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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敬观《唐诗说》看同光体后期诗人的诗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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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旧文化激烈冲撞的近代诗坛上,同光体一向被视为坚守旧诗营垒的最后一支劲旅。其实,正如这派诗人的主力在社会变革中并非一味守旧,同光体诗人在诗学观念方面,也在守旧的同时显露出随时趋新的眼光。其中在传统诗歌艺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更表现出以现代眼光总结文学史的自觉意识。被称为“同光体后劲”的夏敬观,便是典型的代表 ① 。本文拟对夏敬观与同光体诗人唐诗理论的异同加以考察,采用比较方法探索后期同光体诗人诗史观的变化和学术贡献。

夏敬观(1875—1953)乃近代著名学人,于经史、诗词及书画艺术等俱精研有得,论著丰富,《夏敬观先生传略》所录书目凡二十七种 ② 。诗词方面言之,夏氏既有诗词集《忍古楼诗》和《吷庵词》,亦有词学专著《词调溯源》、《词律拾遗》、《戈顺卿词林正韵订正》,论诗专著《八代诗评》、《唐诗评》、《唐诗概说》、《刘融斋诗概诠说》,和校注梅尧臣集,选注汉短箫铙歌、孟郊、梅尧臣、王安石、陈与义、杨万里与元好问诗等 ③ ,可以说对于八代诗到唐宋诗都作了系统的研究。其中论说唐诗,主要见于今本《唐诗说》中八篇说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王孟韦柳、韩愈、孟郊、元白、李商隐、韩偓)和一篇《唐诗说》(续)。本文首先分析其中所见之夏氏诗学观,指出夏氏诗论于同光诗人中的特殊性。再与同光体后期诗人曾克端《论同光体诗》中相关内容之论述相比较,归纳夏氏从诗史角度考察唐诗研究的重大问题 ④ 。最后阐发《唐诗说》(续)之论述意图,显示夏氏于此两种著述中所寄寓的指导同光派后学的用心,及其诗论在诗歌研究史上的意义。

中国传统诗论发展到晚清,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除了综合调和前人之说以外,几乎已提不出新的概念和思想。夏氏八篇说唐诗的方式,是引述宋以来诗话或史传记载中相关的论述材料,再加案语,属于评点诗话的性质。虽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观念,但他在继承传统诗学观的同时,对不少传统见解提出了质疑和大胆的否定,其中不少思考已具有诗史研究的现代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说每一诗人时所触及的论点,如李杜诗之优劣、李白诗之忧国情感、杜甫诗之章法、元白诗之浅俗、义山诗之学杜等,虽然都是传统唐诗学中的老话题,但都成为20世纪唐诗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以下先就其中显示的诗学观点,归纳为三方面来论述

(一)诗的功能和本质

自两汉以来,说诗者莫不标举诗教,视之为诗道兴衰的首要标准。夏氏却从诗的本质着眼,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截然相反的见解。他引东坡兄弟论“李不及杜好义”而评曰

二苏言论如此,盖皆就诗教立言,固是堂堂正正议论,予何敢以为非!然至今日,言杜诗者,惟知此论,遂成为口头门面语,于杜之文章关键,前人非不阐明,而为此蒙头蒙面之论掩之,实论诗者之流弊也! ⑤ (第44页

他指出不能纯以诗教之伦理功能看诗,要注意诗之表现艺术,实已涉及他说的诗道的问题。论诗不能一成不变,所谓“然至今日……惟知此论”,当是借评二苏而对“今日”学界仍然沿袭诗教观念品评李杜的研究者提出的针砭,可见他认为据诗歌社会功用为评价作家之主要标准的传统诗道观念应当随时变革。

夏氏反对从诗教角度论诗,亦见于《说李白》,如《蛩溪诗话》评太白诗有为悦妇人而作“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反对元稹将李杜并论 (第8页) 。夏氏于案语中辩说太白本不屑屑于梁陈轻艳之词,即使被玄宗诏作之《宫中行乐词》,亦深含讽刺。但评李杜之诗,不应以此为标准。他一方面驳斥“责白此际之诗应有补于苍生社稷,岂不迂哉!” (第7页) 一方面提出“论诗必责以篇篇忧国忧民,窃恐古今诗人,皆被淘汰。” (第9页) 不能尽由诗教衡量诗人成就高下。《说杜甫》一篇中,他开宗明义即说“评论文章,必须就文字立论,而后可示学者以艺术津梁。” (第43页) 主张以诗之本质还于诗歌本身,从艺术角度考察诗歌价值。

夏氏重视诗之艺术本质,并非否定诗歌讽刺时事的“诗道”,他对李杜和元白讽刺时事的乐府都很重视。《说元白》云

评诗者或以为元白乐府讽刺,嫌其太露,逮不及李杜,然诗道固随时代变迁转移。当李杜时,唐亡之机,虽已萌渐,而尚为盛世;德宗时,衰象已显。开元至贞元,正如清代乾嘉,奢侈之余,府库虚匮;德宗时,正如道光朝,上下讳言变乱。盛衰治乱既有不同,风雅岂能无正变之判。 (第88页

对于元白的乐府诗“太露”的批评,在宋元明清诗论中常见。夏氏在肯定李杜元白的乐府讽刺同样继承了风雅的同时,又进一步从时代变迁的角度说明其艺术表现不同的原因,明确地道出了诗道随时代变迁,论诗者的价值体认也应因时而异的观点。

