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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环境之差异对土家族民间音乐留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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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笔者分别于2003年8月22日—26日和2004年2月23日—28日,对张家界及保靖县的土家族民间音乐进行采风。在采风过程中,笔者发现张家界的土家族民间音乐由于当地旅游业的影响,其功用、传承与传播方式等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其传统的定义有了很大的不同;而在保靖县,由于农业在当地经济之根本地位的维持,土家族民间音乐的传统得以留存至今。

  针对以上现象,本文试图通过土家族民间音乐在保靖县与张家界两个地区的不同现状之比较,探究生存环境对民间音乐留存的影响,并讨论“非原生态”民间音乐对音乐学研究的意义。

  一、两地土家族民间音乐现状

  传统的土家族民间音乐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山歌、劳动号子、打镏子、摆手舞、咚咚喹、哭嫁歌、跳丧、薅草锣鼓、汉戏、毛古斯舞、梯玛神歌等等。这些土家族民间音乐在两地的留存情况各有不同。

  保靖县今天主要流行的土家族民间音乐主要有山歌、打镏子、摆手舞、汉戏、哭嫁歌、跳丧、薅草锣鼓等。

  当地山歌分为“沿河腔”和“坡头腔”,皆属于四句歌。沿河腔往往在唱正词之前有开唱托腔,而坡头腔则没有。如果这两种腔被用于盘歌[1]则往往缩为两句。笔者在采风中了解到,当地的调年会上,山歌对唱仍是很受欢迎的节目。无论是来自县城还是来自山里,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大家都争相对歌,那些不大会唱的群众也围着台子看热闹,碰到对得好的人还会拍手叫好。从歌词内容上看,除了传统山歌中的土家族历史、历史典故、道德风化、日常生活之外,实事歌(政策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新产生的山歌形式。对口支援、新修公路、普及教育、开发农副产品等等,都是政策歌的即兴题材。此次采风中所采访的两位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就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以保靖县的新面貌为内容,用“沿河腔”即兴对上了几十句,要不是嗓子吃不消,恐怕两位老人还停不下来。

  打镏子在当地的叫法是“打家伙”,调年会上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节目,且常常以打镏子比赛的形式进行。参加比赛的镏子队也不限于保靖县,邻近的花垣、龙山等县的群众都会自发地组成镏子队,到年会上来一比高下。此外,摆手舞、哭嫁等场合,更是少不了打镏子。此次采风过程中,笔者还看到,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当地镏子队的人数也比原来最为常见的三人、四人有所扩大,最多的曾达到十几个人,场面十分热闹。

  摆手舞在当地一般被称为“调年舞”,最初是土家族在摆手堂、三月堂或调年坪进行的重要祭祀舞活动,一般择每年农历正月或三月逢单日结束。此次采风中笔者注意到,当地的摆手舞已经从先前的祭祀活动脱离出来,而纯粹是以庆祝新年为主,场地、时间上也不像以前那样有严格的规定。但是音乐、动作、舞蹈内容仍然和以前保持一致。

  哭嫁歌和跳丧分别是当地土家族婚嫁及丧礼风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属于仪式歌。由于婚嫁、丧礼的习俗在当地土家族中一直得以沿袭至今,所以哭嫁歌和跳丧也就随之一起留存下来,且在风格、功用、传承方式上基本于传统保持一致。

  薅草锣鼓在当地叫做“锣鼓哈”,是一种劳动歌曲。最初,由于土家族大多居住在偏僻的大山区,在进行农事时人们为了防止被野兽侵害,便击鼓鸣锣,驱赶野兽。后来逐渐加紧了歌唱,以鼓舞劳动。一般,保靖县的薅草锣鼓分“歌头”(唱早晨风光或唱古)、“请神”(先请歌娘歌爷,再请五方五位神灵)、“扬歌”(主题,内容广泛,可以是传说故事,也可以随编随唱)和“送神”(包括结束语,场次与请神歌呼应)四个部分。唱腔上,主要以两个音调、节奏不同的乐段构成。先是由锣鼓引出紧打慢唱的歌腔,曲调高亢由杨、节奏自由,之后节奏变为明快有力。这种劳动歌曲在当地的山里、田间还可以听到,只是在县城里不再流行。

