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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堂序》的作者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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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昆《大雅堂杂剧》万历时原刊本前有《大雅堂序》一篇,末署“嘉靖庚申冬十二月既望东圃主人书”。拙文《关于汪道昆的几个问题》曾说“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正是汪道昆任襄阳知府的第三年。从内容看,这是一篇作者自序,‘东圃主人’当是汪道昆的又一别署。” (见《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其后,徐朔方先生《晚明曲家年谱·汪道昆年谱》在引述此《序》后云“据《太函集》卷二十九《王子镇国少君传》及卷九十五致‘东圃镇国’书,襄王孙即镇宁恭靖王少子朱厚柯,东圃主人即其人。说者以为东圃主人是道昆另一别号,误矣。” (《徐朔方集》第四卷《晚明曲家年谱·皖赣卷》第2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徐先生未提“说者”之名,是长者厚道之处;我虽心存疑惑,也未深究。近见数种著作皆从徐说,觉仍有辨明的必要,因这毕竟关系到我们了解汪道昆作《大雅堂杂剧》的初心,故不揣冒昧,特向徐先生求教。

笔者仍以为《大雅堂序》为汪道昆自序。因为,“东圃镇国”与“东圃主人”,虽有二字相同,但不能就此断定为一人。“镇国”与“主人”,二词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

“镇国”是爵位名称。明制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为王世子,诸子封郡王;郡王嫡长子为世子,诸子授镇国将军;郡王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授奉国中尉 (《明史》卷一百一十六《诸王列传》;《渊鉴类函》卷六十《诸王》)。 据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十九《王子镇国少君传》云“少君名厚柯,镇宁恭靖王少子,襄宪王曾孙也。”查《明史·诸王世表四》,襄宪王瞻墡,为仁宗嫡五子;镇宁恭靖王见瀷,为襄宪王孙。朱厚柯未入《诸王世表》,从他属于“厚”字辈可知,应为镇宁恭亲王之孙,而非“少子”。因太祖朱元璋以子孙蕃众,虑命名重复,乃于东宫、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字为一世。其中燕府(后为帝系)二十字为“高瞻祁见,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明史》卷一百《诸王世表一》)。 襄宪王为成祖朱棣之孙、仁宗朱高炽的嫡五子,属“瞻”字辈;镇宁恭亲王为襄宪王之孙,属“见”字辈;恭靖王之子为“祐”字辈,如表中记其嫡子为安懿王祐檽;故朱厚柯应为恭靖王之孙,说他是“恭靖王少子”,实误。这样算来,朱厚柯是仁宗皇帝的四世孙,应封为“镇国中尉”。汪道昆致书称“东圃镇国”,略去“中尉”二字,乃是常情。

“主人”二字用处颇多,今尤广泛。但有一种用法只行之于古代。《仪礼·乡射礼》云“乡射之礼,主人戒宾。”汉郑玄注曰“主人,州长也。”《后汉书·邓晨传》记更始时,邓晨为常山太守。王郎反,光武刘秀自蓟走信都。邓晨与其会于巨鹿之下,自请从击邯郸。光武说“伟卿(邓晨之字)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乃遣邓晨归郡。故《渊鉴类函》卷一百一十三《太守》记邓晨为“常山北道主人”。《大雅堂序》作于嘉靖三十九年,这是汪道昆任湖广襄阳府知府的第三年。州长、太守、知府,名异而实同,因时代演变而有不同称谓。明代为知府者,俗仍称太守。“东圃主人”的别号,符合当时汪道昆知府的身份。

至于“东圃”二字,很可能是借用宋赵抃“政成治东圃,於焉解宾榻”的诗意。朱厚柯自比于汉之陈蕃,在“东圃”设榻接待如徐稚一样的高士(《后汉书·徐稚传》徐稚,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为稚来特设一榻,稚去则悬之);汪道昆则如“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的赵抃(见《宋史·赵抃传》) ,治政之余至“东圃”休闲,与朱厚柯相聚宴饮、同观剧戏。朱厚柯与汪道昆友善的情况,由汪氏所撰《王子镇国少君传》中可见一斑“……高阳生(汪道昆自称)为太守,自称酒徒。少君故酒豪,然数负太守。少君设部乐习吴歈,太守至则命升歌,务尽长夜。……少君绝口不言郡事,太守愈益亲之。少君多御人,不无怨者。太守风少君毋丛怨,乃出良家子十余曹。”可见二人交情之笃。汪道昆离任此地五年后,还有书致“东圃镇国”,表思念之情。当年二人别号中同用“东圃”二字,仅以“镇国”、“主人”相区别,也就不难理解了。

