基于革命文艺的立场,充分肯定宋人话本的优良传统,即叙述现实生活里的故事,而且善于编故事,并用群众语言写作,内容有教育意义。他进而说“平话小说脉脉相承的历史,可以说是人民文学的主流。” 20后来,这也就成为了小说史的一条主线。

耐人寻味的是,鸦片战争后,文化论战此起彼伏,从学校科举之争到中学西学之争,从旧学新学之争,到文言白话之争,环环相扣,从未间断。然而这一系列论战似乎并未在小说观上都得到应有的、充分的体现。即便在整理国故的热潮中,在为东方文明辩护的声浪中,古代小说也始终是不入流的。相反,随着中西文化的论争日益向西方文明倾斜,“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可以说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小说的地位则每况愈下。只有个别学者力图改变这种局面,如1919年下半年起,文化论坛便发生了关于新旧调和问题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认为提倡新文化,不应该反对旧文化,而主张融会东西两大文明以建立新文化 21。基于此,他尝试对中国古代小说作出新的评价。但是,在新文化的语境下,调和论已经成了守旧的代名词,所谓新评价在理论上就先天不足,因而难以贯彻下去。除非文学本身的发展促使文学内部产生了重新认识自身传统的愿望,例如张天翼1943年发表的《“且听下回分解”及其他》就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在谈到所谓旧小说与现代小说或外国小说的比较时,张反复强调自己无法评判优劣。虽然他仍然倾向于现代小说,但是他明智地说,各人总有个人的读书口味,所以有人喜欢旧小说是很自然的事。这种对个性与特点的迁就显然有助于对古代小说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后来,张写过几篇有较大影响的古代小说研究论文如《读〈儒林外史〉》等,看来也并非偶然。张氏此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是,他认为旧小说定型的写法,是源于一种定型的人生看法 22。如果与梁启超们把国民性的问题归咎于小说,那么,张差不多是反过来看的,即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点造成了小说的特点。这同样提供了一种可能,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客观认识,达到对中国小说的客观认识。问题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客观认识,比对中国小说的客观认识要更为复杂和困难。

二 知识结构的双重欠缺与角度偏差

“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产生的原因固然有上述社会背景与文学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但是有关学者在中西小说知识结构上的双重欠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由此导致的角度偏差更直接影响了小说观的科学性与小说史的全面、准确。

首先,20世纪初的学人对西方小说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不少观点缺少实证性与逻辑性。出于社会改革的需要,一些文学成就并不那么突出的小说家如福禄特尔(伏尔泰)因其启蒙思想而获得极高的评价,而托尔斯泰也是被当作政治小说家与伏尔泰等并称,他的说教色彩甚浓的小说如《托氏宗教小说》等被优先译介进来。而很多西方小说名著则没有完整地出现在当时学人的视野中。连精通英、法文的知新主人在历数自己所读中外小说后,也深有感慨地说“以吾二十年中所睹,仅得此区区者,顾欲评骘优劣,判别高下,不其难哉?” 23 既然对西方小说的了解主要基于部分作品不完整的印象,在以这种印象作为证据时,就难免产生偏差。有位叫侠人的就根据《茶花女遗事》等译本仅为一小册子,认定中国小说比西方小说繁富。而另一些人极力褒扬西方小说及其类型,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不但如此,早期学人所采之“西例”,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中国眼光中的“西例”,所谓“凡删者删之,益者益之,窜易者窜易之,务使合于我国民之思想习惯” 24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思维的怪圈一方面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否定,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将西方小说纳入传统的接受习惯与心理中。这恐怕也是“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发展到后来,又出现了借“西例”抬高中国小说的倾向的原因。