  很可惜的是,以上介绍的哭嫁歌、跳丧以及薅草锣鼓在此次采风中没有搜集到现场录音。

  张家界现存的土家族民间音乐主要有情歌、打镏子、摆手舞、薅草锣鼓、毛古斯舞,哭嫁歌、跳丧、梯玛神歌在离旅游区中心较远的地方,或者尚未开发成旅游景点的地区仍有流传。由于当地土家族民间音乐与旅游活动紧密结合,笔者以下以各旅游景点为例进行介绍。

  黄龙洞:该景点有专门的导游人员。在导游过程中,导游除了介绍各个景点之外,都会在游览结束前唱一首至两首土家族民歌。

  金鞭溪:该旅游风景线沿途的一些茶楼、饭馆里,会为游客提供土家族歌舞点单服务。这类场所的菜单除茶水、饮料、小吃一类之外,另有专门的土家族歌舞的菜单,按照女声独唱、男生独唱、男女两人对唱、歌舞等分类列出歌名以及点唱的价格。表演者大多是居住在景区内,或者附近的本地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人。在表演过程中,演唱者都身着土家族服装,他们常常根据季节、当日天气、游客的不同情况而即兴改动歌词内容,且大多是对游客表示欢迎、或者与游客打趣。而实际上,当游客点歌之后,接受服务者决不仅仅是点歌的人,在旁边围观的其他游客也接收到了同样的土家族歌声。所以一人点歌,众人受益。 宝峰湖:该景区也有专门的导游。在游览过程中,有一处景点安排了土家族男女集体对唱,表演者依照男女分别站在两座山头进行对歌;另外还有两处景点分别安排了男、女声独唱。表演者的演唱曲目都是土家族民歌,用汉语演唱,歌词一般没有即兴变化。在游湖过程中,导游也会为游客演唱土家族民歌,或者与其他游船上的导游以及专门的景点演唱者对歌,甚至还会鼓动游客参与其中。如此一来,游客们也算是亲身体验一番土家人的生活乐趣。与此同时,参与性、互动性的增强更是加深了景区在游客们心中的印象。

  茅岩河/猛洞河:该两个景点主要是提供漂流服务。一艘橡皮伐上有两个人撑船,一头一尾。出于两人在撑船中的配合需要,在漂流过程中,撑船的师傅都要唱撑船号子。这是景区内难得的保持传统功用的现存土家族民间音乐。

  民俗山庄:该场所免费为就餐游客表演民歌、摆手舞和打镏子等土家族歌舞。

  摆手堂:按照土家族摆手堂原样建造,主要为游客表演摆手舞、毛古斯舞和哭嫁歌等与土家族民俗紧密相连的歌舞节目。

  (除了以上介绍的景点之外,秀华山馆、土家风情园、张家界民俗山庄和民族艺苑等民族文化旅游项目,也是构成当地文化旅游的重要环节。)

  此外,各种介绍土家族民俗、音乐的音像制品,土家族民间乐器,又是当地文化旅游的另一种形式。

  二、生存环境对土家族民间音乐留存的影响

  保靖县与张家界同是土家族聚居地,同处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理位置相隔不过100多公里,两地的土家族民间音乐现状却相去甚远。

  (一)两地土家族民间音乐现状之差异

  首先是现存乐种及其功用、传播传承方式的差别:

  两地现存乐种功用之比较:

 

传统

新旧并存

新代替旧

保靖

哭嫁歌、薅草锣鼓、跳丧

山歌、摆手舞、打镏子、汉戏

——

张家界

跳丧

哭嫁歌、薅草锣鼓、

梯玛神歌、撑船号子

摆手舞、打镏子、情歌、毛古斯舞

  两地现存乐种传播传承方式之比较:

 