然则夏氏关于诗道和诗本质的观点是否有矛盾?既重视社会对诗歌的影响,但不主张仅从社会功能看诗。从创作与批评两端言之,其实并没有凿枘之处。时代风会不同,诗人作品骨格面貌有变,对具社会使命感的诗人来说,创作所受影响更大。如夏氏所云,由唐至清皆如出一辙。诗作为艺术语言的结晶,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纪录;文学没有记载具体事实的任务。读者可通过诗作体察和感知作品通过文字传递出来的作者由于社会兴衰、历史事件引发的感情而积淀下来的思绪。所以评诗者论乐府讽谕诗也都以含蓄浑成为上,但夏氏认为艺术表现的刻露,也可以令读者感受衰世的时代氛围。这就是夏氏为元白诗“太露”作护说的理由。在诗本质的问题上,我们看到夏氏的诗观是从文学本身出发看问题的,将“诗与社会”放在一种合理的关系上。就诗歌表现社会的积极性言,他与稍后的同光派诗人曾克端明显有别;同样经过动乱的时代,曾克端主张诗歌应绝对反映社会“我们如果还在古人脚下打圈子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惟有史实是一时代和一时代不同,只要我们做诗的技巧高明,只写时事,便可以站得住。” ⑥ 曾氏主张以新的苍生社稷内容充实作品,是以诗见史的一种文学史观念,仍是传统诗教说的翻版。

(二)诗歌创作与审美

夏氏在诗歌创作方面与前人一样,主张作诗要自成一家。他在说唐诗各篇中,都强调此等诗人之成就在于能“别开生路”、“别立门户”、“特开一派”。《诗概诠说》中“诗不可有我而无古”一条云“天所赋于我者,无论学古至如何程度,皆不失我所受赋之性。古今诗人,能自成家数者,以此。” (第149页) 指出诗固要有古,但作者个性才是作品面目所在。而所谓有古,是“无一字无来历,却亦无一字蹈袭古人” (《说孟郊》) 的表现境界。他在论学杜时指出“夫凡作诗,凡古人名作,皆当心领神会,得其诀而不袭其貌,且须避之。” (第53页) 由《说杜甫》中大量论杜诗章法的篇幅观之,所谓心领神会,主要指由熟读而得的章法的领悟。论杜诗《丽人行》云“‘头上何所有’四句,效古乐府,乃乐府体也,章法特出变化,乃不蹈袭前人文章。” (第50页) 指出杜甫将汉乐府《陌上桑》之句式运用于《丽人行》之章法而能加以创变。学古不惟不袭古人之貌,“且须避之”和“变化”,是一种非常自觉的创作态度。他在《梅尧臣诗·导言》中提到“熟意炼生”时,明言“古人既已说过,要你说他做甚。” ⑦ 又评朱弁《风月堂诗话》论义山诗云“朱氏谓义山亦自觉,故别立门户成一家,正义山善学杜之诀。”又云“余按山谷学杜,正是从义山入,山谷学义山之学杜,固不期其貌似义山,义山学杜,岂期貌似少陵者耶?” (第102页) 山谷与义山学杜而不期貌似,故谓善学。至于他说孟郊诗与退之诗不求人爱,不要人道好,更是就韩孟诗刻意求新的精神而言之 ⑧ 。

诗歌的审美方面,夏氏特强调一“拙”字。他两次引吴乔论杜语“读杜诗,粗笨语有之,曾无一郛廓语。” (第48、59页) 又两次加按“予谓粗笨语,乃拙字诀耳!宁拙毋巧,乃文章真诀。”“吴所谓粗语笨语,即予所谓拙处也。”以拙言诗,循《后山诗话》论诗说法,即以质朴文字达高深浑厚的艺术效果。刘熙载论杜诗“高大深”,夏氏补充说“尚欠说一拙字,杜咏马诗云‘顾视清高气深稳。’深者,正拙之形容辞也。深稳自拙得来。” (第49页) 他不满明人学“杜壳子”“凡人学诗,觅好处难,觅坏处易,此人情也,盖不能辨其好坏何在;而尤以近人所传之口头门面语,被一般人执为金科玉律,致杜诗之真正好处,都被蒙掩。明人所学杜壳子,皆坐此弊,而其拙处,又为涂抹者所标识,杜诗乃遭不白之冤。” (第48页) 明人所批评的杜诗的“拙”,到清末已予肯定,夏氏于此特加强调,虽然不算是别出新意,但他在诗歌艺术审美的思考中,追溯传统,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躬行“拙”字诀,因而能就前人批评的弊端中发掘出“拙”的真正好处。其侄夏书枚论其诗云“又有谓其诗以拙胜者。其实使巧易,使拙难。徒拙不免粗怪,徒巧斯晚唐矣。惟善使拙者,拙以掩巧,自致于苍古浑厚之境,斯尤难矣。所谓应用之妙,存乎一心,此吾叔独到处。” ⑨ 文词巧易见好,拙难取胜,故杜诗之拙处为人涂抹,必赖作者性行之真挚力量才可使作品经得起历代读者的咀嚼,亦必赖真有悟性识见者,方能读出其中苍古浑厚之兴味来。由于拙语即看似不用巧思的寻常语言,他对白居易和孟郊用不同的浅近、平易的语言求得高深的境界也很推崇。例如他说香山诗之格高乃由浅近而来“乐天诗固力趋浅近,不乐为高深之言使人不解。深入浅出,正是高格。” (第94页) 孟郊诗之深刻,在不用死名词和呆典故,“直是寻常言语,而高深浑厚” (第82页) 。总之,粗拙、浅近都要追求言浅意深之艺术效果 ⑩ 。