与此相关的,20世纪前期的学人对西方小说理论更是略知皮毛而已。正如吴宓1924年在《哈米顿〈小说法程〉中译本序》中所说“即西洋小说格律法程之专书,亦未见有翻译绍介或撮取编述之者,虽有一二种,亦皆止于短篇小说,是可憾也。” 25 关键在于,这些理论方面的译著总体上还显得相当粗浅。而在实践中,人们却已经习惯用粗浅西方理论随意评论中国小说。如论者常盛赞《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但很少人想过,现实主义在西方原本是与表达高度主观感受的浪漫主义相对的一场运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一词通常指描绘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并隐含着对社会环境的批评,以19世纪中后期欧美小说为代表。如果充分考虑这种理论背景,西方文论的普适性以及由此“检验”中国小说的合理性、必要性,都值得进一步思考。即便是在20世纪后期,西方小说理论的译介已相当可观,在运用中也很难说就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英国学者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是在中国有广泛影响的一本小说理论著作。2002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一部特殊的中英文对照本,其中列举了曾经广为流行的五个中文译本的大量误译。相当多的研究者正是按照这种误译来评论中国小说的。而且,即便翻译大体准确,一个术语或观点后面往往还有特殊的文化背景,能否硬套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文本之上,也值得考虑。比如《小说面面观》中有“扁形人物”、“圆形人物”的提法,于是有人也描述了中国小说人物塑造由扁到圆的过程,但扁、圆人物本身是不同的人物类型,在福斯特那里并没有简单的高下之分;同时,它原是由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依据人体含有不同“体液”而对人作划分的思想提出来的,未必能很贴切地用于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分析。

与对“西例”一知半解相对应的是,20世纪前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及其发展的了解同样也有限,即使是有心维护中国小说地位的人,其观点也往往缺乏足够的小说史知识支撑,而被简化乃至误解了的中国小说史在西例面前越发显得孤陋局促。今天看来,当时一些颇有影响的判断实际上都没有经过小说史的验证。例如,只要记得《聊斋志异》中还有《镜听》、《王子安》等精彩篇章,即便从“短篇小说者,人生横断面之某一角的表现也”的偏狭观点出发,也不会轻易得出“中国小说无短篇小说”这样有违小说史实际的结论;同样,如果没有忘记林冲、李瓶儿、王熙凤等人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也不会简单地说“人物个性随时间、环境之变动而发展,动的人物也,欧西小说中恒有之,……而吾国旧来作家则鲜注意及之。《儒林外史》中写匡超人是‘动的人物’仅有之例。”26

造成上述小说史知识上欠缺的原因并不复杂。从古代小说的传播史来看,小说一向受人轻视。早期的学者即使有所接触,也往往并不是光明正大或严肃认真的,而小说史的研究,除了少数名著外,更远远没有全面展开。所以,在20世纪前期以来的中西小说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红楼梦》几乎成了所有批评家抵御“以西例律我国小说”最有效的杀毒软件;当然,它也成了一些人论证中西小说相通的最有力的论据。问题在于,《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仅仅依据少数名著建立起来的小说观与小说史观至少是不完整的。与此相关,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小说史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学现象,尤其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体式繁多,历史悠久,仅仅从一种固定的观点或者说共时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不但抹杀了中西差异,也抹杀了古今差异。

正是因为知识结构的双重欠缺,20世纪初以来,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对中西小说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的比较。如所谓“西国小说,多述一人一事;中国小说,多述数人数事” 27 ,就是由于晚清西方小说多采用节译而得出的错误认识。而所谓“各国文学史,皆以小说占一大部分,且其发达甚早,而吾国独不尔” 28,实际上也暴露了论者对中国小说历史的无知或轻视。遗憾的是,这样的评论积非成是,至今仍有学者认为抓住了中西小说的特征要害,颇有说服力,可见正本清源,殊为不易。

就实际影响而言,“以西例律我国小说”还直接导致了小说史的割裂。例如一些现代小说家似乎更愿意认同外国小说的影响。郁达夫在1926年出版的《小说论》中称“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而现代小说也就是“中国小说的世界化” 29 。另一个小说家欧阳山在《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中也坚持说“外国花了几百年工夫培植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诗等等文学样式来,中国是没有的。”30 这些说法固然有其根据,但它显然忽视了现代小说家实际上也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了古代小说的传统 31 ,而由此割断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内在联系,则对小说史充分揭示两者的性质与特点都极为不利。

