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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缘》中孟丽君、苏映雪性格殊异现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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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中叶女作家陈端生创作的《再生缘》是弹词中的杰作,国学大师陈寅恪和郭沫若都对其青睐有加,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再生缘》的一大特色就是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在漫长的中国文学长廊里,从《诗经》到《红楼梦》,能得到赞誉的多是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贤惠夫人形象。即使是刚烈的具有反抗意识的女子,结局也无不落入传统的价值窠臼:爱情———婚姻的幸福,这可以说是她们一生奋斗的全部意义所在。我们可以把这些刚烈女子分成两类,一类是因情而死的刘兰芝、祝英台、林黛玉和为情而重生的杜丽娘,反抗的是封建势力对幸福婚姻的摧残,但她们追求的目的却是男性社会赋予传统女性的价值;另一类是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女扮男装考取功名的黄崇嘏、武艺高强的十三妹,她们依旧逃脱不了男性社会所规定的秩序。

  《再生缘》中最著名的是男装夺解、中状元、做宰相的孟丽君,她在作品中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婚姻家庭已不是她生命的全部,她追求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陈寅恪先生评价《再生缘》说:“一书之主角为孟丽君,故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1](305)陈先生所言作者以孟丽君自况,当然是至评。但我们发现《再生缘》中还有另外一位与孟丽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人物苏映雪,在故事的前半部,她是孟丽君的闺中密友,曾代丽君出嫁,掩护丽君逃过劫难;在故事的后半部,她经过一番曲折,又变成梁丞相的义女梁素华,与新科状元郦君玉(孟丽君)做起假夫妻。没有梁素华这个人物,郦君玉在男性世界就站不住脚。她不同于孟丽君,是一个为了梦中情郎 “真心真意更改难”,“万折千磨不肯忘”[2](213)的至情者形象,她所追求的目的,也是男性社会赋予传统女性的价值———爱情、婚姻的幸福。普希金在评价拜伦时说:“……他把自己性格的特征分配给笔下的许多人物,他赋予一个人自己的傲慢,另一个人自己的憎恨,第三个人自己的苦恼等等。”[3](281)鲁迅先生在评价《花月痕》时说:“韦、韩(韦痴珠,韩荷生)又逋客(实即作者)之影子也。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当如韩,故虽自寓一己,亦遂离而二之矣。”[4](188) 赵景深认同鲁迅的意见,并说:“魏秀仁许会自以为学得曹雪芹的方法。”[5](465)林方直先生认为曹雪芹的方法“是钗黛是曹霑的影子,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黛,达当如钗。”[6](229)根据陈寅恪和郭沫若二先生的考证,《再生缘》大约成书在曹雪芹逝世十多年之后,那陈端生许会也学得了曹雪芹的方法,设不同的两个人物,各拟想其性格所能至,壮志如同孟丽君,至情当如苏映雪。孟丽君与苏映雪,都是作者陈端生的影子。自寓一己,在作品中离而为二,体现她对传统女性价值的叛逆与复归。

  一、性格殊异的孟丽君与苏映雪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主要选官制度,其适用范围向来是局限于男性人群之中的。女性的生活天地主要在家庭,相夫教子、料理家事是她们最本分的事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则没有女性的位置。虽然也有个别女性凭借机会登上政治舞台,但那是非常规的,是特例。因此,女性与科举无法产生直接的联系,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仕途对女性来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陈端生在《再生缘》中让女主人公孟丽君实现了这个梦。她生活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封建家庭,父亲孟士元惧内朝野闻名,她才华出众:“七岁吟诗如锦绣,九岁开笔作诗文。篇篇珠玉高兄长, 字字琳琅似父亲。”[2](17)这使她从小就没有对男性的特别崇拜。后许配皇甫敬之子少华为妻。国丈刘捷之子奎璧也想娶丽君,于是百般构陷孟氏、皇甫两家,并仗势逼婚。她女扮男妆离家出走,化名郦君玉,字明堂,在义父康信仁的帮助下捐监应考,连中三元,并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又治愈皇太后之病,官拜兵部尚书。建议悬榜招贤,使遭受迫害逃亡在外的皇甫少华成为征东元帅,抵御外寇, 大获全胜,少华封王,皇甫家冤狱平反,丽君被封为大学士,官居一品,与父兄翁婿同殿为臣却不相认。