(三)诗与人

在“诗与人”的关系上,夏氏的思维是现代化的。《说孟郊》云“又凡文艺必出于真挚者,方能使人读之亲切有味;真挚之文艺,根于作者之性行,故作者性行何似,可于文艺中见之。” (第84页) 清代道咸以来论者说诗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他们对文学的终极关怀是作品能完全体现作者之为人。相关说法如何绍基之“人与文一”、龚自珍之“诗与人为一”、刘熙载之“诗品出于人品”等。虽然各种说法的背后,包含着不同的诗论系统对作者的修养期望,但总的来说强调诗与人的密切关系是近代诗学的共同语言 11 。夏敬观于同光之末,承此论诗风气,认同刘熙载的说法,他在《诗概》“诗品出于人品”一条下诠说云

人品定于所志,然所言之志,有真伪焉,则悃款朴忠者最上一语,为颠扑不破之定评。至于超然高举,诛茅力耕,必其真而不伪者,斯亦悃款朴忠之徒也。今之人方力谋富贵,而示人澹泊,或身居华厦,而谓志在诛茅力耕。吾见此类人之诗,比比皆是矣。自宋以来,以诗人忠爱为口头禅,推其行迹,果忠爱乎?故真伪之辨,不可不知也。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诗品固下,人品尤卑,伪君子正与其相等。而以伪掩人耳目,使人不察,易受其欺,予尤不取。 (第149页

所谓真伪之辨及“作者性行何似,可于文艺中见之”,说的便是明清以来的“真诗”。夏氏所谓真,明显乃就作者言行一致之道德品格言,但他不是如何绍基般,看待诗与人的关系以人的修养为创作的出发点,而是就诗的品格去体现人的品格。《说杜甫》中讲得更清楚

论人论文,实为二事,人品高者,不必有文,文高者,必其品高,始足传世,固是不易之论。然君子不以人废言,苟为高文,则识者亦不能弃。 (第45页

同样以知人论世为基调,能将论人与论文别为二事作前提,实有识见。他先肯定创作与道德的密切关系,但终能正视文学作品的本体,不将艺术价值等同道德“苟为高文,则识者亦不能弃。”他的观念思路是文→人→文(艺术价值的深化)。《孟郊诗·导言》云“读孟郊的诗,先要知道他的性行,和他生平所历的时代境遇,才觉着他的诗真切有味,在文学上是占有重大价值的。他的性行……还是要从他作品中去研究。” 12 又论孟浩然诗“襄阳诗如其人品,高抗有节,造思极苦;既成,洗削凡近,超然独妙,气象清远,采秀内映。” (第71页) 及引四库提要肯定韩偓诗“偓……实为唐末完人。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此数语实为读偓诗之张本,其诗足为全唐之殿,亦在此也。” (第108页) 夏氏此论述角度显示了研究意识的新进。知人论世虽为孟子之语,诗与人合一也是清人多所论及的,但夏氏在知人论诗的同时,更强调知诗论人,不拘于“人品决定诗品”的一般见识,对人品与诗品的关系持辩证的观点,已脱离了传统的说诗方式,以一种现代观念看待文学史研究的传统。

综观夏氏说唐诗中的诗学观,从诗歌本体说,他主张就诗言诗,对知人论世及有补教化等传统说诗方式有所突破;从创作主体说,他以为作者德性之美可深化艺术内涵,但道德并非衡量文学价值的先决前提;从创作与审美说,他讲求以质拙浅近达致高深浑厚之境,十分重视作品的独创性。这些观点与同光派说诗若合符节,又有着一定的距离。曾克端指出同光派兴起的主因是诗人的自觉“就是对于古诗人的新评价和新创获。因为有了新评价,这才把古代相传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推翻;有了新创获才把湮没已久的作者的价值重新提出。” 13 说明了同光派之刻意求“新”。夏氏论诗的自觉性与同光派可谓直承一脉。他讲求创作上的言浅意深,也是当时风气所系,与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称陈沆诗之境界相同“字皆人人皆识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积字成句,积句成韵,积韵成章,遂无前人已言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 14 这其实是近代诗人面对无穷丰厚的诗歌遗产的创作理想。另一方面,由道咸至同光,论者都倡学人诗与诗人诗合一,以学问与做人为创作的重要基础,作者的性情涵养是创作成功的主宰因素,亦是自立自主的创作精神的源头。夏氏将作者人品的因素合理地独立于创作之外,又不抹煞其影响力,更以一种开放的批评态度衡量诗歌价值。如果以道咸以来何绍基、陈衍等偏重诗人学养的一套说法作为宋诗派传统诗观的话,则夏氏已相对地更能从艺术角度体认文学作品了,这正是一种现代研究文学史的意识。