由于知识结构上的双重欠缺也造成了一系列角度上的偏差。比如,由于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关注,所谓“政治小说”也备受重视,研究者自然而然地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古代小说。不言而喻,符合这一尺度的古代小说是罕见的。而当有的学者从政治小说的高度把《水浒传》视为我国小说第一流的杰作时,一方面可能是对这部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因此导致了对小说中更为精彩的描写的忽视。实际上,在强调政治小说的意义时,小说文体的特点变得不重要了。如梁启超称西洋及日本“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32。20世纪小说史研究对古代小说政治性的强调与这一见解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样,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也导致了小说评价上不恰当的比较。例如晚清学者对西方的侦探小说推崇备至。而在这一称许下,古代公案小说就成了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其实,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本来是不同类型的作品,由于思维特点的不同,法律文化的不同,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但这种可比性不应该只是导向高下之分。

还有一个偏差很明显。众所周知,从魏晋志怪到唐传奇,再到明清的“神魔小说”,中国古代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非现实形象构成传统。但是,近代以来的学者,从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立场出发,将古代小说中的非现实形象构成作品统统视为“鬼神”类,加以否定。如棠《中国小说家向多托言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进步》一文,就盛赞西方小说“从未有组织鬼神不经之说以求怪幻者”。他批评《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作品,满纸皆山精石灵,幻形变相,“无斯须裨益于人群慧力之进步” 33。这不但是昧于对这些小说的具体分析,更忽视了小说艺术发展的过程,轻易地抛弃了一种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方式。有趣的是,20世纪40、50年代以后,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浪漫主义”又成了这类小说的桂冠,只是其中同样存在着对古代小说的简单化评判 34 。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基本上是在一种单向的文化交流下呈现出来的。当时,很少有中国小说在西方传播,中国学者也不大可能从另一方面听到不同的声音。19世纪歌德对《好逑传》等二流小说的称赞被很多人津津乐道,但这种称赞在20世纪初似乎还并不为国人所知。因此,尽管歌德在那壁厢称赞中国道德的纯净高尚,刘半农却在这壁厢唱着反调。他1918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科作的演讲《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中极力称赞外国文学的人道,不正面表现暴力,而“中国却不然,种种奸淫惨杀之事尽可在大庭广众之中高谈阔论”35 。其实,简单的道德评价,无论褒贬,往往都是某种文化偏见的反映。

1933年出版的《现代》杂志上有一篇美国人勃克夫人(赛珍珠)的文章《东方、西方与小说》值得一提。这并不是一篇很精深的论文,其中谈及了东西方小说不同的发展路径及特点,有些看法恐怕是中国学者所不可能具有的。比如她同样也认为中国小说对于背景不很留意,缺少情节,“除了那环绕着一个主要角色(假如有的话)的事情以外,简直没有重要的结构,次要的结构也不一定有”。但赛珍珠提醒人们,只要你读惯了,那里就有一件极明显的好处在。因为“在这种没有形式的小说里,就特别象征着人生。人生也是没有结构的,……这一种断片的感想,是中国小说最先给我们的”。因此,东西方小说的结局也不同,中国小说不追求故事的收场,它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她认为如果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西洋小说,就很明显的是味同嚼蜡了。她甚至批评当时的新小说缺少一种旧小说所固有的那种对于人性或是生命本身所发生的趣味。这些新小说被从西洋某种学派或则特别是从俄罗斯作家学来的不健康的自我解剖压迫着 36 。可惜没有材料可以说明,当时过分迷恋西洋小说结构与情节的国人在读到这样的评价时会作何感想?