  孟丽君最初出走的原因是为“待时守节重身名”[2](127)。考取功名也是为:“再兴皇甫氏,也显得,昭彰天理快人心。”[2](209)但是随着境遇的变化,她被推上了权力的颠峰。她以女儿躯而实践了封建男性的终极追求:拜宰相、立朝纲、平天下。于是她不愿像《花木兰》中的花木兰,一旦平定叛乱,主动辞官还乡,恢复女装;也不愿像徐渭《四声猿》中的女状元黄崇嘏,主动回到闺房做乖顺的贤妻,而是在“雌伏”的问题上有了变化。如果说当皇甫少华请旨赦免刘捷一家并与刘燕玉结婚,她认为:“何必嫁夫方妥适,就做个,一朝贤相也传名”[2](514)还是一时气话,在父母面前说的应该算是真心话了吧,她说“孩儿已到三台位,怎么好,几载重新改女装?”[2](605)“丽君虽则是裙钗,现在而今立赤阶,浩荡恩深重万代,惟我爵位列三台。何许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2](607) 告诉了父母真相后她又担心:“忠孝君侯闻得了, 岂容我安安稳稳戴乌纱。”[2](676)对她最熟悉的苏映雪这样评价她:“小姐偏偏如此执,一心只想做三公”[2](612)。而孟夫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父母丈夫都不认,贪图这,高官厚禄立朝纲” 。[2](755)对此她自己也从不否认,对于皇甫少华她认为:“一介武夫怎稀罕,荣华赖我女英豪”[2](1024)。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干预政务,获取从政的权利已成为一种主动而强烈的追求。就连婚姻幸福也已经不算什么,她宁愿“脱袍卸蟒返林泉”,[2](762)也不愿恢复红妆嫁少华。

  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事业与婚姻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二者相辅相承。但在封建社会中,随着父权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的树立,特别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男尊女卑的等级差别越来越大,社会所希冀的女性特征完全打上了男权的烙印。所以传统社会错误的将爱情婚姻塑造为女性的第一生命,那陈端生是不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错误的抛弃了爱情婚姻在女性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呢?《再生缘》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主角苏映雪,她虽然与孟丽君一起长大,“常伴绿窗同刺绣,恒随芳径共闲吟。”[2](18)但她的形象完全符合传统的女性规范, 所谓爱情婚姻的“幸福”是她生命的全部。

  苏映雪在观看皇甫少华与刘奎璧比武招亲之后对少华心生爱慕,乃至夜间梦到与之在花前月下私定终身,为了梦中的誓约,映雪立誓“此身永不另成双”[2](24)。后来丽君假意许婚刘家,映雪认为她“可笑千斤无操守”[2](134),而且决意要为少华守节终生, “梦里姻缘休当假,枕边盟誓岂能忘。可怜天若从人愿,敢守英雄皇甫郎。”[2](134)后来在无奈之下代孟丽君出嫁,刘奎璧身为国舅,也算是“风流一少年”[2](22),苏映雪生于寒儒之门,能嫁入刘家,应该是让她满意和庆幸的,但她为了终生相许的恋人,“荣华不改冰霜志”[2](147),不羡侯门富贵,刺伤刘奎璧, 自己跳入昆明湖,“珠沉玉碎”,[2](150)维护了梦中的誓约。机缘巧合被梁宰相的夫人救起并认为义女, 还让她在及第举子游街时抛彩球招亲,她虽有感于“干父干娘关切重”,[2](213)但自己“真心真意更改难”,[2](213)她若不是梦中遇月老指点将“即日妆台共故人”[2](214),断不肯“无羞无耻又重婚”,[2](213)连丽君知道了映雪的心事后也感叹说:“梦中偶订无凭据,竟是捐身守此盟。……皇甫郎君如不遇,辜负了,梦魂相订这番盟。”[2](213)当皇甫家沉冤得雪后, 她屡屡苦口婆心地劝解丽君恢复女儿身,图个夫妇团聚,可以说丽君后来被逼得口喷鲜血,与她无法漠视映雪的痴情有着极大的关联。对皇甫少华的痴情可用她自己的话来总结:“奴为你,夜寒鸳枕愁千缕; 奴为你,春晓鸾衾怅万重;奴为你,一念沉沉忘饮食; 奴为你,贞节无亏诰命荣;奴为你,身坠绮楼惟一死 ……”。[2](309)

  女人以爱情婚姻为重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成就欲、权力欲,而只是被剥夺了机会。当孟丽君抓住了这个机会时,她极力要求实现自我的价值,追求事业的成功。苏映雪被拘于闺房之中,她把爱情婚姻作为自己生死以之的目标,二人对立统一,并协互补。