这部分讨论的,是夏敬观从诗史角度看唐诗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夏氏说唐诗的重要主题见于八篇评说唐人诗歌的部分,所论诗人包括李白、杜甫、王孟韦柳、韩愈、孟郊、元白、李商隐和韩偓等。此八篇最早皆发表于40年代初期。上世纪的40年代,唐诗研究已相当现代化,整体研究成果也颇丰盛了。夏氏引宋以来诗话再加评述,用的是传统的评点方式,他作为同光体后期诗人代表,对这些近代唐诗研究的重要对象的考察显示了怎样的诗史观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八篇中除李义山外,与曾克端在《论同光体诗》中所列出的同光派重新评价的“古代诗学大师”及“新发掘出来的诗人”的名单中唐人部分大体相同 15 。曾氏云“对于古人之夙享盛名的,来一个新评价来断定谁好谁坏,何人该学何人不该学;对于湮没的古人如孟东野、梅宛陵、王荆公、陈后山这些人,重新把他们的好处探索而宣扬出来,给学诗的人们开出无数法门,指示无限途径。” 16 所谓“来一个新评价”,也在学古的目的中具现了曾氏文学史的意识。以下试比较曾氏于《论同光体诗》中的论述,将八篇中诗人分为四组,考察夏氏的研究观点,并借显他与同光体诗人看法之异同。

(一)李、杜

夏氏《说李白》一篇,主题是针对“李杜优劣论”。自宋代以来,人们长期将李杜作优劣之比较,踏入近代,不少学者对此强分高下之说多不以为然。杜晓勤在《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中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仍有胡适、李广田、傅庚生等隐约透露抑李扬杜的意思,但人们更喜欢探讨李杜间的友谊,或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如闻一多和胡小石等。20年代汪静之更认为优劣说能真了解李杜的不多 17 。夏氏在40年代,一方面重申对此优劣说法的极大的不满

诗者,心之声也。所怀既异,安可比而论之?宋人立论,好偏重忠爱,以取悦于时君,其为李杜优劣之论,辄从忠爱二字下判断,苏子由至谓太白不知义,葛立方以其永王东巡歌为赞助逆谋,黄彻以为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鲜有如子美语者,以李杜齐名为忝窃,是诚迂论,不足与言诗也。 (第4页

对宋人批评不假辞色。又谓“学者学李学杜,各就其性之所近,无庸于李杜间有所轩轾也。” (第18页) 另一方面强调李白诗之艺术性;篇末举《围炉诗话》、《石洲诗话》、《北江诗话》及《艺概》等四部清人诗话共十九条,许其能就诗体诗境诗心论太白诗。于此可见他既能紧随时代的研究步伐,又因站在以诗言诗的立场而有所开拓,表现与一般同光体诗人不同的意识。20世纪上半叶,李白研究主要侧重在生平氏族和籍贯的问题上,诗歌方面的研究是在后期才发展起来的 18 。夏氏用评点法,引清人诗话拈出体认诗境诗心的重要性,起码显示了他对传统诗歌的研究观念不落人后。反观曾克端于《论同光体诗》中,虽将李白列入诗学大师的行列,却指出同光派其实对李白“这位摇笔即来的才子诗人是不对劲的”,“就是因李杜两字习用已久,照文学习惯来讲,也不能不来一个李杜并称罢了”19 。再者同光中人如陈衍,向来论诗亦甚少提及李白,开天时期只以杜甫、王维为代表。较诸同光诸人对李白诗的忽视,夏氏之说实显示了他的独特性。

曾克端说杜甫诗是同光派一致推许的,他们追求的是杜骨杜味而不是杜皮。夏氏在这部分开首即指出“评论文章,必须就文字立场,而后可示学者以艺术津梁。”先否定诗教角度之“口头门面语”,然后从学古、诗史、诗风、诗法、诗笺以至诗病各范围广泛论述杜诗,其中以举例讨论各体章法的篇幅最大。究其用心,与曾氏所云实相谋合,在于探索杜诗之艺术深度“学者各依其性之所近,择而学之,皆得佳处。”20世纪的杜诗研究虽然已相当现代化,梁启超在20年代已开始用现代学术观念和人文理论研究分析杜诗,但在50年代前,杜诗艺术研究终究仍是新旧方法并存的 20 。夏氏的专论除了评点诗话,尚有综合的论述,在当时研究中占了一席位置,对打下后半世纪的杜诗研究基础实尽了一分力 21 。至于他说的“惟其间名作如秦州杂诗、诸将、秋兴等题,则不可妄拟,无其才力,徒事摹拟,则必不能讨好” (第57页)。 一方面切中了曾氏所说的同光诗人往往学杜太似而成“假古董”之流弊 22 ,一方面显示他特异于同流的创作观点。

(二)王、孟、韦、柳

唐诗中王孟韦柳同属山水田园诗派诗人,王孟乃盛唐同期,韦柳属中唐。20世纪的唐诗研究中,无论是山水田园诗派或此等诗人的个别或比较研究,都是在50年代以后才出现深入而系统的论述。前期的评论十分有限亦较笼统,相关研究只见于一些文学史和诗歌史中。例如王维诗的艺术风格要到70年代末才谈得上有深入细致的分析,整个世纪的上半叶更未见对柳诗的专门探讨等 23 。夏氏在40年代,将目光放在此四诗人的诗歌艺术和源流异同上,可谓指出了唐诗研究的空间。其云“自宋以来,评王孟韦柳诗者,能道着处极少,类为引联句以充数者,皆予所不取也。” (第71页) 他正本清源,指出王孟柳诗皆出康乐,韦诗则出渊明。王维写景最工,变化尽妙。襄阳造思极苦,超然独妙。韦诗非仅一格,五言平淡。柳诗雄深雅健,踔厉风发。四家中他最称柳诗,对柳诗源出大谢及四家并重的观点也与其它同光诗人略有不同。曾氏引曾刚甫语云“有唐一代刻意大谢,柳州一人而已。”“实则柳用意师陶,造句用谢,所谓合陶谢为一手也。” 24 曾氏文中只列柳宗元于“被遗忘”的、“同光派新发掘出来”的诗人之中,未列王孟韦三人。