应当说,“以西例律我国小说”表现出来的误解也并不完全是一种知识欠缺,也反映着对小说解读的方式与深度。如林纾《〈红礁画桨录〉译作剩语》中说“故西人小说,即奇恣荒眇,其中非寓以哲理,即参以阅历,无苟然之作。……若《封神传》、《西游记》者,则真谓之无关系。”37但至少对《西游记》来说,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它也并非如林纾所谓是与哲理、政治无关的“苟然”之作。又如郑振铎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在与俄罗斯文学相比较时说,中国文学“最乏于真的精神”38 。他对西例的了解大大超过了晚清学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出色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者。事实上,郑对古代小说如《金瓶梅》等在人性描写上的成就即给予过高度的评价。这表明“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已经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偏见之所以通行无阻,则是由于理论思考的深度不够。即以所谓“真的精神”论,这就是一个值得推敲的说法。中国小说对“真”的强调其实相当突出,只不过古代小说家一般不把“真”作为一个单独的指标提出来,而往往与“理”相联系,如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中所说的“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只要深入到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中去,我们就会发现,“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误区不仅在于指鹿为马,还可能以偏概全。所以,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指出“欲谈文学,必须著译专书。今报纸零篇,连类而及,区区数行之中,而欲畅言一国一时代文学,岂易事哉?”39 不过,吴宓始料不及的是,即便是专著,如果不从观念与方法上加以改变,偏见不但不能避免,甚至还会被放大。

三 “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文体偏见与正面效应

“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在20世纪的流行,造成了一系列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偏见。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名家的宏论中看到这样的观点“中国传统小说,虽然数量不少,实在只有讲史和传奇(包括烟粉、灵怪、公案等)两个类型。而外国小说却有更多的类型,例如政治小说、科幻小说等等,都是中国所没有的。在各种类型小说的故事情节、主题思想、描写技巧各个方面,外国小说都显得更繁富、深刻、高明。”“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方法,永远是按照编年排日的次序以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不会用倒叙、插叙,推理、分析,旁白、独白种种艺术手法。碰到一个故事需要追溯前情或补述旁事的时候,只会用话分两头,且说……,或这且按下不提,再说……这一类公式化的结构。”40 这一批评很有代表性。说这番话的施蛰存其实对中国小说也有过相当正面的评论,这再次证明“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影响之深远。

对中国小说文体的否定从一开始也是与对它的内容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的改革家们武断地认为,中国小说的题材或类型不外乎“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前引《小说丛话》中梁启超、侠人、定一等都有类似的说法。这种简单的三分法将中国小说基本上都归入了所谓语怪、诲淫、诲盗之列,不但认为它在内容上有明显缺限,在类型上也显得贫乏。而在他们看来,西方小说却是题材广泛,类型丰富。“譬如‘短篇小说’,吾国第于‘小说’之上,增‘短篇’二字以形容字别之,而西人则各类皆有专名,如Romance,Novelette,Story,Tale,Fable等皆是也。” 41所以,他们热衷为小说贴上名目繁多的标签。关键在于,他们认为“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往往不能相容”42。而以报刊为主的传播形式也确实使旧的小说文体面临新的挑战。