传统

新旧并存

新代替旧

保靖

汉戏、哭嫁歌、打镏子

跳丧、山歌、薅草锣鼓

摆手舞

——

张家界

跳丧、薅草锣鼓、

哭嫁歌、梯玛神歌

撑船号子

情歌、毛古斯舞、摆手舞

  上图清楚地显示出,在保靖县失传的情歌、劳动号子、毛古斯舞和梯玛神歌在张家界仍有流传。而那些两地共有乐种的功用也各不相同了。 保靖县的土家族民间音乐基本保持了传统的功用以及传播传承方式,个别功能有所变化的乐种也以宗教性功能减退、娱乐性功能增加为主,且这里的娱乐性主要还是自娱自乐。在传播及传承方式上也仍以现看现学、口耳相传为主,只是大多乐种在传承上不再局限于亲子传授、同宗传授了。 在张家界,土家族民间音乐则主要以新的功用以及传播传承方式再生。其音乐本身已不再是当地人生活内容的反映,而是为旅游者、为经营者服务。其功用也从原有的交友、催工、叙事、祭祀、自娱等等转变为商业性为主、娱乐性其次,且此时的娱乐性也已经从娱己转变成娱人。从传播途径来看,土家族民间音乐在当地也不再局限于与个别乐种、歌种相对应的场合、对象进行传播,而是通过书籍、唱片、民俗村等旅游景点、饭庄、茶座等经营场所不择对象、不择时间的大面积进行传播。在传承方面,不用说亲子相传、同宗相传,光是为了保证文化旅游的质量,当地各景区的导游人员就被要求参加培训班学习土家族民歌;那些在土家族民俗村里的演员们要求学习的土家族民间音乐内容就更多了。除了这些由于工作需要而通过学习班的传承方式之外,那些对此感兴趣的游客们也可以通过购买的书籍、唱片,或者在旅游过程中直接向导游、演员学习。对于那些专业的研究人员来说,这些相关商品,加上当地文化馆的相关资料,也是相当丰富的一手资料了。 其次,是同一乐种的音乐形式有所区别。以采风所搜集到的打镏子和摆手舞素材为例:

  1、打镏子

  打镏子在保靖县一般以三人镏子和四人镏子为最常见的组合形式。四人镏子由土制大锣、马锣(即小锣)和两副钹组成。大锣音色低,马锣音高,对比强烈,两副钹以闷钹快速演奏为主,节奏复杂,难度较大;三人镏子是在四人镏子的基础上去掉马锣而成,用“柳钹”[2]取代马锣领奏,这对钹的演奏技术要求更高。从这种组合形式可以看出,当地打镏子主要以纯打击乐形式为主,依靠丰富多变的节奏来展现其音乐魅力。即便今天镏子队的人数可能有所扩充,但仍然将挖掘节奏为主要手段,注重乐器(尤其是钹)对各种节奏的演奏技巧。乐手们根据各乐器的特性,运用相应的演奏技巧和节奏型相互配合,以最为贴近现实的音色和声效将各种生活场景、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

  在张家界,打镏子则以五人镏子居多,即在四人镏子的基础上加一支土唢呐,故又叫“五人吹打”。与保靖县的镏子相比,表面上只是人数、乐器的增加,然而这其中却有了质的区别,即从纯打击乐变成了带有旋律的打击乐。在张家界地区的民俗村一类场所里,镏子队一般都采用带有唢呐之类的旋律乐器的组合形式,而且很多曲目都是从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民间曲调改编而成的。这无疑是土家族音乐在旅游地区为了迎合大多数旅游者的欣赏审美习惯的结果,对于一般的听众来说,比起纯节奏性的三人、四人镏子来说,富有旋律性的五人、六人镏子当然更具有吸引力。

  2、摆手舞 摆手舞在保靖县主要还是在春节期间的调年会上表演。表演者一般不是专业表演人员,而是一般都是有其他固定职业的当地群众。到了跳调年舞之前,再临时自发的组成舞队排练。然而在张家界,摆手舞却不再受时间的约束,为了吸引游客,张家界的摆手堂里几乎天天都有摆手舞表演,完全融入商业性的娱人表演。如此一来,张家界的摆手舞表演者的服装、道具就比保靖县的好得多。另外,在人数上也更多,表演时的队形变化也更为丰富。 在传承方面,保靖县有两种情况:第一,当地老百姓在过年的欢庆节目上,或者表演队排练的时候,“看”会的。这种途径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心授”;第二,当地的文艺表演单位专门为某种演出或者比赛而编排摆手舞。这种情况下,往往包含老师与演员之间的教习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迎春庆典上的自娱自乐,还是参加比赛的表演队,其中的成员都是当地的土家族百姓,他们在不跳舞的时候是有其他正式职业的。因此,他们所采用的动作容易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如此一来,他们自己跳得起劲,观众看着也很亲切。同时,也是由于调年会的自发性,使得表演者们对服装、道具、舞台布置等等的要求相对较低。他们的观众也因为平时就相互认识,观看表演也以捧场、热闹、感受气氛为主,并不会计较其他。