(三)韩、孟与元、白

韩孟与元白分属中唐两大诗派。韩孟奇险,元白浅俗。此二诗派代表唐诗发展的大变,系统而深入的讨论,至70年代才由陈贻焮《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一篇开始。在此之前,20世纪早期,中唐诗歌的整体研究尚十分肤浅 25 。夏氏于40年代初对韩孟等人的评说,虽仍未如后来学者能建立架构和系统论断,但观察他所关注的问题,可说那已是一种由文学史角度去衡量的视点。例如他能审视文学发展之时代体势,肯定韩愈的以文为诗,以丑为美,批评宋明诗话之不公允

盖自宋以来,多有右李杜而抑韩者,其评论皆不足以知韩也。退之诗为文所掩久矣,当元和体盛行之时,退之不能左右之,至宋始得欧阳永叔出旧本于筐簏,董理补缀,而其文始尊。东雅堂刊昌黎集,前有叙说,载宋景文、苏明允、东坡、黄山谷、秦少游、李方叔诸人语,大率惟称其文,可知当日之评不得公允者,正坐文掩其诗之故也。明世王(世贞)陆(时雍),并宋人之议不知矣。 (第76页

而肯定刘熙载说法“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此见极是。” (第78页) 相对稍后朱自清和陈寅恪的讨论,夏氏于此几百年来的诗学争议亦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角度 26 。同光诗人既一贯肯定退之的以文为诗,则在此问题上也显示了夏氏作为后期同光诗人代表的主体性。

30、40年代,陈衍和闻一多已对孟郊诗的风格、精神和艺术性多所称道。闻氏注意到孟郊诗句法对宋诗的影响,和其写实精神在中国诗歌整体发展中的意义。夏氏则强调孟郊诗在共时上的独特性,即与韩诗比较,亦绝不相类。郊诗的好处是出于真挚性行,久读有味,在创作上具高度自觉精神“无一字无来历,却亦无一字蹈袭古人。”高妙简古,力追汉魏。夏书枚引夏氏语云“人谓郊诗蹇涩穷僻,琢削不暇,不知蹇涩可以医浅,琢削可以怯俗,率尔着笔,与苦吟成章,其诗迥然不同,郊诗可贵在此,昌黎所以盛推之者亦在此。” 27 可见夏氏是在中唐诗歌发展的大背景中看出郊诗的价值,欲为宋以来各诗话对郊诗的评论翻案,故云“曰褊隘、曰寒涩、曰穷僻、曰憔悴枯槁、曰局促不伸,凡持此见解者,岂足以知东野之诗耶?” (第81页) 其后曾氏列孟郊于“被遗忘诗人”,用意亦在重新肯定郊诗于唐诗中的重要性。

曾克端虽列白居易于同光派一般崇奉的诗学大师之列,但对白诗的评价有这样一段坦率的说明“我以为同光诸老,除了石遗先生外,甚少与白相近的,只有石遗先生有学他的地方,但我读了白诗始终不知其好处所在。” 28 夏敬观在这方面显示了较同光一般诗人进步的意识。事实上白诗的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已有相当的成绩,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人们格外欣赏白诗的通俗性与现实性 29 。夏氏并论元白,开篇即能确认他们在元和“特开一派”的价值,再立辩说大旨“世有元轻白俗之评,殆为学者所累,直以是评加于元白,不免于稍过也。” (第85页) 他详引元白文章,“就其所自言,诠次阐明”,认为有关讥诋实不明风雅正变之故。至于白诗的好处,他推重《诗镜总论》、《围炉诗话》、《艺概》等三本明清诗话的评语,以为较宋人之评,能进一层。其中更激赏刘熙载语

刘熙载云“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又云“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诵是诗可不知其人乎?”此说极透彻,代闾阎中疾苦人作诗,其言鄙俚,非诗人之鄙俚也,不如是不达闾阎人意。 (第99页

夏书枚曾引夏氏之评曰“香山在当时,人品甚高,诗则平易难学,稍不慎不免流入轻俗一途。” 30 学宋诗者忌俗,这也许是一般同光诗人不愿与白相近之故,于此便突显了夏氏评白诗独能从其平易浅俗之常语中见出“难”“奇”的深透见解。