如前所述,在西方小说传入之初,也存在着“以中例律外国小说”的情况。如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说“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43但这种了无新意的叙事理论显然不足以解释西方小说。当时,虽然也出现了一批《小说原理》、《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之类力图从宏观上把握小说文体特点的文章,但所讨论的基本上还是“繁简”、“雅俗”、“虚实”这样的传统命题,还不致于对中国小说的文体形成强大的冲击。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一批新的小说作法、小说通义、小说概论著作陆续问世,显示小说文体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华林一译哈米顿(Clayton Hamilton)著《小说法程》和次年出版的汤澄波译Bliss Perry著《小说的研究》等,它们成为当时中国小说理论的基本依据。严家炎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的《前言》中指出,“五四”时介绍了西方以“人物、情节、环境”为小说三元素的理论,“它对中国性格小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小说片面重视故事情节的旧格局”。清华小说研究社的《短篇小说作法》,郁达夫的《小说论》,沈雁冰的《小说研究ABC》等,都接受了这种新的三分法理论。西方小说理论的兴盛,意味着对中国小说的批评从思想层面向文体层面的深入,而古代小说一旦在文体层面纳入了西方小说的分析与评价体系,它要得到客观的认识势必更加困难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即使是像俞平伯这样精研中国古代小说、卓然成家的学者,也无法摆脱“以西例律我国小说”预设的理论前提。例如在《谈中国小说》一文中,他正确地指出中国“古之小说本非今之小说”,因此,“我们用今日所谓小说之标准去衡量古之小说,而发见种种的有趣的龃龉”。包括短篇与长篇这样看似简单的分类观念,俞平伯也认为“这套外国衣裳,我们穿起来怪不合式”。他说“中国文学受西洋的影响决不能没有限制”,同时,“古人的滥调固不宜采用,但有许多色彩为中国小说的基本调子,不该完全抛弃”。不过,在具体论述中,俞平伯还是用所谓“三分法”把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得几乎一无是处。他认为“注重环境之作品为近代西洋之产物,中国古时殆无此项成绩,可以除开”。而人物描写无论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均十分简单,只有《水浒传》、《红楼梦》是例外,但“若讲起结构,中国小说在此方面更劣于描写,几乎无全璧,即大家赏识的《红楼梦》,细考校去,亦是一塌糊涂”44。接着,俞氏还历数了中国古代小说结构上任意起讫、无意味的延长、无限制的连缀、不调和的混合等弊病。

在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加以批评的意见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一点是认为中国小说缺少描写。这涉及到社会、背景、人物、心理等不同层面。瞿世英《小说的研究》中就说“中国小说的缺点,在不能描写,不能刻画,结果作品中没有个性存在,无明了的人格。读者只能知道一件事或许多件事,而不能了解作品中的人。”45杨振声在《〈玉君〉自序》中也说“《水浒》、《红楼》等长篇小说,都是偏于横面的写法,所以写了个全社会,写来又是那么长,作者终身只能作一部。如西洋长篇小说的体裁,从纵面写下去的在中国几乎没有。”46尽管也有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吴宓就认为“纵写横写之小说,中西各皆有之”,进而得出《红楼梦》“实足媲美且凌驾欧美而无愧”的结论47。但这样的反驳在当时不啻空谷足音。直到20世纪末,我们仍然经常可以看到有人依据西方小说将小说分为情节小说、人物小说和戏剧性小说的观点,批评传统小说属于情节小说而不重视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

缺少描写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从西洋小说的心理分析出发,认为中国古代小说乏于心理描写。1903年,璱斋就在《小说丛话》中引英国文豪“小说之程度愈高,则写内面之事情愈多,写外面之生活愈少”的观点,称“持此以料拣中国小说,则惟《红楼梦》得其一二耳,余皆不足于是也”48。张恨水则通过“林译小说”看到了外国小说描写手法之长,认为“尤其心理方面,这是中国小说所寡有的”49。随着小说研究的深入,这种看法有所改变。如茅盾1940年在《关于〈新水浒〉——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中就指出“大众能够领受的旧小说,便是或多或少有些心理描写的;……《三国演义》与《水浒》就是富有深刻的心理描写。”50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心理描写,而在于怎样描写。我们至今仍不时看到一些论文在费劲地论证中国小说中存在心理描写,实际上还是掉在20世纪初的学者设下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而这种论证最后往往还是向“以西例律我国小说”靠拢,一些学者力图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寻找意识流、潜意识之类,就是如此。

其次,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在结构上不如西方小说,也是“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如知新主人在《小说丛话》中征引时人见解称中国小说与外国小说有不同的阅读感受,“盖以中国小说,往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来历,使阅者不必遍读其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而外国小说,则往往一个闷葫芦,曲曲折折,直须阅至末页,方能打破也”51,其间高下优劣,不言自明。在《〈毒蛇圈〉译者识语》中,他还对中国小说备叙人物始末或普遍采用楔子、引子之类结构持批评态度,极力推崇西方小说起笔即是人物对话,凭空落墨的写法 52 。在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章回小说在报刊上广为流行,一度引起人们对这一传统小说形式及相关作品的热烈讨论,也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与所谓“文艺小说”的对比性观照中,因此,章回小说的文体至多不过是站在被告席上得到一点辩护而已。如有人说“章回小说的形式实在不过是分章回,琐屑的写人物而已。这并不足称之为形式,就是有形式只可说是平铺直叙,散漫而无结构,有故事而无修辞。” 53