  在张家界,摆手舞主要由专业的表演人员进行演出,动作也常常有专门的老师来编排。但由于他们相对离摆手舞最初所表达的生活内容较远,其动作无论从选择、编排还是表演各个方面都与实际生活产生距离,不能从日常生活中体验,而只是模仿。不过,由于表演者和编排者大多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他们往往可以通过队形变化,舞台定位等方法来弥补之前的不足。此外,由于当地的摆手舞表演单位隶属于各旅游景点之内,其经济条件相对宽裕,服装、道具、舞台布置等方面的质量就比较高了。

  (二)两地民间音乐生存环境之差异

  针对以上两地土家族民间音乐现状的比较分析,探究导致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两地不同的生存环境是造成土家族民间音乐现状差异的主要因素。

  保靖县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畜牧业和矿业,当地的经济结构仍然以农业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农副产品为主。又由于地域面积的局限、交通不便利、对口销售对象有限等诸多原因,使得当地的矿业、畜牧业以及农副产品的生产不能形成较大规模。这些使当个经济水平很难有较大的提高,基本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这就为薅草锣鼓一类的民间音乐的留存提供了相对应的生活基础。另外,由于交通的不便,生活水平的有限,使得当地的人口流动(尤其是外地人口流入)幅度不大,也使得一些纯享受型服务及休闲娱乐方式(诸如电影、卡拉OK、迪斯科等等)在当地得不到普及。这无形中保护了土家族的一些传统习俗和娱乐活动,哭嫁、跳丧仍能在当地盛行,盘山歌、打镏子、唱土戏等等也很少被其他音乐文化冲击。然而,正是由于保靖县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使得毛古斯舞、梯玛神歌等乐种在失去相对应的生活内容后,又得不到来自其他方面经济、政策等扶持,最后失传。

  再来看张家界,其总面积达9563平方公里,其中的武陵源地区奇峰林立、造型生动、沟谷纵横、植被茂密,为世界所罕见。1988年8月,当地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12月,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使得旅游业在当地兴盛起来。在得到湖南省委、省政府的肯定下,张家界制定了“旅游带动”的发展战略,明确地把旅游业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作为富民强市的支柱产业。当地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农业已经不再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以此为基础的农副产品也只是作为旅游经济中的旅游纪念品中的一个小环节在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酒店、餐厅、旅游团、快速照相等服务行业,土特产、民间工艺品、特色邮票、纪念册等旅游产品的迅速兴起;除此之外,由于旅游的发达,当地与其他地区的交通、信息交流、当地的邮电业、运输等也随之发展起来,对外贸易、吸引外资等等一系列的举措相对容易落实,这反过来又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当地人的就业结构自然也随之改变,真正下田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而以服务生、导游、商贩等服务性行业为职的人越来越多,原来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内容、价值取向、艺术审美等等也被改变。传统的土家族生活习惯逐渐被城市化、现代化,哭嫁、跳丧、调年会等传统的土家族生活内容逐渐消失,而与之相对应的音乐形式也就逐渐失去了生存载体,眼看将要销声匿迹。然而,事有转机。湖南省政府在湘政发[2000]8号文件中指出:“要支持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加快旅游景点和旅游线路的开发,大力发展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旅游”[3];此外,在湖南省旅游管理条例第七条中也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应当……开发旅游产品,丰富旅游文化生活”[4]。在以上条例的指导下,张家界市朝着生态旅游城市的方向努力,把神奇的山水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文化相结合。于是,文化旅游又给土家族民间音乐带来生机:土家族的民间音乐成为当地旅游的重要内容,土家族音乐表演、土家族民俗表演、土家族工艺以及相关的画册、图书、唱片等等在这大好市场里抢尽风头,失去生活载体的哭嫁歌、土家情歌、梯玛神歌、毛古斯舞、薅草锣鼓等等土家族音乐又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