(四)李商隐、韩偓

夏敬观在近代义山诗研究中占一席位。杜晓勤说20世纪上半叶义山诗风格和创作成就的品评比较简略,但不乏珠玑,玄修(夏敬观)说李商隐是其中之一31。可见即使作为保守的诗派中人,夏氏论诗却并不落伍,他是站在现代学者的立场上想问题的。一般同光诗人称颂义山诗的并不多。陈衍说沈曾植喜其艰深 32 ,黄节评之为纤,尚声律而忽气格 33 。曾氏则于“韩冬郎”一条下寥寥数语肯定义山诗之诗史地位“晚唐诗李义山的绮丽是人人皆知的,有说李诗上接少陵下开涪翁,这是不可掩的事实。小杜稍豪,飞卿过绮,皆不足比李。” 34 夏氏评点宋以来诗话,对义山诗的赏识主要体现在善学杜和诗意深两方面。前者与曾氏一样,见其于诗史中之历时价值;他罕有地称宋人议论得当“予按宋人尊杜,谓义山学杜,所见甚确!……石林引荆公语,谓学诗不可遽学老杜,当先学义山,语意至为明白,是乃真知义山之言也;朱氏(弁)谓义山亦自觉,故别立门户成一家,正义山善学杜之诀。……余按山谷学杜,正是从义山入,山谷学义山之学杜,固不期其貌似义山,义山学杜,岂期貌似少陵耶?” (第102页) 后者则见义山诗之艺术性,他一再引《围炉诗话》称义山诗高情远意,说“余谓明清间论义山诗如吴氏者,可谓能有见解。” (第103页

同光诗人特重韩偓诗。韩偓历来被视为香艳诗人,夏曾二氏俱点明其价值在诗中之忠亮大节;盖与近代诗人之时代悲情相通有关。上世纪的韩偓研究要到50年代才全面化,80年代才有深入系统的分析 35。在此之前,40年代说韩偓诗的仅有两篇,夏氏即占其一。他为偓诗翻案,篇首谓“宋以来论者,仅侪之晚唐诸家之列耳。”强调 诗于晚唐诗中占重要席位,三次称之为晚唐殿军“殿全唐为后劲”,“谓偓诗为全唐之殿,则其言不易也”,“其诗足为全唐之殿”。誉偓诗在乱离之感、忠孝之节方面上及杜公,而律体则义山后评为第一。下半篇引录《围炉诗话》补吴汝纶评注本之不足,除肯定《香奁集》为韩偓所作,亦意在为他只工香奁体之旧说翻案。至于曾氏说韩偓诗于同光派“是一个新发现” 36 ,亦意在重新标出其诗史价值。

20世纪唐诗研究虽大有进展,但上半叶的论述成果仍有不少是比较笼统和有所偏重的。在新旧并纳的时代,夏氏说唐诗显示了他用的虽是旧方法,但观点却不落于新时代之后,可说具有现代的研究观念。他也看出一些其它同光诗人看不到的东西,如强调太白诗艺术价值的独立性,探索杜诗的艺术深度,欣赏白诗的现实性,肯定义山诗的高情远意等。总的来说他注意的是这些诗人的诗歌艺术表现特点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性,指出他们作品的好处在能自成一家,也就是同光派所谓后代发现之“新”价值,表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批评态度。陈衍尝评夏氏于诗“不肯作一犹人语……盖喜其能自树立,不随流俗为转移耳” 37 。钱仲联亦说他别标一宗38 。可见无论创作上或批评上,夏氏于传统中确有所超越。

上世纪40年代前,编写文学史的风气已相当盛行。由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到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共有三十余本文学史专书的撰写与出版。文学史的写作意味着人们开始用一套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新的研究方法考察过去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刘扬忠说“文学史家的主要任务,是描述和阐明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总结或提取规律性的东西,以作后世借镜。” 39 早期研究文学史的学者如胡适、梁启超、胡小石、谢无量、胡云翼等,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解释及构建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以文学进化论作论断的,有着重知人论世的考辨的,有注意文学现象的因果关系的,有联系学术文化背景的,有按政治分期作考察的,形形色色,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新思潮的影响,从传统诗艺方面观察诗史发展的专著反觉寂寥。夏敬观在40年代文学史写作成风的此阶段,除了在八篇唐诗说中评点李杜等诸家外,于《唐诗概说》 (即《唐诗说(续)》。下称续篇) 中复评点其余109位唐代诗人。他自述写作目的“恐不足以见有唐一代作者之风,及其沿革变迁之迹。” (第111页) 认为从区分四唐的角度不足以见“形形色色”的一代之诗,故“复择其尤者,加以评说,略依时代或诗派为次,庶览者得以寻绎诸家诗篇而覆按之” (第112页)。 观其用心,有打破初盛中晚的传统分期方法,连贯地显示唐诗变化之迹及指导后学的论述意图,总而言之亦显示了他的诗史观。

对同光派诗人来说,唐诗具重要意义。虽然同光派上承道咸宋诗派,属近代宋诗派领域。但唐宋诗之争沿南宋迄清末,已臻调和之归结阶段。近代诗人基本上都认识到唐宋两种典型风格各有特色,并无高下之别。同光诗人既学唐,亦学宋。陈衍于《近代诗学论略》便明言学诗应不分唐宋,又说唐宋诗佳者无大分别 40 ,充分表现博大融通之论诗立场。夏氏在李杜等大家外,复评说百余诗人,是借以更全面确切地掌握唐诗面目及其发展环节。唐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之意义,如陈衍在《说诗社诗录序》中所云,是三百篇后一个重要的变化阶段,而“善变化之,则百出而不穷,亿兆其人,亿兆其面目,变化故也。诗何不然” 41 ,唐诗能变前人,而变化意味有自己的面目。此百余诗人既各自有其面目,风格的论列便集体展示了唐诗更清晰的面目。曾克端在《唐诗与宋诗》中仍从四期论唐诗变化,但也以为个别的研究是必要的,因为诗人“各有各的面目,各有各的特点,我们应该细心虚心的去搜求他们各个优点” 42 。可见二人的诗史观实大体相同。