那么,中国古代小说在结构上真的一无足取吗?回答这个问题同样要对小说史作深入细致的考察。粗略地说,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古代小说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结构方式。例如在通俗小说的早期,说书艺人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适应表演伎艺与听众接受习惯的结构方式,在时间叙事中的“说时迟,那时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空间叙事中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支”等等,以及在叙事节奏中以情节单元为中心,组织段落,并最终形成章回体制,都不能简单地纳入“西例”当中去。从观念层面来看,一个小说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往往还具有外在表层叙述结构与深层思想结构的相互配合。诸如因果报应、轮回、大团圆等,都可能成为中国小说结构的关键要素,这些同样无法简单地纳入“西例”中去。另外,中国小说与古代其他文体也存在着密切关系,在结构上也会有所体现,如小说的情节安排与人物设置都与戏剧有很大的关系,在某些小说家如李渔那里,这一点甚至是一种鲜明的创作特色。抛开了这种种决定中国古代小说结构的基本条件与要素,是无法对它作出公正的分析与评价的。

无可否认,当“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发展到理论探讨阶段时,对中国小说特点的分析也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1932年李何林发表的《小说概论》就反映了对小说不断“欧化”的矛盾心理。不但如此,一些学者还开始思考更为具体的问题。如施蛰存1937年在《小说中的对话》中提到在西洋小说被认为是“文学上的正格”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旧小说中常是对话与叙述连贯地写下去,没有引号或分行的标明,使读者看不清什么地方是对话、什么地方是叙述。而且辄用“某生曰”或“某人说道”也不如西洋小说随时插入一点描写如“某人笑着说”、“某人沉思似地说”之类。这看上去是一个并不重要的问题,但也反映了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影响之深,用施蛰存的话来说简直是“过继给西洋的传统了”。但是,施蛰存却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认为利用导引语和补注语会使对话与叙述的本体脱节,破坏小说的文体美。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即所谓西洋式的正格的小说“到底它们比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甚至笔记体的小说能多给读者若干好处呢?曹雪芹描写一个林黛玉,不曾应用心理分析法,也没有冗繁地记述对话,但林黛玉之心理,林黛玉之谈吐,每一个看过《红楼梦》的人都能想象得到,揣摹得出”54。虽然这一问题至今没有答案,却反映了中西小说交流真正值得重视的探讨方向。

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引入和不同于以前的小说诠释模式,“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也形成了互识互证,对新的小说观的建立,也有不应否认的正面效应。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说的,传统小说理论虽然在一些具体现象的分析方面做得比较细致,但即便是在什么是小说这样的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统一的认识。所以,“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在以西方小说作为参照系的同时,也为厘清古代小说的边界与特点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具体来说,则有以下几方面的积极作用。

首先,传统小说观文体意识上的错综复杂不利于小说的分析。例如由于传统小说理论强调小说“羽翼经史”的作用,对小说内容的关注停留在道德劝惩或真伪虚实的问题上。而新的小说观从抬高小说的社会作用入手,使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作为一种人类的审美活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本体论。

其次,尽管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的理论在讨论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方面,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55,但“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也揭示出传统小说理论所不注意的一些艺术特点。如上文所引茅盾对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写的肯定,其实就是受西方小说观念影响的一个结果。恰恰是因为有人依据西方小说否定中国古代小说存在心理描写,才迫使我们的研究者有可能去认真地审视这一被忽视的现象,从而发现中国古代小说在心理描写上与西方小说的异同。同样,由于西方小说理论的提示以及对西方小说相关现象的认识,诸如情节冲突、叙事模式、叙事角度等带有普遍性的小说形态问题,也都成了透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特点的全新角度。