也许有人会说,“主人”一词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如《仪礼·乡饮酒礼》“主人就先生而谋宾介。”这里的“主人”,郑玄注曰“谓诸侯之乡大夫也。”《仪礼·士昏礼》“主人筵于户西。”注曰“主人,女父也。”又如今所谓房主人、家主人等。朱厚柯用“东圃主人”之号,似也是可以的。事实上,也有王族用过“主人”之号。如清宗室奕,号西园主人;善耆,号如当舍主人等。仅凭汪道昆时为太守、可用“东圃主人”之号,即断定《序》为汪作,似也难以令人信服。

那么,还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序》文本身。好在不长,为了便于说明,现将全文照录如下

襄王孙曰,国风变而为乐府,乐府变而为传奇,卑卑甚矣,然或谭言微中,其滑稽之流与?乃若江汉之间,湘累、郢客之遗,犹有存者。顷得两都遗事而文献足征,窃比吴趋,被之歌舞。宾既卒爵,乃令部下陈之。贵在属餍一脔足矣,彼或端冕而卧,其无求多于予哉。嘉靖庚申冬十二月既望东圃主人书。

序文以襄王孙(朱厚柯)之言开头。王孙说,由国风、乐府发展而来的戏剧,虽被视为 小道、“卑卑甚矣”,却往往寓有微妙的或深刻的道理。故而发问难道戏剧是继承了古来以滑稽的言谈举止行规谏之实的传统吗?这里貌似提问,实是肯定了戏剧的讽喻意义。

以下的文字,其中“顷得两都遗事而文献足征,窃比吴趋,被之歌舞”,显然是剧作者的语气。作者根据文献足征的关于范蠡、楚襄王、张敞、曹植的遗闻轶事,私下编成南曲杂剧《五湖游》、《高唐梦》、《远山戏》、《洛水悲》四种〔合称《大雅堂杂剧》,四剧中仅《五湖游》用南北合套,余皆用南曲,即所谓的“吴趋”。“窃比吴趋”一句,可解为“私下自比于吴优”。吴趋,即吴歌,这里引申为吴优。汪道昆喜欢吴歈,由其所作《观舫》诗中,亦可见“扁舟竟日系菰蒲,云是鸱夷事五湖。课绩漫劳书越绝,征歌还许出吴趋。” (《太函集》卷一百一十五)〕 ,交由部下排练,在宾客们畅饮之后,令优伶载歌载舞演于红氍毹之上。作者表示,只要观者能略有所获,自己就很满足了。至于这“部下”,是地方官伎,还是朱厚柯的王府部乐,根据《王子镇国少君传》中所说“少君设部乐习吴歈”,很可能是由朱厚柯的部乐排练演出的。

不过,汪道昆的门人潘之恒曾说“汪司马伯玉守襄阳,制《大雅堂》四目。《画眉》、《泛湖》以自寿,《高唐》、《洛浦》以寿襄王,而自寓于宋玉、陈思之列。” (潘之恒《亘史杂篇》卷四《曲余》)这 里所说的襄王,当指襄庄王朱厚。他于嘉靖三十一年嗣封,四十五年薨。他对汪道昆尊礼有加。汪氏在后来所作《祭襄王文》中说“道昆昔以天子守吏待罪邦域之中,王不以其无良礼遇逾溢久而不替。今则已矣,其如国士之报何?” (《太函集》卷八十一) 其《祭襄国母张太妃文》亦云“嗟乎,当道昆之守襄也,幸得奉襄王欢……” (同上) 《大雅堂杂剧》中既有寿襄王和自寿之作,其由襄王府部乐或地方官伎排练演出,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以上所说,笔者以为此《序》乃汪道昆的《自序》;开头不过是借襄王孙之言,肯定戏剧的讽喻意义,亦借以表明自己谱写四剧的初心而已。

拙见能否成立,还请徐先生及专家们指教。

2003年10月3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