至于形形色色的一代作者之风如何呈现沿革变迁之迹,观夏氏此部分之评述方式,实着意显示此等诗人之唐代诗史意义。试摘其要者为例。其说褚亮、虞世南、蔡允恭云“今观唐初诗体,虽章绘句,仍沿江左余风;而属辞庄雅,不失为正始之音。” (第112页) 说崔融、李峤“比之四杰,其体已变,盖是时已开盛唐之风也。” (第114页) 说沈佺期、宋之问“予案律体诗自齐梁以来发端,历陈隋至唐初,几二百年,及沈宋始大成……至晚唐诸家,律体精密,几无能为古体者,皆沈宋所作俑也。” (第114页) 说阎朝隐“在唐初别开一派。” (第116页) 说徐彦伯“在唐初亦一别派。” (第116页) 说乔知之“其诗颇开新径。” (第116页) 说陈子昂“顾当举世风骨颓靡之时,子昂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则不得谓非豪杰耳。” (第116页) 说张说“宋人最重子昂李杜,故未有以说为转移唐诗风气之关键者。实则说为承前启后之一人,子昂名位虽高,尚不足当此也。” (第117页) 说皇甫冉、皇甫曾“知贞元元和间,诗格一变,此为关键。” (第126页) 说权德舆“盖元和诗风,德舆实左右之。” (第130页) 说姚合“其诗在元和间,特为一派,实开晚唐风气者。” (第136页) 说许浑“晚唐律诗,当推为圣手。” (第139页) 说薛能“然在晚唐,固是能手。” (第140页) 说皮日休、陆龟蒙“皮陆诗在晚唐,可谓能力矫时习者矣。上追古作者,下开宋天圣明道以后之诗派,乃唐宋间之枢纽也。” (第142页) 说郑谷“撷其精华,固亦晚唐之巨擘。” (第145页) 说罗隐“隐诗主讽刺,然其情韵气格,渐去唐而开宋,盖能以意胜也。” (第147页) 夏氏征引史论、文序、明清诗话等资料评说此百余诗人,或指出其共时性诗史价值,如阎朝隐、徐彦伯、薛能等,或指出其历时性诗史价值,如崔融、李峤、姚合、罗隐等;特别是指出了张说在振作盛唐风骨中的作用,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然则不惟大家如李杜韩白,即此等小名家,亦在一代诗歌沿革中起着大大小小的作用。夏氏借他们各别的独特成就,客观展示了唐诗内在的律动轨迹。虽无系统的论述规模,但已俨然带有构建一部简明唐代诗歌史的意味。作为八篇论唐诗人的补充部分,夏氏两种说唐诗之作前后交互呈现立体性的陈述效果 43 。盖构建一部文学史,除了对大作家重新论定,发掘其新价值以外,还要发掘出每一诗歌发展阶段中“被遗忘的诗人”,使诗史的各个环节得以展现,显示递进的轨迹。

续篇中指导后学的论述意图,体现了同光派诗人以唐宋诗为一体的基本观念。同光派论诗不专宗盛唐,甚至是“作为专宗盛唐诗的反对派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 44 。陈衍和沈曾植的“三元说”和“三关说”,都意在开拓更广大的古典诗歌师承范围,体认诗歌审美的追迹心理。陈衍《密堂诗钞序》云“顾道咸以来,程春海、何子贞、曾涤生、郑子尹诸先生之为诗,欲取道元和北宋,进规开天,以得其精神结构之所在,不屑貌为盛唐以称雄。” 45 同光派以元和为唐宋诗之过渡期,取道有得,便知盛唐开天之典型及唐宋变化之迹。按陈衍的说法,开元以后虽仍是唐诗的时空,但已是宋诗的疆域,此乃宋人“力破余地”而得的新境界46 。夏氏早期于诗,出入唐宋,平生最激赏的诗人是梅尧臣,于此两种著述中所布置的说唐诗格局,实亦包藏了一种唐宋诗之间的追迹心理。盖他于续篇开首指出“沿革变迁之迹”难见,因选诗者各有好尚而无由见一代杂沓之风格,分期说只以直流而下的观点论诗歌迁变,而史论记载更多拟不伦;皆无从显示宋诗如何自唐诗中脱胎而出。于是他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方法,让读者自其中得所掌握,再“寻绎诸家诗篇而覆按之”,遂可窥唐宋疆域之互涉痕迹,进而对中国诗史有整体的了解。这方面我们可见夏氏续篇的撰写意义固是指导学习唐宋诗之同光后学,其实也补充了一般文学史的不足。