第三,“以西例律我国小说”还为中国传统的小说理论的改造与发展提供了有参考意义的借鉴。事实上,20世纪后期,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不少小说评点所蕴涵的理论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其间虽然有与“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类似的西方理论对中国小说评点的强行“收编”,但从正面的角度看,也不妨说是一种“激活”。1982年出版的叶朗著《中国小说美学》就是较早地系统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与西方小说理论相结合的著作。而在大洋彼岸,也有学者尝试以明清小说的评点作为阐释框架或出发点的,如蒲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就是这方面值得重视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由于在西方小说及理论的参照下,中国小说的独特地位与特点才有可能得到相应的思考。尽管这种地位与特点常常被西例所笼罩,但放在整个文学史上看,古代小说仍然在20世纪登上了大雅之堂,与传统诗文等一起,成为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很难想象,没有近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没有西方小说观念的引进,中国小说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以西例律我国小说”所引起的文体偏见与正面效应是相伴而生的,为我们如何恰当地运用西方小说及理论作为评论古代小说的一个参照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正确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正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深化的契机。为此,我们应认真反思古代小说研究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使小说研究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这个层次既不是传统小说观的因袭复活,也不是西方小说观的移植套用,而是在对古代小说文体全面总结基础上的全新探索。

赘 语

20世纪,面对西方文化,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作为小说翻译家的林纾,他的态度十分典型一方面,他坦承“亚之不足以抗欧”,另一方面,又提出“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56。但这种中西合一的理想在西方文化日盛一日的挤压下,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以致有学者指出“近百年来,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或者已经销声匿迹,或者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来的则是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术语。” 57

不言而喻,“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为研究中国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也是一些学者对此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当20世纪初那种完全否定中国小说的极端意见被逐渐扬弃后,“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合法性似乎更不成问题了。台湾学者侯健在其《中国小说比较研究》58一书的《自序》中,针对各国传统不一,难能以此例彼的主张,就仍然明确宣示他希望借助西方的方法,对我国小说进行重新了解与评估。不过,如何克服角度所可能带来的偏见误解,绝不仅仅是一个分寸问题。比如,侯健在此书中论证《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一部特具兴趣的书,所依据的西方理论与作品都较以前“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粗陋不可同日而语,但所得结论如谓《西洋记》所讲的是一个神胄的英雄,具有建立整套神话的意义之类,即便证明了作者“暗合西洋现代小说的理论”,也无法令读者信服其“匠心独具为中国传统小说放异彩”。其实,在刚刚开始进入现代化时期的台湾,曾近有过一场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夏志清代表了一方,他主张用中国传统的批评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另一方如古添洪、陈鹏翔等,则更积极地主张“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59 。耐人寻味的是,对“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之风”持异议的夏志清有如本文开篇所引述的那种地地道道的“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之论,而陈鹏翔后来却又力辩一些学者对他们观点的误解,称他们在主张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时,也强调了要加以考验、调整乃至修正60。这仿佛是一个理论的吊诡,倡导传统文论的在实践中不知不觉地袭用了西方标准;而在实践中惯用西方文论的,在理论上却必须表现得不偏不倚。这恐怕就是那场讨论没有有效地深入下去的原因之一。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式的批评方法是一种趋同思维。如同前文已经多次指出的,这种批评方式可以导致对中国小说的否定,也可以导致对它的肯定,它以共同的思维方式满足了不同的理论指向。看上去是分道扬镳了,实际上又是殊途同归。上述争论没有深入下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对“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之类现象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总结。