  三、思考及批评

  综上所述,保靖县相对封闭、较为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环境与张家界相对开放、以旅游产业为经济支柱的环境差异,导致了两地土家族民间音乐现状的截然不同。可见,生存环境对民间音乐的留存状态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大多数音乐学者们可能在为保靖县案例中土家族民间音乐的“原生态”现状表示欣慰、向往的同时,也为张家界案例中民间音乐传统功用、传播传承方式的转变而担忧。然而在笔者看来,保靖县案例中土家族民间音乐能大体保持传统模式留存至今,固然值得我们珍惜、重视,但张家界土家族民间音乐新的社会功用、传播传承方式也同样具有其社会价值和意义。是否处于“原生态”不应该被作为评价现存民间音乐的唯一标准。

  从保靖县案例来看,当地土家族民间音乐的“原生态”现状仍然令人担忧。

  首先,当地民间音乐的“原生态”能否一直保持还是疑问。虽然各乐种的功用以及传播传承方式仍基本与传统保持一致,但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因素,即当地传统土家族民间音乐主要流传于中年以上人群。而当地大多数青年都因为上学、或者打工等原因长期生活在外地。他们的音乐审美、娱乐兴趣很有可能不再是那些传统的土家族民间音乐,而是受到他们生活区域的影响。并且,很有可能由于过年反乡、与外界的联姻、在外发迹之后与家乡建立经济往来关系等等原因,把外界的生活习惯、娱乐方式等带回老家,对当地民间音乐的“原生态”产生影响。

  其次,当地现存民间音乐虽然基本上与传统保持一致,却是以个别乐种的失传为代价。如果假设当地土家族民间音乐仍然以传统功用及传播方式来延续的话,随着今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化生活用具的普及、周边交通的日益发达等等,当地人未必不会认同外来的生活方式而自动放弃原有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习俗。如此一来,失传的乐种很有可能越来越多。一味追求所谓的“原生态”只会给民间音乐的留存增加阻力,最终将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再次,对当地土家族民间音乐的“原生态”现状进行人为的保护并不可取。原因有两个。第一,民间音乐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保护民间音乐的“原生态”首先要保证相应民间文化的“原生态”。然而,民间文化的形成依赖于当地的劳动生产水平,而它的进步与发展具有客观性,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以此为基础的民间文化的变化便是必然的结果。随着物质条件的日益发达,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势必会造成各自文化的相互影响。第二,即使我们能够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给予扶持,尽量降低当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减少外界的干扰,成功地保护了当地的“原生态”音乐文化,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无形中也使它成为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其中的人、人的活动,当然也包括音乐文化都与外界现实脱离开来,不发生相互的关联。这样的状态与民间音乐产生于民、流传于民、服务于民的本质相悖。

  然而,从张家界案例来看情形却是不一样的。虽然当地土家族民间音乐已离“原生态”相去甚远,但它们却依然保留着社会价值。

  第一,当地现存的土家族民间音乐种类相对全面。我们权且先把功用放到一边,仅看现存乐种的数量,当地就比保靖县多。在保靖失传的梯玛神歌、毛古斯舞、情歌等等在张家界仍然得以保留。虽然类似毛古斯舞、梯玛神歌等乐种存在留存曲目不全的情况,但在大致的音乐形态和音乐风格上与传统并没有很大的出入。这为民间音乐的音乐本体研究提供了条件。

  第二,虽然当地大多数土家族民间音乐的传统功用已经丧失,但其新的功用,无论是表演性、商业性、娱乐性,却都还是以广大群众为服务对象,并且具有参与性、即兴性。另外,当地的民俗歌舞表演,虽然以盈利为目的,却已融入到“文化旅游”这一大标题下。对于表演者来说,土家族民俗歌舞的表演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旅游者来说,欣赏歌舞表演又是他们旅游生活的一个环节。从这些角度来看,当地的土家族民间音乐并没有失掉民间音乐最根本的存在价值。