归纳夏氏说唐诗的两种著述,可见他论诗主从同光派诗歌观点,尤重创作与批评的自觉精神。他对诗歌的体认以艺术层次的表现为主。八篇说唐诗是通过评点诗话的方式重新论定唐代重要诗人的价值。续篇集中对唐代百余诗人风格及价值所作的系列论断,更清晰地展现了唐诗发展的轮廓。通过巨细无遗的立体描述,遂得考察唐宋诗广大疆域中之沿革变迁,并具显同光诗人的诗史观。钱仲联说近代同光派不是一个推动诗歌发展前进的流派,但在诗坛上却曾发生过相当的影响 47。在中国旧文学的结束期,同光派诗人在诠释古典诗传统中所作的努力,既是一种典范价值的归纳,也是一种文学品味的传递与渗透,它的影响可谓兼具总结与开端的双重意义。夏氏在20世纪40年代对唐诗的两种论说,虽不以现代的文学史方法建构唐代诗史,但借着他对传统诗歌的深透了解,非常切实地带出值得思考的问题,并客观具列诗史环节,指出旧说错误的同时,亦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文学史中看不出的东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同光诗人在现代唐诗史的研究上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①马亚中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中称夏敬观为“同光体后劲”,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575页。

②有关夏氏著作之记录,《唐诗说》有《夏敬观先生传略——录自夏氏行状》一篇,录书目二十七种(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夏敬观先生书画集》中有《 庵自记年历》所载十七种,未见各本诗注(台北中华书局1985年版)。《忍古楼诗 庵词合刊》中章斗航撰《新建夏先生传》列三十种(台北中华书局1970年版)。南京大学陈谊所撰《夏敬观研究》中有《夏敬观著述年表》一章,以篇系年,所列最详,凡百余篇之数(2002年5月硕士论文)。

③1975年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出版之夏敬观《唐诗说》,主要内容包括了《唐诗评》中评唐诗人李、杜等八篇,《唐诗说(续)》即《唐诗概说》,论唐代109位诗人,《诗概诠说》即诠释刘熙载《诗概》之篇,另有三篇附录。其中《唐诗评》及《唐诗概说》,夏敬观曾以“玄修”之署名发表于1941年6月—1942年5月的《同声月刊》上。夏氏各本诗歌选注有长沙商务印书馆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本、台北商务印书馆本。此外有曾克端纂集《梅宛陵诗评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八代诗评》载《同声月刊》第1卷第2号,1941年1月20日(署名“冬士”)。

④曾克端《论同光体诗》,载《颂橘庐丛稿》外篇卷十一,香港1961年版,第423页。

⑤本文以下凡引《唐诗说》,只列页数,不另加注。

⑥曾克端《论同光体诗》,第423页。

⑦《梅尧臣诗》,台北商务印书馆印本,第4页。

⑧引刘熙载论韩诗“以丑为美”后之按语和引苏轼读孟郊诗后之说明。《唐诗说》,第78、83页。

⑨《忍古楼诗 庵词合刊·夏序》,台北中华书局1970年版,第2页。

⑩夏敬观于《为初学说作诗词门径》一文中亦强调作诗辞藻以“言浅意深者为上”。载《同声月刊》第1卷第11号,1941年10月,第2页。

11吴淑钿《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12《孟郊诗》,台北商务印书馆印本,第1页。

13曾克端《论同光体诗》,第432页。

14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载《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5其中不同的是曾克端只论柳诗,夏敬观说唐诗并论“王孟韦柳”而重在柳诗。曾氏只论白诗,夏氏并论元白而主于白诗。

16曾克端《论同光体诗》,第434页。

17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865页。

18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763页。

19曾克端《论同光体诗》,第435页。

20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871页。

21杜晓勤指出“三四十年代研究杜诗的角度更多,方法更新,有综论杜诗风格和创作分期的……有专论杜诗艺术技巧的,如玄修(夏敬观)的《说杜》……”(《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904页

22曾克端《论同光体诗》,第19页。

23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704、1204页。

24曾克端《论同光体诗》,第438页。

25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437、421页。

26 1947年朱自清有《论以文为诗》一文,1956年陈寅恪在《论韩愈》中亦有论以文为诗。

27《忍古楼诗 庵词合刊·夏序》。

28曾克端《论同光体诗》,第436页。

29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1025页。

30《忍古楼诗 庵词合刊·夏序》,第27页。

31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1061页。

32陈衍《石遗室文集》卷九《沈乙庵诗叙》,载《陈石遗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页。

33黄节《唐至五代诗学》,载《诗学》,学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34《论同光体诗》中没有列出义山诗,其意可能是义山诗只属他个人的喜好,非一派所尚。

35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669页。曾氏另有《李商隐之诗及其风节》一文,说义山“是哀时愤世忠君爱国的一位不得志的文士”,见《颂橘庐丛稿》外篇卷十九,第734页。

36曾克端《论同光体诗》,第439页。

37《石遗室论诗文录》,载《陈衍诗论合集》,第1121页。

38钱钟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载《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39王瑶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7页。

40陈衍《近代诗学论略》及《石遗室论诗文录》,分别见《陈衍诗论合集》,第1086、1088页。

41《石遗室论诗文录》,载《陈衍诗论合集》,第1070页。

42曾克端《唐诗与宋诗》,《颂橘庐丛稿》外篇卷二,第40页。

43夏氏八篇说唐诗人之作原刊于《同声月刊》1941年6月—1942年5月,《唐诗概说》则刊于1942年11月。以出版之前后次序言之,可说有补充之意图。

44任访秋编《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页。

45《密堂诗钞序》,载《石遗室文续集》,见《陈石遗集》,第583页。

46《石遗室诗话》卷一,见《陈衍诗论合集》,第1页。

47钱仲联《论同光体》,载《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5页。

2003年8月5日

[作者简介]

吴淑钿,女,1952年生。1988年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