  二、孟丽君、苏映雪性格殊异现象探因

  有的理论家把人物形象与生活的关系喻为 “父与子”的关系,把人物形象与作家的关系喻为 “母与子”的关系,[7]不管子有多少,“母”却只有一个。每个“子”都是“近取诸母,远取诸父”的产物。十子取诸母,其母必具有十种性格素质,百子取诸母,其母必具百种性格素质,这“子”都是作者的分身。美国的鲁一士《近代哲学精神》[8](114-116)一文中指出,一个人“是多数自我组成的世界”,人有“众多自我”,人经常“自我分化”。作为一个作家必然会把这众多的自我分赋给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那也就是说孟丽君的丈夫志、苏映雪的儿女情都是作者陈端生性格中的因素。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一定和她所生活的环境有密切关系,陈端生也不例外。她出生宦门,祖父陈兆仑曾以副主考官的身份考录武状元,后官任太仆寺卿、顺天府尹、太常寺卿、通政司副使,并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司总裁,在当时颇有名望。父亲陈玉敦历任内阁中书、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等。陈端生同祖父、父亲走过许多地方。她开始写《再生缘》时只有18岁, 20岁时已经写完了十六卷,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才子。社会衡量男性的价值标准是来自他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贡献,这些是身处社会底层,没有社会地位的女性才子根本无法企及的。“当日女子无论其才学如何卓越,均无与男性竞争之机会,即应试中第,做官当国之可能。此固为具有才学之女子心中最不平者,而在端生个人,尤别有更不平之理由也。当清代乾隆之时,特崇奖文学,以笼络汉族, 粉饰太平,乾隆初年博学鸿词科之考试,即是一例。”[1](306)此科极为朝廷所重,获选者仅15人,故在当时闻名遐迩。当时以文章知名之士,如袁枚等人,虽参加了考试,而未获选,可见其难。端生的祖父句山,即由此华选,望重当世。端生受家庭影响,在幼年之时,本已敏慧,工于吟咏,而她的父亲、伯父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作品传世,可见才学都不及她的祖父,至于她的弟弟们当时都还年幼,没有什么作为,“故当日端生心目中,颇疑彼等之才性不如己身及其妹长生。然则陈氏一门之内,句山以下,女之不劣于男,情事昭然,端生处此两两相形之环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1](306)像孟丽君这样女扮男装、博取功名的奇事,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更多的才女,就像陈端生自己都是空有才华,枉为遗弃, 只能禁锢在深闺之中,老死在蓬门之内。作者不满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他又不能脱离时代去创作,所以她吸取《花木兰》、《女状元》的写法,创造出一个孟丽君的形象———这个近取诸“母”,远取诸“父”的人物,用以寄托自己内心对于功名事业的追求。

  从生活环境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作出前此的分析。如果把环境放大到一个人生活的历史文化境域中,我们发现在三千多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低微,遭遇悲惨。以男性为出发点而制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七出”等礼法教条像几股巨大的绳索缠绕在她们颈上。政治上,“女不言外”[9](458),也就是说女性不能干预政务,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女性从政的权利;经济上,“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10](461)意思是说女性没有任何支配财产的权力;在文化上,“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女性舞文弄墨并非是光彩的事情;在行为上,女子未出嫁时要服从父兄的决定,出嫁后一切要遵从丈夫的意志,丈夫死了,一切要听从儿子的安排。君、父、夫是臣、子、妻的主宰,后三者的命运沉浮、生死荣辱都操纵在前三者手中,这使得妇女成为丈夫、乃至整个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她们动辄得咎,有志不敢展,有才不得施,而满足于“柔顺温恭,周旋室中”[11],成为男性驯服的奴隶。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封建制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女性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女性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女性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所以说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是根据社会惯例建构起来的,借着这种惯例,大多数情况下,男性主体通过一个模拟过程而变得更像一个男人,女性主体通过一个模拟过程而变得更像一个女人。而作为出身官宦人家,从小接受传统思想教育的陈端生,是无法摆脱这种束缚的,所以她将另外一位女主角苏映雪塑造成典型的深闺好女子,恪守妇德的典范女性,并且具有深情不移的审美特征,用以寄托自己对于爱情婚姻的追求。因此郭沫若认为像陈端生塑造的孟丽君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件希奇的现象。[12]

  一个创作主体,通过自我分身,对象化为两个客体形象,一个专注于自己的丈夫志,一个痴心于自己的儿女情,对立而又互补。苏的形象,是以作者性格中本质内容占主体部分、现实自我的对象化;孟的形象,是以作者本质内容的基因为出发点,加以设想生发,理想自我的对象化。一个陈端生同时可以具备硕学伟才、风流文采、文韬武略、儿女情丈夫志等性格因素,结合鲁一士的说法,就是她众多的自我中还包括“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通过自我分身,对象化为孟丽君和苏映雪这两个客体形象,体现了作者思想深处的矛盾, 即对传统女性价值的叛逆与复归。这种思想的矛盾发展到作品的第十七卷,丽君在父母、夫婿、皇帝等人的逼迫下仍不愿“雌伏”,以至气苦交加, 口吐鲜血。至此,作者却停下了她手中的彩笔,使《再生缘》成了不全之璧。说明作者可以容忍苏映雪这样深居闺阁的女性,追求传统的女性价值。但对于孟丽君这个世间奇女子,一只高空翱翔的鹰被关进牢笼,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参考文献:

  [1]陈寅恪.论再生缘[A].朱东润.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2]陈端生.再生缘[M].洛阳:中州书画社, 1982.

  [3]段宝林.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0.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5]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M].济南:齐鲁书社, 1980.

  [6]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6.

  [7]雷达.论创作主体的多样化趋势[J].文学评论, 1986, (1): 63-71.

  [8]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9]杨天宇.礼记译注·曲礼上第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0]杨天宇.礼记译注·内则第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1]徐士俊.妇德四笺[A].香艳丛书(第十二集卷四) [C].宣统二年(1910)排印.

  [12]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 [N].北京:光明日报, 1961-05-04.

  作者简介:赵延花(1975-)女,内蒙古赤峰市人,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原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