  第三,当地土家族民间音乐在成为商品、流入市场之后,其流传渠道更加繁多、流传范围更为广泛;同时,也因为成为文化旅游的一个环节,具有了纪念价值,其接受人群也得以扩展。此外,由于当地土家族民间音乐以商品的形式融入商业营运,具有经济效益,所以当地参与表演、给予经济支持的人数也有所保证。这些因素都使得土家族民间音乐在当地的留存更为顺利。

  第四,当地土家族民间音乐的转型并非当地政府、旅游经营者或者当地百姓单方面促成的,而是提供民间音乐服务的经营者、表演者与接受、欣赏这些民间音乐的旅游者之间双向选择的结果。当地土家族民间音乐即是被当作一种商品,就必须顺应市场中供求平衡的规律。旅游者来到张家界欣赏土家族民间音乐表演,并不纯粹的为了音乐审美,他们还作为陌生人来接触、了解该音乐文化,这其中包括着猎奇、娱乐等消费心理。所以,他们并不会因为该音乐文化与自己原有审美习惯、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排斥心理,或者对之加以改造的欲望。因此,当地的土家族民间音乐在其功用、传播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并不会导致其音乐形态、风格、表演等方面的失真。 有史以来,无论是民间音乐所处的环境,还是民间音乐的产生、传承、发展,或是它的音乐形态、社会功用、流传范围,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那些今天被我们称为“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未必就与它最初的状态一致。一味强调保护民间音乐的“原生态”、或者将研究局限于对“原生态”民间音乐的范围内的做法,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看待民间音乐在当今社会的变化对于研究民间音乐是必须的。而对于民间音乐的研究,除了对音乐本体的搜集、整理、分析,对传统功用、传承方式的理解之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思考。 仍以张家界为例。土家族民间音乐与当地经济就有着微妙关系:土家族民间音乐因为文化旅游得意重生,而这些独特的土家族民间音乐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走俏又反过来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卖点之一,促进了当地的旅游消费,提高了当地文化旅游的创收额,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不可小看。换句话说,当地土家族民间音乐在文化旅游的大背景下,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与当地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升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此一来,虽然当地土家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已很少有薅草、哭嫁、跳丧、祭祀之类的活动,这些土家族民间音乐在当地的社会作用也有所变化,却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这些问题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结 语

  通过对保靖县和张家界两地土家族民间音乐之现状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民间音乐的生存环境对其留存有着重要影响。土家族民间音乐在保靖县的“原生态”现状虽然倍受音乐学家的珍视,但它在张家界以新的社会功用及传播方式得以重生同样具有研究价值。不论是其功用的商业化、功利化、世俗化,传播途径的产业化、媒介化,都是土家族民间音乐与当地环境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与此同时,土家族民间音乐在当地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

  其实,民间音乐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一样,都处在与外界的不断交流、融合、渗透、或者冲突、排斥之中。某个具体的民间音乐是否因为某个或某些外界干扰源发生变化、发生哪些方面的变化、变化成什么样子,取决于该民间音乐之流传区域的经济条件、政治背景、所处的文化阶层等与干扰源所处环境中对应环节的差距大小、共同点多少、接受人群对干扰源及其环境认同程度的深浅等诸多因素。因此笔者认为,与那些呼吁保护民间音乐“原生态”、将民间音乐研究局限于“原生态”民间音乐范围之内的做法相比,将民间音乐的留存、以及留存过程中发生的转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分析民间音乐与当代社会主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新的社会作用及价值更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柏贵喜:《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北京,2001年11月,第1版。

  2.戴楚洲:《张家界旅游指南》,华文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3.段超:《土家族文化史》,民族出版社,北京,2000年9月,第1版。

  4.冯明洋:“知识经济的文化分流与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世纪之交关于传播与传承的思考”,《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P.20—21,13。

  5.胡炳章:《土家族文化精神》,民族出版社,北京,1999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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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修海林:“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

  P.4—10。

  8.余咏宇:《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1] 盘歌:土家族人在山上、户外或会场用对歌的方式相互询问、打趣、斗嘴等等。这种形式即盘歌。

  [2] 柳钹:三人镏子的一种演奏技法,用一钹边轻击另一钹碗。

  [3]转引自戴楚州:《张家界旅游指南》,华文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P.205