不过,尽管“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一直呈强劲态势,却并不意味着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史学科的建立过程中,传统学术完全无所作为。在上文,我有意没有提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这都是一部影响最大的小说史著。在“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学术背景下,这部专著的价值不单是确立了小说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与内涵,而且有着明显的纠偏意义。鲁迅以新的学术理念为基点,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与类型特征作了宏通的论述,而在具体的表述方式上,他却没有采纳当时最流行的批评术语,而是以传统的“文”、“意”、“气”等概念及其衍生词为中心,对诸多作品加以精微的点评。这不但显示了传统思想资源与现代学术发展相结合的可能性,也为从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特点出发,构建小说史研究的学科体系起到了示范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用正确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比以往更为紧迫的任务。如果说,上个世纪初小说由边缘一跃而进入文学的中心,正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产生“以西例律我国小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21世纪初,全球化又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小说却与整个文学一道面临了新的边缘化,这种背景既有可能使“以西例律我国小说”获得更有力的思想支持,又有可能使它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静考察。现代科学理性的深入人心足以使我们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化倾向,但我们也应认识到,超越中西文化的藩篱,也不可能完全是一种中性的、无立场的纯逻辑活动。由于现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更深,中国古代小说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实际上又具有了新的、结构性的功能意义。也就是说,它可能将成为我们今后识别中国文化的一个先天烙印。所以,建立符合中国小说实际、又具有现代思维特点的小说观及小说史观应该说也正逢其时。毕竟我们已经有过“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经验与教训,更有百年来小说研究所积累的重要成果,这是20世纪初的小说评论家们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吴宓曾表示“予久拟撮取西籍之精要,并探究中国旧小说之义法,而著小说法程一书,顾以课忙事冗,卒未能成。”61这种小说观方面的缺失当然不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由西方文学理论越俎代庖,僭越中国古代小说诠释的局面现在应该结束了。

注释

①《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59页。

②《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页。

③以下凡引自此书者简称陈编。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同年还出版了此书严家炎编第二卷、吴福辉编第三卷、钱理群编第四卷,本文多有征引,注中概简称严编、吴编、钱编。

④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⑤陈编,第48页。

⑥严编,第24页陈编,第102页。

⑦严编,第34页。

⑧严编,第177、178页。

⑨严编,第300页。

⑩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引自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12陈编,第570页。

13严编,第65页。

14陈编,第69页。

15《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第20页。

16参见吴编之《前言》(吴福辉撰)。

17吴编,第262页。

18见袁圣时《中西小说之比较》,引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钱编,第528页

20钱编,第416页。

21《“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57页。

22钱编,第205页。

23陈编,第101页。

24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陈编,第106页。

25严编,第361页。

26见袁圣时《中西小说之比较》。

27《小说丛话》曼殊有类似的说法,陈编,第88页。

28《小说丛话》慧庵语,陈编,第82页。觉我(徐念慈)《〈小说林〉缘起》,陈编,第256页。

29严编,第418页。

301941年1月1日《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钱编,第70页。

31参见刘勇强《吴组缃小说的艺术个性》,《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32《饮冰室自由书》,陈编,第23页。

33陈编,第234页。

34参见刘勇强《幻想的魅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5严编,第50页。

36吴编,第198、199、206页。

37陈编,第183页。

38严编,第94页。

39《“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64页。

40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上海书店1990年版。

41紫英《新庵谐铎》,陈编,第253页。

42《〈新小说〉第一号》,陈编,第39页。

43陈编,第43页。

44吴编,第35、28页。

45严编,第274页。

46严编,第371页。

47严编,第394页。

48陈编,第84页。

49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50钱编,第57页。

51陈编,第102页。

52陈编,第111页。

53楚天阔《过去,现在,未来》,《国民杂志》1942年10月号,钱编,第162页。

54吴编,第47l页。

55参见杨力宇《西方的批评和比较方法在中国传统小说研究中的运用》,载李达三、罗钢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56见林纾《〈译林〉序》、《块肉余生述前编序》、《洪罕女郎传跋语》,陈编,第42、348、181页。

57《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页。

58(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

59参见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第37页。

60夏志清、陈鹏翔文俱见黄维 、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1严编,第362页。

2002年12月20日

[作者简介]

刘勇强,1960年生。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该系教授。发表过专著《中国神话与小说》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